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
3月28日是彼得·蘇爾坎普的生日。他是在法蘭克福一家醫院裡過的生日，當時他已病入膏肓。我送了他一首我的新詩《早晨的時刻》，還配了水彩畫。他把它拿給來探望他的朋友們看，也和大家一起喝了口香檳。三天之後，也就是3月31日的早晨，他與世長辭。我失去了一位最忠貞的朋友，一位我最離不開的朋友。
朋友過世之後我們才覺察到，我們愛他到什麼程度，我們是以什麼特別的色彩去愛他的。而愛的程度和色彩有許多種。多數情況下，愛和認識幾乎相同，我們最愛的人，我們認識他也最深。我們在失去朋友時的悲痛程度不是最重要的，那和我們自己當時的狀況大有關係。在某段時間，某些日子、時刻裡，我們對於逝去、對於萎謝和死亡的法則能夠泰然處之，這時我們接受死亡的消息就像樹木在秋天裡被風吹了一口氣一樣，它微微地戰慄著，輕輕歎一口氣，讓一把枯葉隨風飄去，自己則陷入夢一般的寂靜中；別的時候，同一死亡的消息會使我們像被火燒、被斧砍那麼痛。突然而來的死亡消息和我們擔心著將發生的、在想像中演習過的死亡又大不相同。我親愛的朋友彼得的死訊就是這後一種。多少年來，他最親近的人都知道他在受病痛的折磨，情況危險，經常徘徊在死亡的邊緣。儘管在活潑激動的討論中，他看似生龍活虎，可是如果我們見到他談話結束後的樣子，看見他高高的身影向前彎著，在房子前面舉步維艱地走著，兩臂無力地垂下，面無表情，眼光無神看著周圍的景色，或者看見他和大家談得很興奮的時候，忽然大咳起來，那種我們大家都害怕的、令人心驚膽戰的、咳聲嚇人的咳嗽，他可愛的臉會變得通紅，整個變形，見到他緩慢艱難地從座位上站起來離去，搖手叫別人別在意時，我們就知道情況到底如何了，每次告別，我們都害怕這將是最後一次。就這樣，我對彼得辭世的消息既不覺得突然也不感到驚駭。沒有揪心的痛苦，痛苦給自己留了時間，它要慢慢來，即使是現在，它也仍然沒有結束。不過，在我心中彼得的形象很快就有了轉變，變得鞏固、清晰，這樣的形象只屬於那些對我們十分寶貴、十分重要的有完滿人生的人，事實上只屬於那些死亡使得他們在我們記憶中，在我們內心的畫像廳裡變為完滿的人。因為我們也知道一些人，他們死之後我們感覺不到他們是完滿的，也不會說他們的人生是完滿的。我的朋友多少年以來一直徘徊在生死的邊緣上，好些時候已經走得那麼遠，遠到我們對他的愛只有死者才能得到。多少次他又回來了，走出注定必死者的尊嚴回到日常的工作中來，走出克服了死亡者的優越回到眼下的氣氛，委身於偶然。可是現在他不能夠再次回來了，我看見，也感覺到，長期以來對我而言彼得屬於那種完滿的、超越現實的人（我不想用“戴著光環的人”這樣的詞語），而不屬於和我在同一層次上活著的人。我有這種感覺，部分由於我知道他曾經受過極大的考驗，在德國最黑暗的時代被判了死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在千鈞一髮之際逃過了死亡，也由於我深知他病情嚴重。
雖然每次告別之時，我們都會彼此注視對方，無言地問：“我們還有再相見的時候嗎？”還有，“是你先走還是我先走呢？”不過，我內心深處知道，這位比我年輕得多的朋友比我更加接近死亡。他比我年歲小，看起來像孩子，顯得過分年輕，而他卻比我成熟、老到。他勇敢的一生經歷了許多險境，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交替著決定他的生活，而被動的、沮喪的那種佔了上風。他有時充滿活力，全心投入創造性的、有教育意義的工作，有時則渴望逃離世事，渴望寧靜和隱蔽的生活。
戰時彼得·蘇爾坎普被關進過監牢、集中營，他在德國將近投降時，在混亂中出於偶然逃脫了厄運。自那之後，他那自“一戰”以來本已岌岌可危的健康狀態便整個垮了，心臟病嚴重，肺部也有毛病。雖然這樣，他這些年來不僅是困苦地，而且還是緊張地、高強度地生活著，他的工作成就斐然，能夠這樣是因為他繼承了古老農民堅韌性格的遺風。當個人精力實際上已經耗盡時，這種堅韌的傳承支撐著搖搖欲墜的人，使他能承受常人難以勝任的工作重擔。
終他一生，這種得自傳承的韌性、與大地的親近、秩序井然和忍讓的力量不斷地和他個人的性情和性格發生衝突，他不得不全力衝出父輩農民的遺傳，避不回家鄉，時常更換工作，他做過教師、士兵、軍官、編劇、編輯、出版人和作家，獨自一人征服世界。一旦回到家鄉父親的農舍，他就成了陌生人，沒有人理解他，這在他那篇可做範文的散文中有十分貼切的描寫。但是當他面對激動的青年作家、神經緊張的生意人、導演或演員的時候，他從容不迫帶有家鄉口音的話便能起到令人安靜的作用，在特別好的時刻，可以從他口中聽出他父輩農民智慧的耐心和韌性。
最近幾年，工作壓力太大，他讀書和寫作的愛好受到不少限制，幾乎就被窒息了。不過他對教育和戲劇的激情卻始終十分活躍。對於舞台、對於將文學轉化為可看可聽的戲劇的熾熱興趣，與他熱衷於教育和出版事業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為了將美送到人間。
我們稟性相近，對世事看法一致，這是構成我們友誼的基礎。我們都具有藝術家的敏感和固執，對獨立性有強烈的要求，我們都從先人那裡繼承了嚴格講求秩序和道德的習慣，即使在我們追求自由衝出約束之後，這種習慣仍然悄悄地卻強有力地影響著我們。和每一種友誼一樣，在我們的友誼裡，除了共同點，還有相異處，正是這些相異之處每每觸發我們對對方的興趣和愛心。我們有不同的特性、愛好和習慣，彼此總想借此相互批評，彼此也正因此而互相吸引或感動。然而我們總是互相尊敬，彼此的批評總是友善而不過分。我們相識時，我是年長的一個，比他多走過一段路，他從小就讀過我的書，戰後，在他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當他徘徊於放棄和重新開始之間時，我是他最有力的支持。在我這方面，不但尊敬他是極富天賦的出版家和作家，更加尊敬他是受難者、是英雄，他比我以及我的任何一位朋友經歷過更多可怕和敵意很深的事。
我的朋友彼得是眾人愛戴的人，他有很強的吸引力，即使在無意間，魅力也照樣散發。即使他情緒極差，我們恨不得責備他時，仍然不得不愛他。我特別喜歡他在我書房或陽台上工作的樣子，紙張和印刷物，墨水筆和鉛筆，一切都有條不紊放在桌上，他集中精力全神貫注地工作，像個希羅尼摩斯。這樣的情景如果能夠重現，那該有多好。
彼得去世後，我收到許多慰問信，來自朋友、同行、讀者，其中最好的一封是魯道夫·施羅德寫的。我也收到許多報紙刊登的紀念文章，每一篇都充滿贊語，稱讚他是出色的出版家，是恐怖時代的受難者和鬥爭者。但是太少談到他作為詩人和作家的成就，人們對此簡直就是毫無所知！他的文學作品為數不多。我們這些作者和朋友，曾在他六十歲和六十五歲生日時分兩次為他出版了《選集》，印刷精美，是非常好的禮物。但這兩個集子是非賣品，印數也少，所以有些人沒有見過。
幸好他聽從我們的勸說，選出幾篇最好最有文學性的作品在1957年結集出版了。當時我曾把那本可愛的小書送給好些人。那本書叫《孟德羅》，書名取自1944年底彼得作為政治犯被拘留期間開始寫的一本小說，沒有寫完，只是斷篇，但這講述青年鄉村教師彼得的一百頁作品，比一些當代的名著和一些先鋒派作品更優秀。這本珍貴的書還收了幾篇散文，我認為那是經典性的散文，是應該收入教科書的，特別是《訪客》和《蘋果園》。我們這時代裡沒有人能寫出比這更好的文章了。
當一個人的主要活動皆見諸公眾時，要接近事實地總結他一生的成就並不難。而他所受的痛苦折磨則非常隱蔽，只有關愛的心能猜測感覺到幾分。越大越深的痛苦他講得越少。他以玩笑而超越的口氣對親近的朋友講過一些事，比如他非常喜歡的柏林漂亮的家如何在轟炸中毀於一旦，還有他從集中營裡逃出後漂流了多久才得以回來，這些是他經受過也已克服了的、不再為之用心的事。在希特勒地獄裡的遭遇他怕提，也罕得一提，我們只能以愛他、與他一起受難的心情去想像。而他最後幾年健康情況之糟是有目共睹的。
這還不夠。備受愛戴又頗知保護自己權威的他，自“二戰”起，多少年來一直過著沒有舒適家庭、沒有人照顧的日子，過著一種並非完全志願的苦修生活，他生活在非常倔強的孤獨中。這孤獨和失落、這外在的歸屬感缺失與一內在的歸屬感缺失相呼應，有關此，我們只有在少數幾次非常私人性的談話中碰擦到一點。他經歷過德國可怕的歷史，誇誇其談者口中的“偉大時代”、戰爭、戰敗、革命、野蠻行為、破壞，最後是重建，美軍佔領區裡大家努力建設，頗有成果，他也參與建設，參與玩魔術，也頗有成果。然而，對這廟會裡的勤勞、健忘、追逐名和利的作風，他藍色的悲傷的眼睛一天比一天看得透，他早已不信他生活於其中的內在的真和世界的真了，他在這世上感覺不到溫暖，覺得不舒服。這個如此熱愛生命的人，這個為享受生命而生的人，最後或許更願意死，死亡使他離開了那些亂七八糟的事。
讓我在此不揣冒昧引用施羅德信裡的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蘇爾坎普孤獨地承受著何種人間地獄的痛苦啊！而他總是鼓起勇氣，採取與人為善、高尚、即使有誤也值得尊敬的人生態度。”
當今，“真正的德國”“真的德國”“親切的德國”這些詞彙已經成為套話，每當我聽到或讀到這樣的詞彙時，我就看見彼得高瘦的身影。施羅德亦屬同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