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每隔兩三年，朝廷都會有一次雷厲風行的反腐敗大行動，揪出一兩個巨貪和反面典型來。據說，這是乾隆皇帝授意、和珅揣摩配合的結果。
外省封疆大吏，如果不定期給和珅孝敬，幾乎沒有能長期做官的。其中賄賂最重的人，和珅往往破格提拔，授予高位。為了孝敬和珅，也為了能進步，底下的官員們不得不腐敗斂財。等到這個人貪聲日著、臭名遠揚了，和珅就將他定為反腐敗對象，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查抄他。其中的週期就是兩三年。
浙江巡撫王亶望被朝野認為是「和相第一寵人」，權勢一度炙手可熱。王亶望每年給和珅的炭敬、冰敬以及一切孝敬等，總數超過三十萬兩銀子，此外王亶望還不定期地向和珅孝敬珍奇古玩。可王亶望在浙江巡撫任上，被乾隆公開下詔、和珅親自下手查辦了。結果，王亶望成了乾隆—和珅「反腐週期」的一個犧牲品、一大反面典型（《十葉野聞》）。
和珅另一親信國泰的遭遇與璮望類似，卻更具戲劇性。據說國泰本是一個巨商，一次在揚州花酒叢中揮金如土時結識了一個人。兩人朝夕相處。恰好遇到漕運總督經過揚州，儀仗威嚴，車騎盛大。國泰嘖嘖稱道，艷羨不已。新朋友就說：「這有什麼好驚羨的？十萬兩銀子就能購得他的頂戴。」國泰驚問：「大官也能買？」朋友說：「行！我就能替你辦妥。你跟我到京城見一個貴人，不出三個月就能做到道台。」國泰取上三十萬兩銀子，高興地跟著他進京去了。抵京後，朋友帶國泰拜入和珅門下。原來，國泰的這個朋友就是受和珅委託，在外招徠巨富買官的。為了保險，國泰與和珅等約定，先將錢存入某店，得官後和珅才能提取。
沒幾天，朝廷就任命國泰為江蘇省糧道。後來，和珅又活動國泰調往山東（據說是國泰能力太差，而江蘇事情多，和珅怕他應付不過來）。山東政務簡單，國泰漸嫻吏事，三年內就當到了巡撫。
為了報答和珅，國泰自然是傾盡全力，將百萬家產都耗盡了。國泰就尋思著在山東大行敲剝，補償損失。很快，國泰聲名狼藉，傳到了北京，被御史彈劾。彈劾奏章內容牽涉到和珅。乾隆竟然讓和珅「檢舉」。和珅又派了一個人去試探國泰的底細，看他還有多少錢。那人告訴國泰，如果要想將彈劾的事情擺平，少說也得百萬銀子賄賂滿朝高官。國泰東拼西湊，才擠出了二十萬兩。和珅知道國泰已經囊空如洗，馬上請旨查辦國泰。國泰入獄，追悔莫及，知道自己絕無好下場，在獄中自殺了（《十葉野聞》）。從他買官到被和珅奏請查辦，正好是三年。國泰自然是冤，被和珅給利用了；可放大了看，和珅何嘗不冤？他也被乾隆給利用了，最後當成一個大反面典型被查辦了，萬貫不義之財最終進了皇帝的腰包。
於是，老百姓有理由相信，來自乾隆皇帝的週期性的反腐敗行動，極可能是皇帝控制文武百官的手段。如前所述，腐敗已經成為乾隆朝制度性的、全局性的問題，每個官員都不能保證自己是絕對清廉的。皇帝可以隨時以「反腐」的名義將官員懲辦，並將此作為懸在官員頭上的一把利劍。結果，官吏們對皇帝的反腐行為戰戰兢兢，不得不刻意效忠、討好皇帝來保障自身安全。而皇帝高調的反腐行為懲治的通常都是沒有多大權勢的中低級官員，或者是自己討厭的、已經失勢的高官，也坐實了人們的猜測。和珅在乾隆、嘉慶父子時期境遇的反差，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樣，人們將官府的許多反腐敗行為也理解為內部的權力鬥爭。
只要公權力還能獲利，腐敗現象就不會絕跡；只要沒有制約的君主專制體制還存在，大規模的腐敗就不會消失。當反腐淪為權力工具，就沒有真正的反腐敗可言，腐敗就會像癌細胞一樣在政治體制乃至社會軀體中蔓延、惡化，侵蝕財富和世道人心。
很多統治者都明白這個道理。在專制政體下，腐敗癌症是治不好的。《官場現形記》說有人揭露浙江官場弊端，慈禧太后挑選了一位老京官去做欽差大臣。她說：「某人當差謹慎，在京苦了這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去，也好叫他撈回兩個。」聖旨一下，這名京官忙向慈禧身邊太監打聽上頭派他這個差使的真實意思，應該怎麼查案。太監撲哧一聲笑道：「查案有什麼難辦的？佛爺早有話：『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裡來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說，我也裝做糊塗罷了。就是御史參過，派了大臣查過，辦掉幾個人，還不是這麼一件事。前者已去，後者又來，真正能夠懲一儆百嗎？』這才是明鑒萬里呢！你如今到浙江，事情雖然不好辦，我教給你一個好法子，叫作『只拉弓，不放箭』：一來不辜負佛爺栽培你的這番恩典；二來落個好名聲，省得背後人家咒罵；三來你自己也落得實惠。你如今也有了歲數了，少爺又多，上頭有恩典給你，還不趁此撈回兩個嗎？」京官聽了，馬上心領神會。慈禧的態度可能代表了許多統治者對反腐敗的態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沒人揭發就當不存在，並且將反腐敗當成負責官員的「福利」。
「腐敗福利說」其實早在南北朝時期就有人提出了，提出者是一代名臣蘇綽。北周奠基者宇文泰向蘇綽討教治國之道，蘇綽提出要「用貪官，棄貪官」。
宇文泰好奇地問：「貪官怎麼用？」蘇綽說，「為君者，以臣工之忠為大。臣忠則君安，君安則國安。然無利則臣不忠」，所以要允許官員們「以權謀利，官必喜」。緊接著，問題來了，宇文泰說：「官得其利，寡人何所得？」官員們腐敗所得，在法律上都是君王的財富，如果聽任官員貪污挪用，那君王不就做了「冤大頭」了嗎？所以，在「用貪官」的同時，還要「棄貪官」。在蘇綽看來，「此乃權術之密奧也」，「天下無不貪之官，貪墨何所懼？所懼者不忠也。凡不忠者，異己者，以肅貪之名棄之，則內可安枕，外得民心，何樂而不為？此其一。其二，官有貪瀆，君必知之，君既知，則官必恐，恐則愈忠，是以棄罷貪墨，乃馭官之術也」。
宇文泰擔心，如果任命的官員都是貪污犯，導致民怨沸騰，怎麼辦？蘇綽說：「下旨斥之可也。」君王懲治腐敗分子，「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既可以讓百姓知道君主的英明偉大，又可以將許多責任推到貪官的頭上，讓天下人知道「壞法度者貪官也，國之不國，非君之過，乃官吏之過也」。
最後，蘇綽總結道：「用貪官以結其忠，棄貪官以肅異己，殺大貪以平民憤，沒其財以充宮用，此乃千古帝王之術也。」宇文泰對此擊掌叫好，和蘇綽一直談到東方露出了魚肚白都沒有發覺。歷史上的絕大多數帝王也是蘇綽「用貪官，棄貪官」理論的信奉者、執行者。他們把腐敗當作官員福利，籠絡官員，把反腐當作權力工具，收攬人心，維護皇權。
乾隆和慈禧不同，和宇文泰等絕大多數帝王也不同，他愛慕虛榮，也愛折騰。他不把腐敗當作駕馭臣下的「福利」，而是掀起了一波波的反腐風暴。但乾隆始終逃不出「反腐工具論」的影響，根治不了腐敗，連遏制腐敗勢頭都做不到。折騰的結果是，人殺了不少，腐敗卻越來越嚴重，清王朝由盛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