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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飛黃騰達

其實,不僅是管仲脫穎而出,當時無數有賢才的士人,在春秋爭霸的土壤裡,也得到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而不必非得是波斯貓不可。

「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這是管仲關於稱霸的語錄。按今天的話來理解,就是一個國家要想做大做強,首先必須爭奪人才。齊桓公不計前嫌,重用管仲就是最好的例子。此舉也開了春秋時期的「養士」之風。一批有志之士,紛紛成為王侯公卿競相招攬的對象,他們朝為布衣,夕為卿相,成為春秋時期各國謀取霸主政治地位的有力援助。

後來,養士甚至成為當時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朝秦暮楚」就是對此的總結、提煉。戰國時期,養士之風愈演愈烈,達到高潮,只要是有實力的國君或權臣都盡可能多地收養門客,像魏國的信陵君、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就是以養「士」眾多而著稱的「戰國四公子」。

春秋時期,都有哪些三教九流飛黃騰達?我們還是從管仲身邊說起吧。

主管齊國經濟工作的甯戚的發現和任用,比管仲的任命更具有傳奇色彩。

甯戚(生卒年不詳),姬姓,甯氏,名戚。春秋時期萊棠邑(今青島平度)人,衛國(今河南境內)人,早年懷經世濟民之才而不得志。齊桓公二十八年(前685)拜為大夫。後長期任齊國大司田,為齊桓公主要輔佐者之一。

甯戚雖然也是姬姓,但他的出身還不如管仲,是地道的平民。

不過平民有了知識、有了才能,就成了士人。甯戚便是士人中的佼佼者,雖然未到得志之時,已名聲在外,引得管仲慕名而來。

管仲的車隊尋到了甯戚安身之處——一處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管仲親自上前叩門,門開了:「請問貴人有何事?」甯戚探出腦袋。

「先生就是甯戚吧?」管仲問道。

「是的,小人就是甯戚。」春秋時禮法尚嚴,甯戚在衛國是「庶民」,所以要自稱為「小人」。

「管夷吾冒昧登門,想與先生交個朋友。」

甯戚長揖作禮,管仲見其不卑不亢,舉止有度,更相信自己的判斷。命隨從將飲食酒餚搬入,就在甯戚家中邊吃邊談。屋內極淺窄,眾隨從只得在門外休息,惹來眾村夫圍觀。門外人聲如市,甯戚卻彷彿充耳不聞,意態安詳。

管仲有心而來,於是開門見山,問道:「正要請教先生,齊國百廢待興,應從哪一方面入手呢?」

「治國綱略,仲父恐怕已早有籌謀,甯戚不敢忝言,只從一些末技來談吧。」甯戚本有統籌全局的宏論,卻怕時間倉促,難以細談,而且他要用一些時務實用之學,來回答管仲的「考核」。

「甯戚一入齊國,就聽聞百姓交口稱讚仲父的新政,尤其是不侵奪農時,改公田為賦租,實在是安國富民之策,這些想必已在仲父意料之中。只需區區數年,齊國將粟米滿倉,民眾繁衍。但粟雖為固國之本,但還不足以使民眾安居樂業。」甯戚稍微停一下,再說:「百年之前,農夫使用的農具是木、石所製的耒、耜之類。農夫一戶只能耕種百畝(約合今30畝),畝收四斛。後為鑄鐵發明,價廉物美,用於農具後,農夫一戶可耕種兩百畝(約合今60畝),畝收十斛。人口繁殖後,自然又有了餘力開墾荒地。今仲父新政,更使農夫不遺餘力,外民遷入。可數十年後,齊國已無可開墾之地,民多地狹,豈非亂之源?仲父不可不慮。」

「哦?請先生暢言。」管仲仔細聆聽著。

「此時應獎勵農夫不離鄉土,謀求副業。近海之濱的蓬萊一帶,漁獲豐盛,使民入海捕魚而向國庫納海租。而在營邱之帶,夏秋高熱少雨,可煮海為鹽。故近海之男,可為魚鹽之業,內陸之處,應使之育養六畜。我觀齊國六畜之種,不如關中、河北之帶的肥壯。可遣商賈前往引入種群,逐步改良。」

原來甯戚的觀點是在農業之外,另開闢副業生產。

管仲發現甯戚在經濟方面很有見地,有心向齊桓公舉薦,於是問起甯戚的身世。甯戚苦笑一下說:「先祖亦曾位列大夫,然國破之後,人為藏獲(即戰俘奴隸),沒入衛國野鄙,世為庶民。先父在日,家道尚為小康,親授聖王治道。後變賣家產,作為旅資,命甯戚行遊各地,留意山川形勢,民生風俗,期待日後為明主所用,光復家聲。前年甯戚遠遊回家,方知先父已經貧困病逝,家徒四壁,棲皇孤獨。後聞齊國禮賢下士,今日得見仲父,可見此言不虛。」

試問天下千百年來,多少君子賢才,有大智慧而無小機運,徒然埋沒鄉間,而身在高位,識見不能謀其政者,則誤國誤民。甯戚出身貧賤而志存高遠,比照自己曾為桎梏之囚,管仲感同身受,更能體會箇中滋味,於是修書一封,讓他去找齊桓公。

次日一早,甯戚依舊穿著短褐單衣,駕著牛車,懷揣管仲的薦書直入齊都臨淄。他邊走邊想:自己出身低微,雖獲管仲賞識,卻不知齊桓公是個怎樣之人,若以薦書入稟,即使能獲官職,他日豈不被人譏諷攀援富貴?於是打定主意,直奔宮門外,放開嗓門唱道:「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短褐單衣才至骭(音gan)。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歌詞傳到齊桓公耳中,奇怪啊,一個車伕也感歎懷才不遇,就將他召入。經過交談,齊桓公確信自己淘到了一塊真金,於是任命甯戚為大司田,掌管農業生產。當時的齊國地廣、資源豐富,但人少,土地需要整治,農業既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又是極有潛力的領域。在甯戚的努力下,數十年後,齊國農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形成了成熟的農業生產管理經驗,為國家的崛起打下了紮實的經濟基礎。管仲死後,甯戚接任相國。

這就是甯戚的才能,這就是士人的才能。和天子諸侯大夫相比,他們可以一無所有,但他們只要有一條就足夠了,那就是:本事。

甯戚可以說代表了春秋時期一大部分士人的特點:有能力,沒負擔,有自由。當時尚未形成民族的概念,這決定了他們可以東奔西走,在自由寬鬆的氛圍中,齊人去魏,魏人入秦,燕人南下,楚人北上,人才頻繁流動。有才能的士人擇主而事。誰賞識他們的才幹,誰給予的報酬待遇高,他們就為誰效力。合則留,不合則去。士為知己者死而不是為國死,成為很平常的事情,也並不被看作是道德上的缺陷。至於家庭出身、個人品行,自然也被淡化了。

從春秋到戰國,士人作為一個特殊的階層而崛起,成為當時社會的中堅力量,尤其是那些重量級的士人,投身到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會興旺發達;離開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內外交困。正所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釁魏魏傷」(《論衡·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