中國官僚政治的典型形態是「士大夫政治」，即由士人或文人充當官僚。這是傳統中國最重大的政治特點之一。秦帝國任用專業文法吏的政治形態，並沒有維持很久；在漢代，文吏逐漸被士人排擠，士人佔據了政壇的中心。
有人不認為儒生與文吏的區別有多大意義，儒生也好、文吏也好，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1)。另一方面，用非專業的士人承擔官僚政治，卻引起了來自不同文化傳統者的重大關注。法國學者白樂日評價說：「中國士大夫……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專門化。」(2)美國學者賴文遜評價說：「他們的人文修養中的職業意義，就在於它不具有任何專門化的職業意義。」(3)社會學家韋伯也看到中國缺少專家政治：「士大夫基本上是受過古老文學教育的一個有功名的人；但他絲毫沒有受過行政訓練。……擁有這樣官吏的一個國家和西方國家多少有些兩樣的。」(4)
進而人們看到，士人政治與軍人政治也大相異趣。利瑪竇在中國驚訝地發現，中國是由「哲學家」們統治的，「軍隊的官兵都對他們十分尊敬並極為恭順和服從」(5)。歐洲中世紀有一個騎士階層，「於是歷史被縮減為君主的榮譽與騎士的美德的展示」(6)；而這與中國的「文士」恰好形成對比，中國歷史經常被縮減為皇帝仁愛和士人德才的歷史，士人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日本的「武士」階層以「刀」為「武士之魂」(7)，「刀」成了民族性格的象徵物，武士們5歲開始就學習用刀(8)；中世的武士教育內容就是習武(9)。羅素有言：「哲人是與武人大不相同的人物，由於哲人的治理而產生的社會也和武人統治下產生的社會截然不同。中國和日本就是這種對比的實例。」(10)雷海宗先生稱秦漢以後的中國文化是「無兵的文化」(11)，這曾引起若干學者的共鳴，把它視為「劣根性」和「積弱」的根源(12)。
春秋戰國之際，社會中演生了一個士人階層，此後他們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包括政治社會的等級安排。本書上編第一章第三節闡述了「品位結構變遷的四線索」，即「貴—賤」、「士—吏」、「文—武」與「胡—漢」。「士」與「吏」、「文」與「武」的問題，都直接與士人階層相關。「貴」與「賤」、「胡」與「漢」也與士人階層相關。第一章第四節還提出了「品位結構三層面」的概念。在這個架構中，「士」之身份資格，是同時在「官—官」和「官—民」兩個層面被規定的。在「官—官」層面，他們成了「士大夫」，並與軍官、胥吏等區分開來；在「官—民」層面，「士為四民之首」，在官民間佔據了一個結構性位置。
在唐宋明清，通過文化考試而來的學歷，成為一種正式資格，士人的社會資格和任官資格。由此，中國傳統國家與社會的一個特點，即「品級、等級和階級的更大一致性」，就顯露出來了。「士」的基本特徵是「學以居位」，帝國統治者因其「學」而予其「位」，士人在王朝等級和社會分層中的地位，由此而定。不過，「士大夫政治」經歷過曲折發展歷程。在某種意義上，周代政治形態已略有「士大夫政治」的輪廓了。但戰國秦漢間發生了歷史的斷裂，文吏和軍吏一度霸佔了政治舞台。漢代士人進入政權了，並在魏晉以降，經「門閥化」而獲得了特殊顯貴地位。在北朝與隋唐，士族門閥開始衰落，「士人的門閥化」的趨勢轉變為「士族的官僚化」。
我們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中，從「三層面」和「四線索」出發，通過比較前朝與後代，觀察秦漢品位結構中「士」的地位的。下文將討論三個問題：第一，選官體制和資格管理中的「士」的安排；第二，社會身份結構中「士」的免役特權；第三，王朝禮制中對「士」的特殊禮遇。
一 選官與資格視角中的士人
春秋以上「士」，可以是貴族最低等級之稱，也可以是貴族之通稱，包含卿大夫在內。公、卿、大夫、士都取決於家族地位和宗法身份。貴族既是行政政治的承擔者，又是一個文教深厚的階層。他們從小接受「六藝」，即詩、書、禮、樂、書、數的教育。據說做大夫得有九種能力——「九能」：「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13)「士」這個稱謂，由此就具有了濃厚的「文化人」意味。他們屬「君子」階層，是道德與禮樂的代表者。而「君子」那個詞恰好也有雙重意味：既指身份高貴的人，又指擁有道德才藝的人。
周代政治體制已孕育著士、吏兩分的格局了。其時的政務承擔者分兩大層次：有爵的貴族卿大夫士和無爵的胥吏。有爵者以采邑、祿田的報酬方式，胥吏則以「稍食」為生。古文字中「吏」與「事」原是一個字，「吏」即任事者。所以「吏」這個稱呼強調的是職位和任職能力。府、史、胥、徒承擔各種細小的職役，屬「庶人在官者」，屬「小人」。「君子勤禮，小人盡力」(14)。質言之，在周代政治結構中，已蘊藏著後世士、吏兩分的制度先聲和觀念先聲了。制度先聲就是「爵祿—稍食」體制，前者乃品位分等，後者則蘊含著職位分等的種子；觀念先聲就是士大夫被視為「君子」，胥吏等於小人。
周代貴族又是文武不分途，「允文允武」的。顧頡剛先生有言：「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為低級貴族，居於國中（即都城中），有統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15)不光是士，卿大夫也往往如此，像晉國六卿，就同時又是三軍將帥。貴族教育「六藝」之中，射、御都是軍事技能。劉師培《論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國》指出，周代「士」乃軍士，國子學習干戚之舞，選拔人才用射禮，由軍官司馬負責(16)。那麼學校、禮樂、選舉、進士制度，都帶有軍事色彩。
由此看來，周朝品位結構的特點，就是貴賤不通，士吏有別，文武不分。這些特點，被戰國秦漢間的劇烈社會轉型打斷了。貴族制度衰落後，士人分化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各國都通過軍國主義措施來推動富國強兵；官僚政治日新月異，新式吏員崛起，文武明確分為二途；法治需要和耕戰需要，造成了文法吏和軍吏的特殊尊貴地位。
這時候「人」與「職」發生了分離，士、吏、文、武等概念發生了交叉。職類、位階與群體歸屬不一定對應，文職與武職、文號與武號不等於文人與武人。文人可能出任武職、擁有武號，武人也可能出任文職、擁有文號。儒生也可能擔任文法吏職，這時從群體歸屬說他是士人，但從所任職務說他也是文法吏。
較之周代的貴賤有別、士吏有別而文武不分，秦漢帝國品位結構，一度「貴賤相通」、「文武有別」、「士吏無別」。當然這是「概而言之」的，具體詳下。
首先從「貴—賤」線索看，漢代官僚政治的特點是「布衣將相之局」，選官並不限定於某個特別的高貴階層，身份性相當淡薄，小吏亦可遷至公卿，是為「貴賤相通」。官秩和爵級都是可變動、可晉陞的，入仕者因官而貴、因爵而貴。用做官階的祿秩來自周代胥吏「稍食」，甚至直接承襲了「稍食」以「若干石」穀物額度為秩名的做法，這是一種面向吏員的管理方式。
再從「文—武」線索看，在職位設置和職類劃分上文武分途，吏員有文吏、有武吏、有軍吏，各有不同冠服。漢代朝位遵循「文東武西」規則，即文官和武官東西兩列對立。在秩級安排上，文官用「正秩」，而武官用「比秩」。就是說漢代品位結構上「文武有別」。但也要指出，秦漢職類上文武有別，但官僚遷轉上文武無別，文官可以任武將，武將也可以任文官。而且漢代的品位結構，其「尚武」的色彩比後代濃重得多：二十等軍功爵變成了社會的基本身份尺度，這與歷史後期科舉功名構成了社會身份的情況，形成了明顯對比。「大將軍」、「將軍」被用作輔政者的加銜(17)，而這與後世用「大學士」作為輔政者的加銜，也構成了明顯的對比。漢代「校尉」有時被用作儒者的榮銜(18)。郎署是王朝選官的樞紐，郎官具有濃厚品位意義，而郎官本是執戟宿衛的士官，這種晉身之階也是「尚武」的。「允文允武」的古老理想，依然是官僚形象的典範(19)。
再從「士—吏」線索看，秦帝國「焚書坑儒」，漢帝國也是「以吏治天下」的。文法吏沿行政等級向上伸展，一度彌平了周代品位結構中士大夫與胥吏的鴻溝。秦漢的文法吏沒有顯示出跟哪個社會階層有特殊關係，其品位特權比後世少得多。在剛剛登上政治舞台時，文吏還沒有馬上發展為「官僚階層」，只是作為「新式吏員」活動著。隨漢武帝獨尊儒術，「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20)。帝國品位結構中由此出現了新的因素。但儒生加入行政官僚隊伍之後，相當一段時間中，其遷轉被視之如吏，原則上要經郡縣吏職、為「鄉部親民之吏」。南朝沈約、宋人劉邠及徐天麟，都敏銳注意到了漢代仕途士、吏無別、不同於後代的重大特點(21)。冷鵬飛先生的研究顯示，西漢之由太學射策入仕者不過寥寥數人，而東漢103名太學生之可考者，無人由太學直接入仕，「這說明東漢時期太學生考試制度雖然存在，但經由考試入仕的太學生是很少的。據文獻所示，許多太學生卒業後的出路是『歸為郡吏』。」(22)小吏亦能由卑而顯，士人亦須由吏而顯，若以此兩點與後世比，則秦漢官僚等級管理上的「士、吏無別」是相對突出的。
然而儒生與文吏並立朝廷，畢竟帶來了最初的士、吏之別。這時候的士、吏區別，我們發現其「分類」意義大於「分等」意義。具有品位意義的相關制度安排，是辟召「四科」與察舉諸科。這些科目承載著選官資格，而我們已把「資格」列於「品秩五要素」中。在歷史後期，科目和學歷變成了最重要的品位安排之一。那麼它們在帝制初期，是什麼情況呢？
首先看「四科」。漢代選官以「四科」取士，「四科」即德行科、明經科、明法科和治劇科(23)。（「劇」是難治的縣，能治理這種縣的人才稱「治劇」。）丞相任用吏員，或三公征辟掾屬，都按「四科」分類任用。丞相府的西曹南閤祭酒、侍中，按規定應該用德行科；議曹、諫大夫、議郎、博士及王國傅、僕射、郎中令等，按規定應該用明經科；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市長丞、符璽郎等，按規定應該用明法科；三輔令、賊曹、決曹等，按規定應該用治劇科(24)。德行、明經兩科偏重儒生，明法和治劇兩科偏重文吏。「四科」資格是並列的，無尊卑優劣之別。
其次看察舉諸科。漢文帝舉賢良，漢武帝舉孝廉，漢代察舉制由此而成立(25)。由此各種察舉科目，就成了前所未有的官僚資格，從而具有了品位意義。從察舉科目看，賢良、文學、方正、明經、有道、至孝之類，以德行和儒學為條件，顯然是面向士人的。「明陰陽災異」科也不妨說是面向士人的，因為漢儒與方士合流，喜歡因災異以說治道。而如明法、治劇、勇猛知兵法、能治河者之類科目，則以政事為本，士人在這些科目面前處於劣勢。秀才科主要面向在職官員，無儒、吏之分。孝廉科則同時面向儒生、文吏。東漢順帝的孝廉考試制度，就是「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26)，以儒生、文吏分科的，從制度上兩種資格也是比肩並列的。
總觀漢代「四科」和察舉科目反映出的儒、吏關係，從資格分類說，儒、吏有別；就資格分等說，儒、吏無別。士人參政後，其在品位結構上最初造成的士、吏之別，主要體現在橫向的資格分類上，而不是縱向的資格分等上。結構性的分析，向人們展示了漢代察舉科目與唐以後科舉科目的主要區別之所在。如果說唐代「明法」之科，多少還帶有漢代科目體制之餘緒的話，宋以下諸科向「進士」一科集中，則無論從分等還是分類看，科目已完全面向士人了。
兩漢四百年中，貴、賤、文、武、士、吏各種因素在不斷沉浮演變著。漢代儒生與文吏間既有疏離、衝突，二者又在緩慢融合。因朝廷崇儒，文吏開始學習經典而逐漸「儒生化」了；而儒生士人們日益熟悉了文法故事，也趨於「文吏化」了。經兩漢幾百年發展，士人已是一個文化雄厚、影響巨大的社會階層了。他們成為官僚隊伍的主要來源，即令未仕，也被人稱為「處士」。「處士」之稱明有待價而沽之意，暗示了朝廷屈尊禮賢的義務。東漢畫像石中有一位乘牛車的「處士」，縣功曹居然向其跪拜(27)。一旦在士林獲得好評、贏得「士名」，則州郡察舉、公府辟召紛至沓來。所以時人感歎著「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28)，「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29)。可見漢末士林的人物品題，已在相當程度上支配了朝廷選官。有個著名隱士叫黃叔度，當時的三公陳蕃有言：「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30)還有個民間經師鄭玄，董卓時公卿們舉其為趙相，袁紹征其為大司農(31)。大名士竟被視作公卿之選，可以逕登公卿之位。概而言之，秦漢文吏並不來自某個特定的社會階層，但漢末選官已明顯向一個特定的階層——士人——傾斜了；士人階層已推動了一種社會期待，官場也出現了一種選官新例：給予名士或士人以更高起家資格，高於非士人的普通吏員的起家資格。
起家資格上的「士優於吏」，由此而始。秦漢的典型仕途，本是先做郡縣小吏，然後再依「功次」逐級陞遷。尹灣漢墓出土《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所記遷、除實例約110多個，其中標明「以功遷」的就有70多例(32)，佔到了65%。又據廖伯源先生統計，尹灣漢簡中屬吏以功次陞遷為朝廷命官的，佔到45.54%，「則屬吏與朝廷命官之間，並無所謂非經傳統所知之仕途不得跨越之鴻溝」(33)。當然廖先生這話還不全面，多少忽略了「郎署」這個選官樞紐。自漢初就有「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34)的情況。東漢「孝廉察舉」與「公府辟召」呈現為兩大選官樞紐和渠道。郡縣的吏員與士人經察舉孝廉或辟召公府掾，方能獲得更高資格，由此成為朝官並繼續遷升。秦漢的「以功遷」制度本是個連續性的仕途，而今被「攔腰斬斷」了，呈現出了階段性和層次性(35)。進而隨士人的影響力上升，這兩途逐漸被儒生名士所充斥了。孝廉越來越多地面向儒生，郎官隊伍日益「士人化」。許多官職，被特別指定為「孝廉郎作」，非孝廉的郎官不得予其選。公府掾也是如此，越來越多地以名士為人選。大量名士直接由州郡察舉、公府征辟入仕，非士人的單純文吏難以晉身了，只能長居小吏干佐。這意味王朝的資格管理，在「分等」上也開始向「士階層」傾斜了。中國官階史上的「士、吏有別」以及「流外」制度，由此發端。
東漢王充對儒生、文吏問題曾有專論，他的看法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闡述了儒生與文吏各有不同政治功能。第二，他還指出「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36)。這說法也大有深意。看不出文吏與哪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有特殊關係，朝廷就是他們的「家」，統治者也拿他們當「子弟」。儒生可就不一樣了，他們居官之後，其背後還有一個士人階層。文吏是職業吏員，是忠實貫徹指令的行政工具；儒生卻有自己所奉之「道」，他們經常據「道」抗「勢」，以其政治理想衡量和改造政治，跟統治者並不完全「同心同德」。「賓客」的比喻，很形象地反映了士人官僚在文化上的相對獨立性。在簡單化了的「階級分析」中，「道高於勢」被鄙夷為「知識分子的自戀」；但從政權類型的角度看，「士大夫政治」確實是各種政治形態中獨具特色的一種，對中國史的影響至深至巨，包括等級秩序。
如果說漢末選官的「士、吏有別」還只是初具輪廓的話，魏晉以下那種區別就充分制度化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東漢官僚發生了三個重大變化：第一是吏員的「官僚化」，職業吏員群體逐漸演化為一個「官僚階級」了；第二是官僚的「世家化」，先秦一度中斷的「世家」傳統，在漢代開始再度緩慢積累起來，出現了若干世代居官的門閥；第三就是官僚的「士人化」。三個變化的「疊加」，使漢代的「士階層」在魏晉間發展為「士族階層」，並波及到品位體制上來了。其體現至少有四。
第一是察舉制的變化。魏文帝時的孝廉察舉，「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因襲了東漢的儒生、文吏分科；魏明帝則不同，「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37)，這等於取消了單純文吏的察舉資格。西晉秀才科實行了對策，對策逐漸變為一種文學考試，那麼秀才科變成文士的晉身之階了。由此，孝廉和秀才兩科都面向士人，成為「士」的資格標誌，而把非士人的「吏」排斥在外了。唐代科舉進士試詩賦、明經試經學，這種兩科並立體制，由此發端。從「資格」角度觀察，科目作為重要的品位性安排，開始佔據主導了。
第二是魏晉以下實行的九品中正制。這個制度規定，由「中正」之官根據德才，把士人品評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通常要任以名士，品評標準也是「士人化」的，而這就意味著，中正品是一種偏向士人、偏向名士的品位安排。非士人者是難以獲得中正品的，他們就只好去屈就九品以下的吏職，或者軍職了。南朝還有明確的「二品士門」、「吏門」和「役門」概念。「役門」是編戶，「吏門」就是中正品太低、只能充任低級吏職的人。「士、吏有別」之制，由此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多數學者認為，中正人選用名士、中正品評稱「清議」，都是受了漢末士林品題的影響；而漢末士林品題對王朝選官的影響，其所造成的「吏」的仕途阻隔，已見前論。中正制維護了門閥選官特權，這一點已是學者共識。也就是說，九品中正制是一個具有階層針對性的制度，那個階層就是文化士族。
而且中正制度還以一種特殊形式，強化了對士子的身份管理，那就是「王官司徒吏」制度。對這一點，研究中正制的人很少言及。司徒府負責中正品評，得到其品評的士子由此擁有了選舉資格，就成為「司徒吏」。曹魏正始年間，「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佈，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38)。「王官」是郎官，屬散官，他們和「司徒吏」都處在候選狀態，並不在職；但因他們已得到中正品評，所以就進入中央人事管理的範疇，不屬地方了(39)。司徒吏被免除了編戶所負擔的征役(40)，但要「應給職使」，即承擔某些定期職役和臨時差使(41)。西晉擁有中正品的司徒吏，大概也在兩三萬人以上(42)。可見九品中正制以「司徒吏」的方式，賦予「學以居位」的士子以特殊社會政治地位。漢末士人的居位資格還只是潛在的，或說慣例性質的，中正制則使之更為制度化了。在這個意義上說，「司徒吏」這個人群，與歷史後期的舉子、生員人群，具有類似的身份。
第三是選官論「清濁」的制度。朝廷的官職被分為「清官」和「濁官」，文化士族只任「清官」，或只從「清官」起家。寒庶之人不能染指「清官」，只能任「濁官」了。清濁制度，可以看成是中正品的進一步發展。「清」這個概念，本是個用以描述與士人相關的事象的用語，如士人的節操稱「清節」，士人的才華稱「清才」。在中古時代，「清族」、「清華」被用於特指士族門第。所謂「清官」多是文翰性官職，如秘書郎、著作郎之類，這反過來表明中古士族是文化士族，所以他們的特權性起家官偏重於文翰。
第四是南北朝時形成的「流內流外」制度。九品中正制本來有9個等級，中正二品以上是士族的品第，中正二品以上官是士族所做的官。而北魏孝文帝很有創意，他把中正品三至九品7個等級，轉化為官品中的流外七品了，「流外」制度由此而生。比如，某官原先由中正三品的人擔任，那麼現將此官降為流外一品；某官原先由中正四品的人擔任，那麼現將此官降為流外二品……；至於此前二品士人所任之官，則留在官品九品之內。這樣，流內九品面向士人，流外七品面向吏員的體制，就正式出現了。孝文帝說得非常清楚：「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43)流內流外之別，就是「君子」、「小人」之別。梁武帝稍後也實行官品改革，設十八班和七班，中正二品以上的人和官職置於十八班，七班是「位不登二品」的寒人寒官。北齊把流外七品增加到流外九品，其制為隋唐所沿用。可見，中國官階史上的流內流外之制，其實是從九品官人法脫胎而來的；流內流外之間的那道鴻溝，發源於中正品二品與中正三品間的那道鴻溝，「士門」與「吏門」之間的鴻溝。
因以上四制，「士、吏之別」大為強化了。魏晉南北朝「士、吏之別」的強化動力，在於東漢以來官僚的階層化、世家化和士人化。察舉科目、中正品制度、清濁選例、流內流外四制，是貴賤（士庶）有別的，重文輕武的，重「士」輕「吏」的。
由北朝進入隋唐，官僚政治重新振興，中古士族衰落下去了。中正制旋即被廢除，科舉制從察舉制中破土而出。學者對科舉制取代中正制的變革意義，給予了充分強調。競爭性的科舉考試打破了士族門第特權，為寒門學子開拓了晉身之階，大大強化了官僚隊伍的流動性。在學歷主導的資格制度下，再度出現了「貴賤相通」的情況。但另一方面，科舉學歷面向士人；就「面向士人」一點論，科舉功名與魏晉南北朝中正品，其實又是一脈相承的。從「士」的歷史發展看，漢代儒生、中古士族和唐宋文人是一脈相承。他們傳承的是同一文化傳統，並同樣以「學以居位」為特徵，只不過中古士族階層具有更大封閉性、特權性和家族性而已。
正是由於士階層發展的連續性，中古若干制度設置被繼承下去了，當然其形態和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像「清官」這個概念，就被唐王朝承用了。「清」構成了對職位等級的一種附加評價，是對官品的微調。「清官」和「清資常參官」子孫的起家資格，還因其父祖居於「清官」而提高一品，四品者相當三品，六品者相當五品(44)。禮制待遇上也有區別，例如四五品清官可以立私廟(45)。什麼人可以任清官也有資格限制，「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資之官」(46)。為什麼要優待清官呢？章如愚的說法值得參考：「唐之制雖不純於周，而其親近儒士之意，則猶古意也。何也？有常參官、有供奉官、有清望官、有清官，皆儒士也。」(47)可見「清」的概念仍與「士」密切相關。當然唐之「清官」與魏晉南朝還是不同了。魏晉南朝是「官因人而清」，士族習居之官就是清官，士族不居其官亦「清」，寒人居之亦不「清」；而唐朝則是「人因官而清」的，某些官職被確定為「清官」後，居其位則「清」，不居則不「清」。宋明清以後「清官」概念淡化，是因為科舉士大夫已成為官僚主體，大家皆「清」了。
被沿用的還有流內流外制度，它依然被認為具有區分君子、小人的意義，「吏」被塗抹為一個無道德的卑劣層次。宋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恥為之」(48)。明朝甚至把「充吏」用作對學子的懲罰(49)。漢代服制，文官一律服黑，小史與丞相皆同；所別僅在於冠梁，一梁或三梁而已。隋唐以下就不同了，禮制上士、吏有別了。隋制「胥吏以青，庶人以白」(50)，胥吏的服飾既有別於官僚，也有別於庶人。唐朝的流外官與庶人同服黃白，仍不同於流內(51)。元代「吏」地位一度頗高，但低級吏員仍有專門服裝，即檀合羅窄衫、黑角束帶、舒腳帕頭，儒官則用襴衫和唐巾(52)。明初一度士子與胥吏同服，但是不久，朱元璋就覺得有必要為士子另制巾服了(53)。
漢代的大夫、郎官和將軍、校尉，經魏晉南北朝，在唐發展為文散階和武散階，各29階。從職類管理來說，文武分途的制度更嚴整了。文武階的互轉尚無大礙。例如千牛備身和備身左右出身屬於武資，但有文才者可以由兵部轉到吏部，銓為文資(54)。武階出身者可換為文階，文階出身者也可以換為武階，「出將入相」很常見。不過隨「進士集團」崛起，軍人地位開始下降。相應地，與「武」相關的資格與品位，往往貶值。北周府兵號稱「侍官」，原系尊稱，在唐朝卻逐漸成了罵人話(55)。用於獎酬軍功的勳官，其品位待遇明顯低下(56)。唐後期三衛日趨猥濫，唐武宗下令終止衛官的「文簡」資格(57)。到了宋朝，「重文輕武」成為時風(58)，文資、武資界限森嚴，跨越互換異常艱難。明朝同品官員，武職遠比文職卑下。清末有位叫樊燮的總兵官去見撫帥，自以為是二三品官了，不肯向舉人師爺左宗棠請安；左宗棠遂稱「武官見我，無論大小，皆要請安」，大罵「忘八蛋，滾出去」。樊燮大受刺激，從此嚴課其子，功名務必超過左宗棠(59)。這個歷史花絮，也可反映出功名在區分文武上的品位意義。
那麼，現在就可以對「士」品位安排變遷，做一概括了。若把周王朝的「士」看成貴族通稱，而且是擁有文化教養者之稱，則周王朝「士」居「吏」上，即士、吏有別。而且這是一種貴賤之別。不過此時並沒有針對文士的特殊品位，因為歷史早期貴族是允文允武的，官制上文武不分途，「文士」沒有構成一個獨立人群。
漢帝國的品位結構，從資格分等上說士、吏無別，「儒吏」亦吏；但從資格分類上說則士、吏有別。辟召「四科」與察舉諸科中，面向士人和面向吏員的科目被明確區分開來了；博士、文學等屬文化職類，被列在「比秩」，行政吏員則在「正秩」（參看本書下編第五章第二節）。與此同時，二十等爵用為身份系統，將軍、校尉和宿衛郎官發揮著品位功能，這兩點給漢帝國的品位結構塗上了濃厚的「尚武」色彩。東漢的情況發生了不小變化，察舉、征辟逐漸向名士傾斜。士人往往直接由州郡察舉、公府征辟入仕，由此，士人與單純吏員的仕途起點出現明顯區別，那也是流內外制度的最初萌芽。
魏晉以來的中正品、清濁官之制，賦予士人——主要是士族——以特殊身份與資格；在中正品影響下，官品低端與其上段分離開來，由此演化出了流內外制度。科舉制由察舉制直接發展而來，上承察舉科目，科舉學歷在宋明清進而發展為主幹性品位；流外和文武分途，令胥吏和武人相形見絀。由此反觀漢朝，其士、吏無別，其文、武平等，就構成了早期帝國品位結構的重要特徵。
二 階層的標誌：士子免役
對傳統中國的社會等級，古人有一個「士、農、工、商」的經典表述。很多學者也採用「四民社會」的說法，並把這種特別的社會分類，看成是中國社會的重要特點。「學以居位曰士」(60)，以「學以居位」為特徵的士人成為「四民之首」，是「四民社會」最富特色的地方。按余英時先生的看法，作為「四民」之一的士階層在戰國就初具規模了(61)。費孝通先生指出：「紳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聯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一個重要的層次。」(62)張仲禮先生把「紳士」視為「階層」，這是一個「以學銜和功名劃分的集團」，其最低一級是8生員，而「生員」的確切意思是「官辦學校的學生」(63)。周榮德的考察也顯示，士人是一個階層群體，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套控制個人活動和相互關係的行為規範(64)。
當然也有青年社會學者，堅決反對把「四民」說成社會分層。社會學一般根據收入、權力和威望等來確定社會分層。但「階層」、「分層」之類概念，在社會學中的定義也有分歧，而且那些定義未必充分考慮過中國的歷史經驗。史學的概念運用是經驗性的，因而更鮮活，這時抽像概念的過度糾纏就顯多餘了。畢竟是中國史學家直接面對著中國史，不一定非得對社會學亦步亦趨。
那麼傳統中國的「士」，是否可以看成一個階層呢？很有意思的是，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的研究者，幾乎形成了一個共同認識，就是中國國家的若干制度設置，在塑造社會分層上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一點與西方的社會分層很不相同(65)，也是一種「中國特色」，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特色」。社會學研究者「可以把行政等級放入社會等級來研究，……中國政治和社會結構基本上是連續的」(66)的意見，完全適用於傳統中國。在「品位結構三層面」的概念中，我們設定了一個「官—民」層面，用以彰顯王朝品級在決定社會等級上的重大作用，即「品級、等級和階級的高度一致性」。有本於此，這裡對士人階層的關注，也集中在傳統國家的制度設置之上。
在認識「士階層」上，「免役」是個有幫助的線索。我們都知道，編戶的賦役義務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67)尤其是徭役負擔，「天下黔首，不憚徵賦而憚力役」(68)。徭役不但重於賦稅，而且是適齡人口的身份標誌(69)。「官紳等級與庶民等級的差別是多方面的，是否向封建國家承擔徭役則是主要標誌之一。官紳有免役權，而庶民必須服役當差。」(70)官貴們的田產大抵不能免稅，但其本人甚至家庭卻能免役，編戶就不一樣了。明朝是有田必有役，軍田出軍役，民田當民差，灶田當灶差，匠田當匠差；至於明清生員以上的士人，不但本人可以免役，其家庭還可以免差徭2人(71)。清順治五年（1648年）制，舉人、監生及生員免糧2石、免丁2人(72)。茲將洪武制度及清廷順治五年免糧免丁制度列表如下：
這個免丁和免糧的級差，以一種「數字化」形式，顯示了士人處於品官與平民之間的特殊地位(73)。乾隆元年（1736年）上諭：「任土作貢，國有常經。無論士民，均應輸納。至於一切雜色差徭，則紳衿例應優免。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員充當總甲圖差之類，殊非國家優恤士子之意。嗣後舉、貢、生員等，著概免雜差，俾得專心肄業。」(74)嘉慶十六年（1881年）上諭也這麼說：「齊民之秀，國家培養人才，身列膠庠者，各宜修潔自愛，豈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75)那麼免役特權，即可看成「士」居「四民之首」並構成階層的證據之一。
士人擁有特殊身份及免役權利，可能在周代就萌芽了。周朝國子學中的「學士」不服役，即「不征於鄉」(76)。由此形成了一個古老傳統：學士免役。孔子據說有三千弟子，其中很多一直追隨著老師，我們沒看到其課役跡象。其餘諸家的學士及弟子亦然。商鞅、韓非的敘述也都顯示，一旦成為學士，就可以「棄田圃」、「避農戰」了(77)。那在先秦似是一種「習慣法」。當然在授田制下，士人不服役，國家就不授田，不得授田就沒有家業。所以做學士也是有代價的，選擇了作學問，就得「棄田圃」，放棄受田。
漢武帝建太學，太學的博士弟子是免役的(78)。東漢後期京師的太學生曾達三萬餘人，他們都應免役。地方學官的學子是否免役，由長官自行決定(79)。那麼私學呢？秦禁私學，漢初朝廷大概也不許私學者脫役。但隨文教興盛、官學逐漸免役了，王朝就下令「通一經者皆復」，「復」即免役(80)，這應該就包括私學弟子了。很多私學弟子長年在外求學、「事師數十年」，不在原籍服役，朝廷也沒拿他們當逃亡人口。長沙走馬樓孫吳簡牘中能看到很多「私學」和「私學弟子」(81)，他們可以免役。魏晉南北朝以下，太學或國學生(82)，地方官學生(83)，得到官府認可的私學生，都可免役(84)。平民遷移，漢晉以來即有限制，但諸生四方遊學，王朝不禁(85)。順便說，宗教徒往往也可以免役(86)。我想那也跟學者免役的古老傳統相關，佛教、道教被認為也是一種「學」。所以教徒免役，是學者免役古老傳統的有力旁證。
唐代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生及俊士(87)等在校生，還有州縣學生，本人可以免役，而且還可以免課(88)。尋求科名者「名登科第，即免征役」(89)；若進士及第，還可以免除一門課役(90)，成為所謂「衣冠戶」。韓國磐先生說：「衣冠戶是科舉特別是進士科出身者的專稱」，他們是宋代「官戶」的前身；「唐代的衣冠戶和宋代官戶，都是在科舉制的形成、發展下而形成發展起來的。」(91)科舉制及授予學歷獲得者的相關特權，使士人繼續向一個特殊階層演進。至於尚未及第的舉子，唐朝也很樂意給他們特殊身份，比如讓省試不第、滯留京師的士子隸名於四門學，從而擁有了免役權(92)；甚至士人尚未省試，只要是有志舉業，也可以通過隸名中央和地方的官學，而獲得免役權(93)。舉子往往要離鄉「寄客」，王朝對這些「學宦者」不責以「浮浪」之罪(94)。非官學的學子，地方長官也可能格外開恩，免其徭役(95)。當然，私學的法律地位是低於官學的(96)。
宋代的太學生有免役權(97)，州縣學生也免役。「上戶多是衣冠讀書赴舉仕族」(98)。宋徽宗崇寧年間：「凡州縣學生曾經公、私試者復其身，內捨免戶役，上捨仍免借借如官戶法。」(99)上捨生已可享受「官戶」的待遇了。大觀三年（1109年）據朝廷統計，全國24路學舍95298楹，學生達167622人(100)。學者雲，其經費之大、學舍之廣，實為曠古未有(101)。
元代科舉很不發達，由科舉入仕者人數寥寥。但王朝特設了一種「儒戶」，儒戶必須送一人入學就讀，除納稅糧外，可免科差。儒戶不能世代承襲。北方儒戶經兩次考試確定，元太宗九年（1237年）取中4030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再經考試、分揀，定為3890戶。南方的儒戶不須經考試，由地方官奏報。至元二十七年的江南戶口登記表明，儒戶約為總戶數的1%左右(102)。
明代把儒戶併入民籍，但戶籍上註明為儒籍。士子從童子試起，即應登錄為「儒籍」(103)。《明進士題名碑錄》中每名進士籍貫之下，都註明「儒籍」等特殊身份。據顧炎武估計，天下生員不下50萬人，「一得為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因其優免特權，「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故生員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104)。宋代的地方學校生員，可達20萬，約占總人口的0.45%；明末的生員之數，陳寶良先生估計約在60萬以上，佔人口的0.46%(105)。（東漢後期的學生數量，我們推測也能接近這個比例。）
至於清代，據張仲禮先生統計，太平天國之前的生員與監生的總數為109.4萬(106)。這時候，這個人群依然享有法律、經濟和文化上的種種特權。朝廷經常申說生員不同於平民。學宮前的臥碑上鐫刻著順治皇帝的諭旨：「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107)康熙九年（1670年）上諭：「生員關係取士大典，若有司視同齊民撻責，殊非恤士之意。今後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報學政。俟黜革後，治以應得之罪。若詞訟小事，發學責懲。」(108)王朝給予了學子以法律特權。雍正四年（1726年）上諭：「士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者奉之，以為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為鄉人法則也。」(109)這「士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之言，被官僚士大夫視為「最高指示」而不斷地引述申說。
免役特權顯示士人處於臣、民之間，士人把「居位」作為政治期望，而朝廷也視之為一個官僚後備隊伍，一群「准官僚」，他們處於朝廷品官的下端，在等級管理上被置於一個特定層次。由此士人擁有了經濟特權、法律特權，以及更高的社會地位與威望。
三 服飾等級中的士子禮遇
學校的學生穿校服或學生裝，校服、學生裝當然不是「階層」的標誌，但在現代社會如此，傳統社會卻不一樣。魯迅先生的小說《孔乙己》，區分了「長衫主顧」和「短衣主顧」兩種人；「穿長衫而又站著喝酒」(110)，就是孔乙己所屬階層及其個人淪落的象徵。著名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把前去安源號召勞工的毛澤東畫成了穿長衫的形象。毛澤東本人對此不甚滿意，他說：「我在安源不是穿長袍，是穿短衣。」(111)學生與有身份的人都穿長衫，短衣是勞動者的裝束。毛澤東似是強調學生出身的他，那會兒已同工人階級打成一片了；現在畫成了穿長衫，看著就像沒打成一片似的。
傳統社會中的服飾是職業與身份的直觀標誌，特定人群穿著特定服飾，一望即知，王朝往往以法規規範之。士子也是如此，他們有特殊冠服，那往往還是朝廷正式規定的。「賢賢」本是中國「禮樂」的基本精神之一，士子們就是被培訓的賢者，是未來國家政治的承擔者。換言之，王朝是在其與政權的關係之中，處理這個人群的身份與地位的，包括他們的禮遇。冠服屬「禮」，「禮」是國家的制度安排，其基本精神就是區分尊卑貴賤，因而也是塑造「階層」的能動力量。透過士子冠服的變化，來旁證不同時期「士」的身份變化與品位安排，就是本節下文的目的。
學人有特定服裝，先秦典籍中已有若干跡象了。《詩·鄭風·子衿》，據小序說是「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中有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傳》：「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這說法應有某種歷史根據。孔穎達疏云：「《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112)那麼周朝的國子學生，可能穿著一種交領的青色服裝。《子衿》又云「青青子佩，悠悠我思」，那青年既有佩玉，應為貴族子弟。
戰國時代，國家對「士」的服裝似有專門規定。《管子·立政》：「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這裡的「士」，張佩綸釋為「不命之士」(113)。因上文云「官吏以命」，即官吏穿命服，則後文的「士」應指未命無官者，張說是。「帶緣」指帶子上的緣邊，那是平民所不能使用的。這也顯示處在官、民之間的士人，確實擁有一種法定身份，朝廷要專門安排其服飾。不要以為衣帶事小。賈誼《新書·服疑》特別指出：「高下異，……則衣帶異。」(114)
先秦有一種「儒服」，但它是逐漸成為「儒服」的，起初不是。《禮記·儒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115)。在春秋末，魯哀公還弄不清什麼是「儒服」呢，按孔子之說，那只是「其服也鄉」而已。《儀禮·士冠禮》：「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後氏之道也。」(116)胡適先生認為章甫是殷服：孔子「懂得當時所謂『儒服』其實不過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國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認那是他的『鄉』服，而不是什麼特別的儒服」(117)。
《墨子·公孟》也記載有「儒服」：「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自稱「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回答說：「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118)馮友蘭先生因而提出：「則公孟子之古言服，乃是周言周服，墨子時所謂『古』不必即『指被征服的殷朝』。」(119)錢穆先生乾脆說孔子之服就是士服(120)。不過我們看到，「章甫，搢忽，儒服」是被看成一種特殊服裝的，所以公孟子才會用穿「儒服」來自我標榜，所以魯哀公才為「夫子之服」疑竇叢生。至於墨子稱其是「法周」，我想那只是就「周代」而言，卻不是就「周制」而言的。墨子意謂：這章甫，在我們周朝仍有人戴，並沒有消亡，不能算是「古服」。然而墨子指其不算「古服」，不等於儒者不把它看成「古服」。好比今天有人穿中式褂子，以示熱愛傳統文化；有人就出來說，「漢服」才是華夏正宗呢，褂子不是。馮、錢二先生的批評，不算有力。
楊寬先生認為，委貌、章甫、毋追都是玄冠的別名，而玄冠是貴族的通用禮帽。「孔子少居魯，還未成年，因穿逢掖之衣；長居宋，已過成年，因戴章甫之冠。……也可能西周、春秋時宋人所戴禮帽，通用章甫的名稱，其式樣也還保存著殷人的遺風」；「後來儒家講治周禮，沿用古服，章甫又成為儒服。」(121)楊先生的推測相當合理，孔子的章甫必定有些特別之處，保留著殷人遺風，跟魯國的章甫不一樣，才引發了魯哀公的疑問，以及孔子「其服也鄉」的回答。同理，公孟子拿「章甫」來顯示特立獨行，則其章甫式樣也不同凡響。周人的通用禮服是「端委」，「端」即禮服玄端，「委」即禮帽委貌。清人江永推測說，「似章甫與委貌亦有微異」，又懷疑「當時章甫與委貌亦通行，可通稱」(122)。既「微異」而又「通稱」，在於風俗名物是因時因地而變化著的。兼用「微異」與「通稱」兩點，我想就可以較好地解釋章甫與委貌的關係。
《莊子·田子方》：「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123)「舉魯國而儒服」是極言魯國儒服者之多，那套儒服包括圜冠、句履、緩佩玦等。再看《荀子·哀公》：「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捨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帶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捨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124)可見「章甫、絇屨，紳帶而搢笏」，確實就是古服、儒服；魯國朝廷另有禮服，即「端衣、玄裳、絻（冕）」。二者是不同的。
總之，由於孔子及其門徒的原因，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後來真就成了儒服、儒冠了。子路早年喜歡打架，裝束上「冠雄雞，佩豭豚」，後來在孔子引誘之下，居然「儒服委質」了(125)。《孔叢子·儒服》：「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屐麤翣，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126)劉邦不好儒，來了戴儒冠的客人，「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酈生「衣儒衣」而見劉邦，通報者雲其「狀貌類大儒」(127)；「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128)可見人們習慣認為，讀儒之書就必須服儒之服，服儒之服者必定是讀儒之書者。《淮南子·泛論》有「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129)云云；《法言·孝至》：「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130)可見戰國秦漢間確有一種社會公認且樣式特定的「儒服」，被認為是儒生、學子之服。它是孔夫子及其學生留下來的，不是政府規定的。順便說，戰國秦漢間有一種側注冠，周錫保先生把它說成「儒冠」，恐非(131)。
秦朝的儒者大概仍穿儒服，皇帝的腦袋還沒想到為學士另行制服。漢帝國尊儒興學，當局開始根據官僚行政需要規劃師生服飾了。《續漢書·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進賢冠既不是來自古緇布冠的，也不是文儒者之服。這一點本書已辨之於前了。我們的看法恰與《續漢志》相反：漢初儒者另有儒服，王朝是在文吏普遍使用進賢冠後，復令儒官改服進賢冠的。「進賢」那名字給人以「禮賢下士」的感受，不過我想那名字是後起的，進賢冠其實是文吏之冠。你們儒生來我朝當官，那麼就該改服易容，不能是先前的那種打扮了吧？
儒生做官即改服，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叔孫通投漢之前服儒服，他在秦朝以文學征，為待詔博士。推測秦博士依然沿用先秦舊習，是儒生就服儒服。《漢儀》又記：「文帝博士七十餘人為待詔。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132)若這條記載可信，則漢初博士承先秦遺風及秦制，仍穿玄端、章甫，不用吏員制服。秦博士七十多人，漢文帝博士也是七十餘人，系承秦制，冠服也一脈相承。
博士最初服儒冠，說明那時候政府只把他們看作民間延請而來的顧問，不算吏員。漢武帝時情況有了變化。武帝末年有個雋不疑，「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繡衣直指使者暴勝之約見他，「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133)。「褒衣博帶」雖系儒服，但「進賢冠」卻是官服，而非儒服。雋不疑雖然只是一位郡文學，「芝麻官」畢竟也是官兒了，換上官帽子了。文學既已如此，博士似可類推。推想漢武帝在尊儒興學同時，給了博士、文學們戴「進賢冠」的待遇。那是皇帝的一項榮寵呢，等於給予「國家幹部」身份了。不知博士摘掉了先師的章甫，換上皂色朝服和進賢冠時，是什麼心情。本來，二千石以上官才可以戴兩梁冠的(134)，博士秩比四百石，只有二千石的1/5，卻獲得了兩梁殊恩。《晉書》卷二五《輿服志》：「博士兩梁，崇儒也。」博士、文學的進賢冠表明，「崇儒」的同時，儒生本身也「官僚化」了。
進而我們看到，朝廷允許私學弟子也戴「進賢冠」。這顯示朝廷承認學士應有特殊服裝，進而認定他們是一個特殊人群，是「學以居位」者。由此，私學弟子也有了一頂進賢冠扣在腦袋上，等於有了幹部待遇。那頂官帽子標誌出他們的「官僚預備役」身份，應「時刻準備著」步入仕途為帝國獻身。我們看漢代畫像上的儒生形象，不少都戴進賢冠。像成都青槓坡《講經圖》畫像磚，儒師與若乾弟子戴進賢冠(135)；南陽沙崗店《投壺圖》畫像石中的三位投壺者應系儒生，也戴進賢冠(136)。這帽子的事還牽連到了孔子及其弟子，甚至老子：在漢代畫像中，他們都被扣上了進賢冠(137)。作畫者似乎不記得孔子是「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的，把孔子弄得跟漢朝的官兒一個樣了，說其「數典忘祖」不冤枉吧。
順便說，漢代佩玉製度：「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138)「雙印」即「剛卯」與「嚴卯」兩種成雙佩戴的玉印。在佩雙印上，二百石以下吏員與「私學弟子」，也是被安排在同一層次的。私學弟子如此，則官學弟子可知。
概而言之，漢朝的士人冠服，其「亮點」就是給了博士及其弟子以文吏之冠，即進賢冠。士人的服裝由此向王朝官僚靠近了。進而私學弟子也用官僚制服——嚴格說是官僚「制帽」，等於是賦予了學子以某種特殊身份，「四民之首」的特殊地位。
同時另一些史料暗示人們，儒服依然是可選項，有人穿。比如，河間王劉德「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139)。漢昭帝元鳳年間有個太史令喚作張壽王，服儒衣(140)。宣元之時王式被征，「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141)東漢桓榮：「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辯明經義。」(142)《鹽鐵論·利議》：「大夫曰：……文學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143)東漢初光武崇儒，「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144)「儒衣」說明什麼呢？上述居官者或在學者，可能已戴上進賢冠（河間王應是遠遊冠）了，但衣服還是「儒衣」，裝束「半儒半吏」。西漢後期，還有「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的事情(145)。他們大約連頭帶身都是儒生扮相了。這些人在什麼場合「服儒衣冠」呢？也許只是日常活動，而非朝堂典禮。晉宋博士服皂朝服、進賢兩梁冠(146)，其冠其服全為官僚制服，推測漢魏也是如此。在官方場合，恐不准許博士隨心所欲地儒冠儒服，皇帝未必答應。總歸仍有若干儒者，若有機會就棄官服著儒服。對儒服的留戀情結，是士人文化獨立性的一種表現。不錯，我如今身在官場了，然而我「生活在別處」，另有精神家園，在那家園中我是儒服。
魏晉以下，博士照舊皂朝服、進賢兩梁冠。但學子之服有變。晉朝國子生葛巾、單衣，南朝國子生單衣、白紗角巾(147)。漢代民間學子是用進賢冠的，晉南朝的學子卻改用巾了。那是為什麼呢？是受了漢末名士流行「幅巾」的影響。巾幘本是卑賤執事者的服飾。蔡邕《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幘是一種包頭之巾。庶人的幘是黑色或青色的，耐髒。所以秦國稱人民為「黔首」，韓國稱人民為「蒼頭」。然而漢末士人偏偏以幅巾為雅，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148)。名士的巾式，經常為士林所傚法(149)。《傅子》：「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150)魏晉以下，幅巾備受青睞而大行其道。南朝出土了若干磚印畫《竹林七賢圖》，畫中的名士所戴大抵都是巾(151)。「委王服」而「以幅巾為雅」，反映了中國士大夫「士貴耳，王者不貴」的傳統理念，以及對士人文化獨立性的一意尋求。又，漢末士人官僚中流行牛車，其實也有相近的意義(152)。在後代文人那裡，「葛巾」成了淡泊高逸、遠於官場的象徵。陶淵明戴葛巾，曾「取頭上葛巾漉酒」(153)。唐朝王維《酬賀四贈葛巾之作》有句：「野巾傳惠好，茲貺重兼金。嘉此幽棲物，能齊隱吏心。」(154)《紅樓夢》中之《簪菊詩》：「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155)晉朝之學子改用葛巾了，我想就是源於魏晉間的那個文化風俗的變動吧。
北朝情況則不相同。北魏北齊的國子學生是有品級的，推測其冠服就是同品官僚的品服。隋制上承北朝而有所變化。隋文帝規定：「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太學四門生服之。」(156)那麼隋朝學生，改用委貌冠和黑介幘了。查北齊服制，「進賢冠，文官二品已上，並三梁，四品已上，並兩梁，五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皆一梁。致事者，通著委貌冠。」(157)那麼北齊在職官僚用進賢冠，退休官僚用委貌冠，委貌冠被賦予了「准官僚」的意思，既非現任，又非布衣。則隋文帝令學子用委貌冠，目的就是讓他們與品官有所區別。已冠學生的委貌冠是如此，未冠的用黑介幘，也有類似意義。現任文官用進賢冠加黑介幘，學生則去掉了進賢冠，只用黑介幘，目的也是要使之區別於品官。隋煬帝廢其委貌冠而不用，學生就通用黑介幘了。
總之，魏齊學子直接用品官冠服，隋文帝時學生或用致事官之冠、或用品官冠幘的一部分，隋煬帝讓學子用黑介幘，這些做法的「官僚化」意味都很濃重，都是參照官僚等級而定學子冠服的。比之晉南朝國子生戴巾，用意大不相同了，戴巾所體現的是士人精神。晉南朝政權中，士人佔據主導——當然是士族化了的士人。中古士階層由於發生了「士族化」，因而獲得了較大的政治文化自主性。而北朝隋唐間存在著一個強大的「官僚化」趨勢。魏晉以來陷於衰敗的官僚政治，在北朝明顯振興。所以北朝的學校制度與官僚政治高度整合，這一情況，隨即就體現在學子冠服制度上了。
唐朝的學生服飾，上承北朝。國子、大學、四門生、俊士以「黑介幘」和「簪導，白紗單衣，青襟、褾、領，革帶，烏皮履」為「參見之服」；州縣學生朝參，則著烏紗帽，白裙襦，青領(158)。按，上承漢末魏晉的崇尚幅巾之風，南朝流行紗帽，皇帝戴白紗帽，士庶戴烏紗帽(159)。那麼，唐朝州縣學生所戴「烏紗帽」，是南朝傳統嗎？《隋書·禮儀志七》記云：「後周之時，鹹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發之遺像也。又文帝項有瘤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時，著而謁帝，故後週一代，將為雅服，小朝公宴，鹹許戴之。開皇初，高祖常著烏紗帽，自朝貴已下，至於冗吏，通著入朝。」北朝烏紗帽的來歷，被說得非常清楚了，它來自鮮卑突騎帽，而不是魏晉幅巾。這種突騎帽，在北朝陶俑上歷歷可見(160)，而且是隋唐「帕頭」的來源(161)。可以看到，烏紗帽是非正式的服裝。周隋受鮮卑文化影響，帝王將相們不怎麼在意禮制的約束，在朝廷上也戴烏紗帽，反而把它弄成了「雅服」了，算是「半正式」的服裝吧。到了唐朝，因烏紗帽的「半正式」性質，就讓州縣學生服用它了。也就是說，唐朝州縣學生用烏紗帽朝參，顯示其身份在官、民之間。
唐太宗時，「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為士人上服。開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詔皆從之」。由此把士子與平民區分開來。其衣服雖有「青襟」之名，但與周代「青青子襟」的全黑不同，是白紗單衣加飾黑色的襟、褾、領。這是一種特殊的白紗或白麻之衣。所以唐人描述舉子省試，有「麻衣如雪，紛然滿於九衢」(162)之言；敘及第進士，有「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百日上青天」之句(163)。都是就其白衣而言的。庶人穿白衣，舉子的白衣卻加飾了黑色的襴、襟、褾、領，也是令士、民有別的意思。北朝魏齊的學生有品級、用官服，身份就是官人；隋唐間其服裝變化表明，士子重新被定位在官、民之間了。
宋代學生服襴衫。「襴衫，以白細布為之，圓領大袖，下施橫襴為裳，腰間有辟積。進士及國子生、州縣生服之。」(164)這種學生裝「接近於官定服制，它同大袖常服形式相似，不過其色白且其下前後裾加綴一橫幅，具有下裳制含義。」(165)就是說宋朝襴衫，其顏色近於平民之服，其式樣近於官僚之服。讀書人照例是要穿儒服的，不然就顯得很個別(166)。穿「儒衣冠」並無嚴格法律限制，所以會有這種情況：「嘉興富家兒冒儒衣冠，郡邑間施施無忌憚。」(167)中舉之後就可以脫掉白袍麻衣了，故宋人吟詠及第之詩，有「集英唱第麻衣脫」、「白袍來，麻衣脫」等句(168)。「淳熙中，朱熹又定祭祀、冠婚之服，特頒行之。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則具盛服。有官者帕頭、帶、靴、笏，進士則帕頭、襴衫、帶，處士則帕頭、皂衫、帶，無官者通用帽子、衫、帶。」(169)朱熹的等級觀念十分清晰，品官、進士、處士、無官者四等，被他弄得井然有序。
明初儒士、生員、監生戴四方平定巾，後來統治者覺得「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生員的襴衫用玉色布絹，寬袖皁緣，皁絛軟巾垂帶；貢舉入監者，不變所服(170)。行禮時狀元冠二梁，緋羅圓領；進士巾如烏紗帽，深藍羅袍。雖然禮畢常服如故，但也預示了他們的美好前程。胥吏另為青色盤領，吏巾。
在清朝，「頂戴」是區分官位的重要標誌，進士、舉人素金頂，同七品官；貢生陰文鏤花金頂，同八品官；監生、生員素銀頂。從頂戴看，官、士、民三者等級分明，森然不紊：
在清朝禮制之中，「庶士」是一個身份明確的流品，有別於官亦有別於民。婚喪祭祀等各種禮儀等級，也明確以品官、庶士、庶人三等為差(171)。什麼是清人概念中的「士」或「庶士」呢？「凡舉、貢、生、監謂之士，其他雜項者謂之庶」(172)；「庶士，貢、監、生員有頂帶者」(173)。這就是清人的等級觀念。
由此就能看到，兩千多年中的大多數時代，士子都有其特殊冠服，或者王朝對其冠服有刻意的安排。同時在各個時代，士子冠服也經歷了種種變化。有時候士子的冠服比較「官僚化」，有時候就比較「士人化」。那些變化，都是當時士階層特性的反映，是當時士階層與王朝關係的反映。
以上我們對士人選舉資格、士子免役資格和士子冠服進行了敘述。我們的目的，就是從「中國國家的制度性設置」出發，面向「官—民」層面，探討中國社會中「士階層」的結構性地位。中國古文明在周代就已展示了一種傾向，以擁有高度文化教養者承擔政治。這在戰國時代催生了一個「士階層」。在兩千年中，這個階層與王朝政治歷經磨合調適，與政治體制一體化了，在帝國品位結構中佔據了一個穩定而明確的地位。
【註釋】
(1)林甘泉：《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原型及其早期歷史行程》，《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參看 E.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Translated by H.M.Wright,New Haven，1964，PartⅡ。
(3)參看 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and It's Modern Fate：ATri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Volume One，pp.16-19。
(4)維貝爾（即韋伯）：《世界經濟通史》，姚曾廙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頁。
(5)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9-60頁。
(6)赫伊津哈：《中世紀的衰落：對十四和十五世紀法蘭西、尼德蘭的生活方式、思想及藝術的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頁。
(7)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76頁以下；或企業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以下。
(8)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頁。日本刀，可參看王劍、唐啟佳編著：《日本傳統藝術卷八·甲冑、日本刀》，重慶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頁以下。
(9)小原國芳：《日本教育史》，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89頁。
(10)羅素：《權力論：新社會分析》，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9頁。
(11)雷海宗：《中國的兵》，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9頁。
(12)參看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頁。
(13)《詩·鄘風·定之方中》毛傳，《十三經註疏》，第316頁中欄。
(14)《左傳》成公十三年。
(15)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85頁。
(16)參看《劉師培辛亥前文選》，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57頁以下。
(17)霍光以後領尚書事者凡22人次，其中有15人次其本官是「將軍」，參看廖伯源：《試論西漢諸將軍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第176頁。又如漢昭帝時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輔政，其時「大將軍」、「車騎將軍」和「左將軍」三銜，就分開了三人的位序高下。
(18)東漢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等五校尉「官顯職閒」，不但「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而且經常任以名儒，以示對儒者的榮寵。參看上田早苗：《貴族官制成立》，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編《中國中世史研究》，東海大學出版會，1970年。
(19)參看邢義田：《允文允武：漢代官吏的一種典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2分，2004年6月。
(20)《漢書》卷八八《儒林傳》。
(21)沈約指出：「漢代……黌校棋布，傳經授受，皆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干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杜佑：《通典》卷十六《選舉典四》引，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1頁。劉邠指出：「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干、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不似「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廝役。」見其《送焦千之序》，《彭城集》卷三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第1096冊第334頁；或《叢書集成新編》，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1冊第459頁。徐天麟指出：「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甚難。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仕郡為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闢為從事；徐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為屈也。」《東漢會要》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5頁。
(22)參看冷鵬飛：《兩漢太學述論》，北京大學歷史系1985年碩士論文，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23)《漢舊儀》：「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稱才量能，不宜者還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劇〕令。皆試以能，信，然後官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刺史舉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各一人。詔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傅、僕射、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律令；選能治劇長安三輔令，取治劇。」《漢官六種》，第37頁。
(24)以上參看前注，以及《續漢書·百官志三》注引《漢儀》：「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初學記》卷十二：侍中「漢本用舊儒高德」；《續漢書·百官志三》注引《漢官》：「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符璽郎中「當得明法律郎」。
(25)關於察舉諸科的成立、標準和程式，可參黃留珠：《秦漢仕進制度》，第11—13章。
(26)《後漢書》卷六一《左雄傳》。關於孝廉察舉同時面向儒生與文吏，參看拙作：《察舉制度變遷史稿》，第6頁以下。
(27)參看朱錫祿編：《武氏祠漢畫像石》，山東美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頁圖四，第16頁圖五，及第106頁的說明。巫鴻先生評論說：「它也暗示了一個超越這個事件的一般性的政治思想，即皇帝應該尊敬並任用有德行的儒生。否則，這些儒生應該保持精神的獨立，在政治上隱退。」巫鴻：《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228頁。
(28)徐干：《中論·譴交》，遼寧萬有圖書發行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頁；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96冊第489頁。
(29)曹丕：《典論》，《意林》卷五引，《指海》本卷五第六頁。
(30)《後漢書》卷五三《黃憲傳》。
(31)《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傳》。
(32)《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見《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85頁以下。
(33)廖伯源：《漢代仕進制度新考——〈尹灣漢墓簡牘〉研究之三》，收入《嚴耕望先生紀念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頁。
(34)《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35)日人紙屋正和也指出：「眾所周知，漢代在百石以下小吏和二百石以上官吏之間，橫有一道非經察舉等不能逾越的森嚴關卡。」見其《前漢時期縣長吏任用形態的變遷》，收入《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上古秦漢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頁。這種「森嚴關卡」，應該說主要是東漢的情況。
(36)《論衡·程材》：「朝廷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廷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
(37)《三國誌·魏書》卷二《文帝紀》，卷三《明帝紀》。
(38)《三國誌·魏書》卷一三《王肅傳》注引《魏略》。
(39)《通典》卷一○一《禮六十一·周喪察舉議》，有「今諸王官、司徒吏未嘗在職者」的提法，又稱「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廷，策名委質，列為帝臣，選任唯命。」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674頁。可見王官、司徒吏既不在職，又非「州國之吏」，而是「帝臣」，直屬中央等待選任。
(40)《晉書》卷九八《王敦傳》：「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劉）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司徒吏及王官本來沒有一般州郡編戶的征發充役義務；所以劉隗對已成司徒吏的徐州流人「悉驅逼以實己府」，「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就構成了他的罪狀。
(41)《太平御覽》卷五九八《文部·契券》引《晉書》：「諸王官、司徒吏應給職使者，每歲先計偕文書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書，書定，見破券，諸送迎者所受郡別校數，寫朱券為簿集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693頁。可見王官及司徒吏有「應給職使」義務，且以郡為單位來輪換番上。又《三國誌·魏書》卷二四《高柔傳》：「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高）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這反映了司徒吏須承擔隨機差使。
(42)參看拙作：《北魏北齊「職人」初探——附論「王官司徒吏」》，《文史》第48輯，中華書局1999年版。東晉初年的司徒吏一度達到了20餘萬，以作為對投效者的褒獎。
(43)《魏書》卷五九《劉昶傳》。
(44)如衛官起家，「凡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職事官子孫、四品清官子」，見《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郎中》，第154頁；又太廟齋郎起家，「取五品已上子孫、六品清資常參官子補充」，《唐會要》卷五九《太廟齋郎》代宗寶歷元年（762年）條，第1027頁；又《新唐書》卷四五《選舉志下》：「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並清官子為之。」
(45)如唐玄宗天寶十載（751年）正月十日敕：「今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於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唐會要》卷十九《百官家廟》，第387-388頁。
(46)《唐六典》卷二《吏部尚書》，第22頁。又《全唐文》卷九五武則天《定伎術官進轉制》：「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勳兩轉。」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83頁。
(47)章如愚：《群書考索·後集》卷二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937冊第276-277頁。當然「清官」中也有一些衛率郎將，但章如愚的話，從總體上說我想還是成立的。「清官」的特點是「清要」、「清閒」和文翰性質，南朝「清官」更重「清閒」和文翰性質，而北朝「清官」則向「清要」偏轉，以台省要職為「清官」，唐朝「清官」上承北朝，若干衛官得以混跡於「清官」之中。
(48)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三《有蔭人不得為吏》，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頁。
(49)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制度，廩膳生、增廣生在校六年或十年以上學無成效，發附近或本處充吏。《大明會典》卷七八《儒學》，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冊第1248頁下欄。
(50)《隋書》卷十二《禮儀志七》大業六年（610年）詔。
(51)《新唐書》卷二四《車服志》：「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則服紬絹絁布，色用黃白。」
(52)《元典章》卷二九《禮制二》「提控都吏目公服」、「典史公服」、「儒官」等條，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451-452頁；或《大元聖政國朝典章》，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1113頁。又《通制條格》卷九《衣服·服色》：「皂隸公使人唯許服紬絹。」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頁；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頁。又參史衛民：《元代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頁。
(53)《明史》卷六七《輿服志三》：「儒士、生員、監生巾服。洪武三年（1370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生員衣，自領至裳，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太祖親視，凡三易乃定。」又同書卷一三八《孫遠傳附陳逵傳》：「帝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之。命逵制式以進。凡三易，其制始定。賜監生藍衫絛各一，以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蓋創自逵雲。」
(54)《新唐書》卷四五《選舉志下》：「凡千牛備身、備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試，有文者送吏部。」
(55)《新唐書》卷五○《兵志》：「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按《隋書》卷二四《食貨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改軍士為侍官。」「侍官」乃天子侍從之稱。王仲犖先生認為，北周府兵稱「侍官」，是其身份提高的標誌。見其《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0頁。唐朝的「侍官」之稱已完全不同了。
(56)勳官的官品是正二品到從七品上，但敘階僅從正六品上敘起，下至從九品上。勳官子弟的做官待遇，也相對低下。《新唐書》卷四五《選舉志下》：「納課品子，歲取文武六品以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文武官五品以上子就可以由門蔭出仕了，六品以下官的子弟才走「納課品子」之途；但勳官三品以下子，就得從「納課品子」出仕勳官。而且他們不能任清要官。《唐會要》卷六七《伎術官》：「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親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著望等官。」中冊1183頁。
(57)唐朝門蔭本來只看父祖官品，而不區分其父祖官階之文武。以門資入仕者，多從衛官如親衛、勳衛、翊衛起家。在服役期滿進入仕途時，才有了文武之分：或從「文簡」，即從吏部出仕；或從「武簡」，即從兵部出仕。但唐後期因三衛猥濫，唐武宗便下令：「入仕之門，此途最弊。自今以後，但令武簡，其文簡並停。」唐武宗：《加尊號後郊天赦文》，《全唐文》卷七八，第819頁上欄。
(58)寧可：《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學林漫錄》第3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9頁以下。
(59)劉禺生：《世載堂雜憶·左宗棠與樊雲門》，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4頁。
(60)《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
(61)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以下。
(62)吳晗、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上海觀察社1948年版，第9頁；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年版，第9頁。
(63)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64)周榮德：《中國社會的階層與流動：一個社區中士紳身份的研究》，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3頁。
(65)那些設置，包括幹部等級制度、單位制度、戶口制度、行業制度等等。李強先生指出：「幹部分層是中國社會分層的本位體系，其他的社會分層是依據幹部的垂直分層而劃分的」，見其《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頁。又參北京大學社會分化課題組：《現階段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化與整合》，《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李路路、王奮宇：《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培林主編：《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周翼虎、楊曉民：《中國單位制度》，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頁；許欣欣：《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流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131頁；陸學藝等：《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張靜：《階級政治和單位政治》，收入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頁；李毅：《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美國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中譯本電子版，第3章第10頁；李春玲：《當代中國社會的聲望分層：職業聲望與經濟地位測量》，《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
(66)翟學偉：《中國社會中的日常權威：關係與權力的歷史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67)韓愈：《原道》，《韓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9頁。
(68)楊夔：《復宮闕後上執政書》，《文苑英華》卷六六九，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3242頁上欄；《全唐文》卷八六六，第9075頁上欄。
(69)王毓銓先生指出：「以人身為本的徭役和貢納重於以土地為本的田租（賦、糧）。不僅重，而且重得多」，「官與民之不同處很多，其主要之點是看他是否向皇帝當差。」見其《中國歷史上農民的身份》，收入《萊蕪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68、365頁。
(70)張顯清：《明代官紳優免和庶民「中戶」的徭役負擔》，《歷史研究》1986年第2期。
(71)《大明會典》卷七八《學校》，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冊第1239頁上欄。按明朝官宦生員免役，只免雜役，不免裡甲正役。參看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頁。
(72)「在京官員，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三十丁；二品糧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三品糧二十石，人二十丁；四品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五品糧十四石，人十四丁；六品糧十二石，人十二丁；七品糧十石，人十丁；八品糧八石，人八丁；九品糧六石，人六丁。在外官員，各減一半。教官、舉、貢、監生、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二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閒住，免一半。犯贓革職者，不在優免例。」《清世祖實錄》卷三七，《清實錄》，第3冊第303頁上欄。
(73)清廷後來實行「攤丁入畝」，但某些地方仍有丁稅，那些地方的紳士依然擁有免役特權。特權擴大到紳士的家族成員，例如貴州黎平府學的一塊碑文記「凡生員之家，一應大小差徭概行永免」；某些地方還擴大到童生，例如吳嘉炎治下的廣東普寧和儋州，儋州「舊例，儒戶悉免徭役，故俗以應試為榮，童捲至數千」。參看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頁以下。
(74)《學政全書》卷二五《優恤士子》，《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8冊第656頁下欄。
(75)《大清會典事例》卷七二○，嘉慶十六年（1811年）上諭，《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08冊第9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