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天津屬於直隸省管轄。教案發生後，省城保定的直隸總督府就收到朝廷的急令，要求總督曾國藩速速前往天津查辦剛爆發的大騷亂。
天津教案的關鍵人物——曾國藩就要登場了！
曾國藩，湖南湘鄉人，是一個資質平庸的農家子弟。他原本極可能老死鄉間，之所以能夠飛黃騰達、位極人臣，主要得益於兩點個人品行：一個是嚴格自律，一個是積極務實。
曾國藩思想的底子是程朱理學，他「日三省吾身」，真正做到了「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要求。後人紛紛歎服曾國藩的極端自律：如果戀床貪睡，不能黎明即起，曾國藩就罵自己「一無所為，可恥」；有時吟詩作賦、尋章摘句，沒把精力用於經史等有用之學，他就罵自己好名，「可恥」；給地方官吏寫信，親切一點，就是「意欲餌他饋問」，「鄙極醜極」，提筆重寫一封語氣平淡的回信；有時和人清談，爭口頭便宜，曾國藩則認為自己妄語，如果再犯「明神殛之」；聽到黃色段子，「聞色而心艷羨」，曾國藩痛罵自己是「真禽獸」；如果看到女子在座心裡激動，難免說笑了幾句，曾國藩就自責：「放蕩至此，與禽獸何異！」即便如此自律，即便在外人看來他已經是一個非常勤奮、刻苦、認真的人了，曾國藩依然始終處在謹小慎微、驚恐萬狀之中。他深知勤能補拙，手不釋卷，「不敢片刻疏懈」；處理政務極為小心認真，「寸心兢兢，且愧且慎」。
正是憑借常人難以想像的忍耐力，曾國藩從小官下僚一步步升到了封疆大吏的高位。當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時，清朝給許多人下達了辦理團練的旨意。但只有曾國藩憑著「打碎牙齒和血吞」的忍耐，歷經外人無從窺探的艱辛與挫折，硬是從無到有編練了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之前，太平天國佔領了清朝的半壁江山，還派出北伐軍直搗北京城，急得咸豐皇帝不得不拋出重賞，撂下狠話：不管是誰，無論是滿人還是漢人，也不論是主子還是奴才，只要能攻克天京，就封他為王，哪怕是「鐵帽子王」也可以封！如今曾國藩消滅了太平天國，按說要封他一個「世襲罔替」的王爺了。結果，咸豐的遺孀、掌權的慈禧太后反悔了，只封曾國藩為一等毅勇侯，而且老是擔心湘軍尾大不掉。掌權的慈禧太后見到曾國藩，最關心的就是：「你的湘軍裁得怎麼樣了？」曾國藩見自己功高震主、遍佈天下的湘軍勢力引起了朝廷的猜忌，他馬上自我謙損，主動裁撤湘軍，又順從地離開南方老巢，出任直隸總督。他由此得到了朝野的一致稱讚，到達了聲譽的巔峰。
曾國藩把他的忍耐和務實，移植到了對外交涉中。身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眼看著西方列強裹挾著堅船利炮和現代外交體制洶湧而來，曾國藩常常「憂患之餘，每聞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澆灼」。
殘酷的事實讓曾國藩不得不承認中國落後了，沒有實力與西方爭取平等的地位，也沒有實力去廢除侵略者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不平等條約。既然如此，曾國藩就主張遵守現有的條約、保持和局。他認為：「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字（信）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對於弱者，不要輕易挑戰強者，不然挑戰不成反而再取其辱。我們與其盲動，招惹更大的打擊和屈辱，不如遵守現行外交制度，利用新的遊戲規則來保護自己。這就是他信奉的「信」。
但是，曾國藩的思想超前了。沉浸在強烈民族情緒中的同胞們理解不了。
「信」，在時人看來是妥協、是退讓，甚至是投降的代名詞。即便是主流知識界也不認同曾國藩的外交思想。絕大多數人把對現實的排斥表現為對外國的仇恨，認為一切條約都是不平等的、一切西方外交制度都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甚至盲目排外。對列強憤怒的聲討、對外交不切實際的構想常常贏得一片喝彩，而大講「誠信」、「恪守和局」的曾國藩自然就不為多數人所認同。
但是，曾國藩不是投降派，他所說的「信」不是一味地退讓，不是永遠地遵守強者的邏輯，而更像是韜光養晦。他說：「既已通好講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吃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作樣。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臨財有不可點染之廉，此威信也。」的確，一國的國際地位不在於裝模作樣，不在於華麗的口號或強硬的聲明，而在於自立自強。曾國藩希望國家能夠在和平的環境中，埋頭發展，臥薪嘗膽，以待來日。他之前低調地興辦洋務、引進火器、派遣留學生，都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可惜，在朝野大多數人眼中，曾國藩的唯一缺點恰恰就是他的「恪守和局」、「媚事外夷」。
接到朝廷的急令，聲望正隆、有「天下第一督」美譽的曾國藩已經五十九歲了，健康情況極為糟糕。他右眼失明，肝病加重，經常出現眩暈乃至昏厥。1870年4月19日，曾國藩在給兒子曾紀澤的家信中坦言：「十六日餘患眩暈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狀如常，登床及睡起則眩暈旋轉，睡定及坐定之時則不甚眩暈，仍似好人。」他的日記則記載：「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這位叱吒政壇幾十年的股肱之臣已然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
親友、幕僚和下屬紛紛勸曾國藩不要赴津。「阻者、勸者、上言者，條陳者紛起沓進」，幕僚史念祖提醒曾國藩天津騷亂異常複雜，「略一失足，千古無底」，去是下策，拖才是上策。曾國藩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天津。早在1870年5月21日，他就乞假一月臥床養病，6月又續假一月，都得到了朝廷批准。當時，曾國藩正在「病休」之中。豐富的政治閱歷和敏感的直覺已讓曾國藩預感到天津險惡，查辦騷亂毫無把握，弄不好就會惹禍上身，甚至拼卻一生的功名。
但是，曾國藩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心，不顧身染沉痾，懷著深深的隱憂，開始了悲壯的天津之行。在出發的前兩天，曾國藩寫信給兩個兒子說：「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1853）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