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在中國歷朝歷代當中，清朝的表現還算是比較優秀的：歷屆皇帝都很勤勉。清朝的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達到了歷史巔峰，皇帝們在工作量大增的情況下，沒有罷工、曠工，也沒有把工作量推給身邊的太監，甚至連荒淫無道、低能弱智的皇帝都不曾出一個，相當不容易；清朝尊崇儒學，弘揚儒家思想，並以此自我約束，公開承諾「永不加賦」，還真的在法律上、明面上做到了低稅負；清朝經濟繁榮，保持了兩百年的社會穩定。從明朝後期開始，中國人口開始急劇增長，清朝不僅比之前的朝代多養活了幾億人口，還貢獻了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盛世：康乾盛世。
儘管清王朝表現優秀，但它卻是口碑最差的王朝之一，差到可以用臭名昭著來形容。後人一想到專制王朝的反動、黑暗和腐朽，腦海中就浮現出清朝的例子。人們熟悉的是，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清政府面對頹勢，束手無策，讓國家任人宰割。後人普遍認為，清王朝要為近代中國跌入悲慘的深淵、錯失發展的良機負責。更惡劣的是，清王朝在晚期屠殺追求變革的仁人志士，與多場變革運動為敵，彷彿逆歷史潮流而動。這些都讓後人對它沒有好感。總之，清王朝是個傳統意義上的好王朝，卻不是現代標準下的好朝代。
改革，是晚清的關鍵詞。即便是滿人統治階層，在內憂外患之中，也認識到非改革不足以挽救統治了。就連被很多人視為頑固派頭子的慈禧太后，也「何嘗不許更新」。她扼殺了維新變法，卻主導了清王朝最後十年的新政運動；她廢除了維新派的變法主張，但她自己走得比維新派還要遠，就連維新派不敢提出的「設議院」、「立憲法」，慈禧也下令實施了。在1901年1月29日頒布的新政上諭中，慈禧把話說得很明白：「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法敝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她也是希望變法圖強的，畢竟國家強盛也符合慈禧及其滿人權貴的利益。她在上諭中坦率說道：「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
晚清改革搞得熱火朝天，卻沒有鞏固清王朝的統治，而是引發了更多的問題，把王朝引向了毀滅。改革官制、裁撤機構、清退冗員、廢除科舉、鼓勵留學、興辦實業、頒布新律，晚清似乎在向現代社會靠攏。難能可貴的是，清政府高舉「君主立憲」大旗，敕令建立了各級代議機構，制定了憲法大綱，主動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最後在革命黨人的炮火中，攝政王載灃還代表愛新覺羅皇室，宣誓遵守「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大範圍、深層次的全面改革為什麼會把改革者拖入死亡漩渦呢？
改革，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妥協。為了更高、更大的利益，一些群體或者機構要放棄部分既得利益。高度集權和君主專制已經被證明不能挽救國家危亡，民主和共和成了時代發展的潮流，那麼，為了國家富強和民族復興，掌權專政的滿族權貴就要適當放棄部分權力。而權力，恰恰是他們緊緊攥在手裡，不願意放棄的。
慈禧太后富有政治閱歷和權力手腕，長期的政壇搏殺讓她異常珍惜手中的權力。慈禧等滿人權貴還非常看重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希望能永保特權。他們改革的目的是維護佔人口少數的滿族人的利益，這是改革的首要目的；其次才是富國、強民等。比如，晚清用人不重真才實學，多用「苗正根紅」之輩。「官二代」、「爵二代」當道。慈禧臨終時，將政權和改革大業推給了不到三十歲的載灃。為什麼選擇載灃？載灃胞弟載濤的判斷是：「載灃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為人，我知道得比較清楚。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這是他的長處。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慈禧太后執掌政權數十年，所見過的各種人才那麼多，難道說載灃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嗎？我想絕不是。她之所以屬意載灃，是因為她觀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載灃好駕馭，肯聽話，所以先叫他做軍機大臣，歷練歷練。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時候，光緒帝雖先死去，她仍然貪立幼君，以免翻她從前的舊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緒的皇后（即後來之隆裕太后）亦是庸懦無能、聽人擺佈之人，絕不可能叫絕來重演『垂簾』的故事，所以既決定立載灃之子為嗣皇帝，又叫載灃來攝政。這仍然是從她的私見出發來安排的。」在慈禧等人看來，人的能力可以培養，經驗可以積累，而「根正苗紅」的出身卻不是人人都具備的。這是他們的「私見」。這種任人唯親的用人方針，注定了清王朝得不到多數人的認同和支持。
載灃上台後，一大群年輕氣盛、輕率妄為的滿人王公竊據了要職，成了改革的領導者。載灃組成「兄弟連」集體亮相，外行掌大權，內行靠邊站。對軍事一竅不通的皇親國戚佔據要職，小材大用；有軍事才能和帶兵經驗的鐵良、薩鎮冰、良弼等人則退居其次，大材小用。
清末新政的一大重要舉措是成立貴胄法政學堂，招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現任二品以上京內外滿、漢文武大員的子弟入學。此舉名義上是提高滿人權貴的法律和政治素質，服務新政改革。內閣學士，宗室寶熙在給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的奏折中坦言：「我朝本周室親親之仁，列爵十四，錫封五等，屏藩帶礪，歷久常昭。憲政實行，此項親貴皆須入上議院議事。若復懵於學識，於外交、內治一切未諳，將來非故與下議院反對，即不免與下議院附和雷同，馴至才望軒輊，政策失平，不獨與憲政阻礙甚多……所以培植上議院才人意極深遠。」一語道破天機，清政府的種種改革就是為了「皇權永固」，為了滿人權貴能夠永遠掌握政權。
除了權力貪婪外，滿人權貴還以改革之名，行攬權牟利之實。他們迫使漢人地方實力督撫的代表袁世凱開缺回籍，由攝政王載灃親自出面掌握全權，出任了新的「全國海陸軍元帥」。改革後的新政府規定各省撥款均須戶部核定，並成立鹽務處，架空各地鹽運使，控制財權；將開礦、修路等權力都收歸中央，控制經濟命脈。引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索「鐵路國有」政策，也是改革後的內閣的決策。不用說，這些新實權機構、官辦事業都掌握在「爵二代」、「官二代」及其少數親信手中。從清朝中期後，地方勢力就上漲了，中央政府實權下降。新事物湧現，新的力量已經茁壯成長。晚清政府卻想以貧弱之軀，不顧分權之實，重溫集權專制之夢。這就激化了政府和社會、中央和地方等各種矛盾。
重新集權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新晉王公大臣們。他們把改革當作自我表現、自我享受的盛宴。改革的成果沒有被百姓所共享，成本卻要由百姓們承擔。改革的成本應該由全社會承擔。滿族權貴們不去多方籌措資金推動改革，只會一味地增加百姓的負擔。正如梁啟超在革命爆發前的1910年指出的：「教育之費取之民也，警察之費取之民也，練兵之費取之民也，地方自治之費取之民也。甚至振興實業，所以為民間維持生計者，而亦徒取之民也。民之所輸者十，而因之所得者二三，此十之七八者，其大半皆經由官吏疆臣之首，輾轉銜接，捆載而致諸輦下矣。」這樣的改革，即便成功了，也不會得到廣大百姓的支持，只會加劇社會裂痕，激化矛盾。
少數滿人權貴幻想如此自私的改革能夠保住祖先的千秋功業，留給子孫一個穩固的江山。但是，變革的序幕一旦啟動，哪怕只是向前邁出了一小步，它就會像射出去的箭一樣，由不得揭幕者、弓箭手的意願了。改革很快脫離了滿人權貴們預想的軌道，孕育出了新式知識分子、商人群體，加速了近代社會思潮的傳播，產生了更多的矛盾和問題。五光十色、洶湧澎湃的變革大劇，轟轟烈烈地上演，你要麼順應潮流，參與變革中去，要麼被變革的浪潮吞沒，成為歷史。直到革命爆發時，滿族權貴們仍不明白這個道理。
政治學家托克維爾在分析法國波旁王朝覆滅原因的時候，說：「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這段話移植到晚清身上，同樣很有解釋力。
晚清的十年改革，最終走到了改革者——滿人權貴們的反面，成了埋葬他們的洪水猛獸。「計劃之外」的大革命在1911年爆發了。
「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例」，慈禧等人倒是破了；「私」，他們始終沒有放下，因此最終誤了國家，也斷送了祖宗的江山社稷。清王朝難逃覆滅的噩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