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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定終身,悲喜兩重天

對於平民子弟來說,科舉考試幾乎是實現人生跨越、進入官場的唯一渠道。對於絕大多數希望在官場有所作為的人來說,科舉考試是唯一的正途。所有人都對科舉考試傾注了過分的關注。蒲松齡在《聊齋誌異·王子安》中向我們講述了科舉考試結束之後發榜之前,考生們的緊張和滑稽情形:

「秀才入闈考試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點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捨,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場也,神情惝怳,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是草木皆驚,夢想亦幻。一想到自己能高中,就彷彿頃刻間出現了海市蜃樓、榮華富貴撲面而來;一想到自己要落榜,就則瞬間身體冰涼、靈魂出竅。真的是坐立難安,似乎被蜜蜂叮咬了一樣。忽然,有差役快馬過來傳送喜報,考生們的神經一下子繃到了極限。如果沒有自己的喜報,考生神色猝變,嗒然若死,就像中了毒的蠅蟲,打他都沒有感覺。落榜的考生,最初的時候心灰意冷,大罵考官瞎了眼睛,筆墨無靈,發誓要將案頭的書本、文具都燒了;燒了還不解恨,還要把灰燼碎踏成泥;踩踏了還不解恨,更要將灰燼倒到陰溝裡去。他們往往還發誓從此要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做一名隱者或者苦行僧。誰膽敢再和自己談八股文,一定當和他動刀子。過了幾天後,落榜者的怒氣漸漸平了,又對科舉考試心癢癢,又開始像破卵之鳥銜木重新營巢,再次投入科舉鏖戰之中。每次科舉發榜的時候,此情此景都一再重現,當局者痛哭欲死,旁觀者看來卻非常可笑。」

落榜者如此反響,正是因為科舉高中能帶來巨大的榮耀和現實利益。它的吸引力太大了,大到能改變考生的命運。一個人一旦科舉成功,馬上門庭若市,全家風光起來。同鄉、同學,乃至七大姑八大姨都來了。有來祝賀的,有來請吃飯的,有來乞討舊衣舊筆舊書的,有來求新詩的,有來求你寫對聯的,甚至有書商找你把往常做的文章、寫的詩句,結集出版的。如果是未婚的青年才俊,上門提親的媒婆會蜂擁而來,女方的條件一個賽一個的出色。女方家庭也不再考慮什麼門當戶對、財力婚房等硬性條件了,只要是新科舉人、進士,哪怕是出身佃農家庭,地主也願意將女兒嫁過去。

考中進士以後,進士名錄會向全國發佈,名列其中者會全國知名。康熙八年(1669)的冬天,浙江德清的舉人蔡啟僔到北京去趕考,路過江蘇山陽縣(今江蘇淮安)的時候,知道該縣縣令邵某人是同鄉,於是就前往拜訪。他把自己的名片遞進去以後,邵某人卻在上面批道「查明回報」,還以為蔡啟僔是前來打秋風、揩油的人。蔡啟僔受到這種侮辱當即掉頭拂袖而去。第二年朝廷公佈了本年科舉高中的金榜,榜發到山陽縣,邵縣令赫然看到狀元正是同鄉蔡啟僔,馬上後悔不已,重金謝過。一次考試、一張金榜就這麼改變了蔡啟僔的命運。這就是科舉考試對一個人「登龍門」般的作用。

洪州(今南昌)人施肩吾在唐憲宗元和十年(815)考中進士,衣錦還鄉途中寫了《及第後過揚子江》,用考試前後心態的對比真實地反映了科舉對讀書人「登龍門」的作用:

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

為了鼓勵天下讀書人安心讀書,為了鼓勵天下的士子都迷戀科舉考試,政府刻意營造了科舉高中的隆重和尊貴,朝廷用各種方式來顯示科舉的榮耀。比如皇帝要親自召見所有的進士,依照科舉名次唱名傳呼,叫作「傳臚」。對於讀書人來說,由皇帝金口玉言叫你的名字,是人生莫大的榮耀。到了清朝,「傳臚」發展成為一個盛大的典禮,在紫禁城的正殿太和殿舉行。除了有新科進士全體亮相以外,王公百官也要整齊排列,在鼓樂和鞭炮聲中注視著新科進士接受皇帝的恩賜和檢閱。第一名進士,也就是狀元,最為光彩奪目。他的名字首先被皇帝叫出來。聽到名字後,狀元要向前站到太和殿丹陛下的中間處。此處的巨石上雕刻著飛龍,是只有御駕才能經過的地方。狀元站在御駕所經的地方,左右兩邊交叉披著兩條紅綢帶,帽子上插著兩只用薄銅葉製成的金花,美其名曰「十字披紅雙插花」。在皇帝的打量和眾人的羨慕中,狀元的獨享殊榮可想而知。

「傳臚」之後,還有大規模的慶賀宴會。唐朝進士的曲江唱和,本質就是慶祝宴會。從宋朝以後,進士的慶祝宴會被稱為恩榮宴,由政府出資舉辦。赴宴的除了新科進士還有此次科舉考試的所有負責官員以及禮部尚書、侍郎等眾多的官員。皇帝會派皇親國戚來賜進士酒宴、衣物、果品,在恩榮宴上進士們都會吃到御膳、喝到御酒。一甲的三位進士用的是金碗,隨其量盡醉無算。從唐代開始,新科進士一般在曲江宴會之後會到雁塔題名。宋朝以後,題名改為立碑。國子監會立下每一屆進士的碑。到清朝,工部撥出專門的建碑銀兩,交國子監為進士及第者刻碑留名,給天下讀書人做垂范。北京城的熱鬧還沒有結束,在進士的故鄉,喜報早已傳到家鄉。相關部門會豎起彩旗,敲鑼打鼓、轟轟烈烈地把捷報送到進士的家裡去。於是,世態炎涼、人情冷暖都可以從科舉考試中得到體現。

對於高中者來說,之前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都得到了回報。那麼那些科舉落地的失敗者呢,他們怎麼辦?

落榜考生們不僅面臨從頭再來的問題,還會受到社會的鄙視。比如忠厚無用的好人范進,考到五十多歲還不曾進學,當時已經是面黃肌瘦、花白鬍子了,戴著一頂破氈帽,穿著一件破舊的麻布直裰,在十二月的寒風裡凍得哆哆嗦嗦,一副失意潦倒的可憐樣。同鄉們都去慶祝考中的人了,沒有人知道五十多歲、不名一文的老范進是如何踉踉蹌蹌、蹣跚地回到自己的茅草屋裡去的。這不是《儒林外史》的虛構,現實情形的確如此,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清朝嘉慶年間舉人李貽德,年過五旬,屢次會考不中。有一年,他的一個在同年中舉、之後同樣屢試屢敗的朋友死在了北京。李貽德寫詩哀悼:「故鬼未還新鬼續,憐人猶自戀長安。」道盡了科場辛酸。不久,李貽德也病死京城。

唐朝元和十年(815),舉子廖有方落第之後前往四川旅遊散心。他走到寶雞西邊的時候,住在一個旅館裡,突然聽到有呻吟之聲。他循聲找去,在一個陰暗的角落發現了一個貧病交加的青年。廖有方問他的來去。那青年回答說:「我在長安趕考數年,至今未遇知音。」彌留之際,那青年掙扎著給廖有方磕了一個頭,托廖有方在他死後一定要為他收屍安葬。說完該青年就死了。廖有方感慨自己與他同命相憐,把鞍馬、行李全都賤賣給村民,備了一口薄木棺,安葬了此人。廖有方臨行時不勝悲涼,既不知道這位死者的名字,也不知他家在何處,只能作了一首詩作為留念:「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

以上兩個例子都是因多年科舉不第而死的例子。還有一些考生因為屢次科舉不第而精神恍惚乃至精神失常。唐朝趙璘在《因話錄》中記錄了這麼一個例子:當時有個讀書人叫作陳存,寫了一手好古文,可惜就是不擅長考試。也許是心理壓力過大、過於緊張,每一次考試來臨的時候,陳存都會「突發狀況」,要麼身體不適,要麼發揮失常,老是考不中進士。禮部尚書許孟容知道陳存有真才實學,在他主持科舉考試的時候,決定多方為陳存提供方便,一定要讓陳存考中進士。陳存知道後千恩萬謝。臨試的前一夜,陳存的心情依然萬分緊張,同伴就給他準備了食物,安慰他舒緩情緒,抓緊休息。第二天五更天了,陳存還沒有起床去參加考試,同伴就進來叫他,叫不應,仔細一看,陳存已經中風癱瘓了。南唐時期,讀書人齊愈考中進士。得知喜訊後,齊愈騎馬在街上走,走著走著,突然大笑不止,從馬上摔了下來。旁人將他扶起,許久才把他救活過來。

浙江省貢院門口有一副對聯,是清代著名學者阮元在擔任浙江巡撫的時候寫的。這副對聯的上聯是:「下筆千言,正桂子香時,槐花黃後」;下聯是「出門一笑,看西湖月滿,東浙來潮」。它用文學的語言表現出了考生的自信,突出了科舉考試陽光的一面。只要考生有本事,大可笑傲考場。然而,科舉考試的成功與否,並不是取決於一個考生的真才實學,其中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考試就是緊張、激烈的競爭。自有據可考的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的第一位狀元孫伏伽開始,到清光緒三十年(1904)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為止,在一千二百八十三年間中國只產生了五百零四名狀元。而參加考試的考生,數以百萬甚至可能千萬計。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科場成功,絕大多數人注定要像范進那樣窮困潦倒,或者是像陳存那樣過於緊張而精神失常,甚至像金法那樣得了精神病以後,不治身亡。當然也有少數人像黃巢那樣,看破科舉,走到了政權的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