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今文學網 > 塵世·輓歌 > 湖山一夢系平生 >

湖山一夢系平生

1978年我在鄂西利川一中應屆畢業。半年前,這個國家剛剛恢復高考,每天彷彿都在發生大事。而在此之前,我還在考慮到何處下鄉--而且開始情竇初開的悲慘早戀。那時的人似乎都很單純,首先是女同學把我的情書上交給了學校,然後是天天寫檢討到校辦罰站,之後是父母責罵毆打,最後是我自殺未遂。

 

醒來後為了表示我仍是個不甘墮落的青年,更為了心中那點自尊和硬氣,我確實咬破手指寫了個血書。一行字--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為人。

 

那年,我16歲。

 

結果通知書下來,全校文科只考取了我一個。但悲哀的是,僅被取到了華師恩施分院【改了四次名後,現在叫湖北民族學院】。於是,我拒絕去。家父怕我次年連這個也考不上,派人把我押解去了。因為與夢中的大學失之交臂,我很早就變得頹廢而墮落。

 

三年的詩酒孟浪很快結束,畢業分回利川教育局。在山中小城打架結社,經常醉臥街頭被清晨掃街的人喊醒。20歲左右的我,幾乎很清醒地看見了我可悲的結局--從科員到副股長到股長到副科長到科長。最後的悼詞是--該同志把一生獻給了山中教育事業,享受副縣級待遇埋進關山陵園。

 

那時,誰要提起武大二字,我就會生出腆臉賴活的羞愧。

 

應該說我的武大夢始於少年。那時雖然流行讀書無用,全國在學張鐵生和黃帥,但知書識禮的外婆卻一直在對我進行理想教育。她來自江漢平原,也算書香門第,在那個知識有罪的年代,她似乎早已窺見了這個國家的未來。她所瞭解的只有武大,於是我也相信那就是唯一高貴的學府。更重要的是她的一個侄兒,我們喚作大伯的那個傳說中的奇人,就在那裡任教。準確地說正是這位大伯,更加激起了我對這所遙遠大學的嚮往。

 

我從79年起,即開始了與獨身的大伯的頻繁通信。他結束右派生涯後調到武大主編《美國當代哲學研究》,不斷地從武大圖書館給我借寄各種那時山裡沒有的書讀。我工作後假期常去陪他,他是40年代初的武大地下黨學生,蘇雪林的弟子,談起母校來自然如數家珍。那時,武大剛好進入輝煌的劉道玉時代,大伯不斷給我講學校的各種變化,鼓勵我來考研。我知道我外語不行,大約是沒有機會來傳承大伯的衣缽了。

 

那時,祖慰寫了個報告文學叫《快樂學院》,記錄的正是劉校長和一群優秀學生的故事,確實讀得我心潮澎湃充滿艷羨。【那時真未想到幾年後,我與這些神話般的人物,會有緣成為一生的知交】彷彿老天要幫我了此夙願,85年大伯緊急來信,告訴我劉校長決定開招插班生,讓我火速備考。渾渾噩噩的我,終於看見命運的轉機在向我招手了。

 

考試是分為文化課和社會業績。文化課我自然不怕,但業績是比已經發表的作品。我是所謂“地下寫作”的出身,變成鉛字的有限,兼之只寫詩,多半比不贏那些寫小說的。幸好中文系主任白嶷岐先生和教務處領導於可訓先生青眼相加,為我說項。86年,我終於成為中文系七個插班生之一,走進了珞珈夢鄉。

 

所謂插班生,即按專科身份直接插進三年級,讀兩年,修滿125個學分,拿武大本科學位。真正吸引人的是,一切享受同等待遇,檔案調進學校,畢業重新分配--在那個年代,這就意味著是對人生洗牌再開新局的機會。否則,在人事和戶籍制度奇嚴的當日,走出深山,還真只是一個遙遠的夢。

 

插進三年級是指聽課,在管理上則七個人單獨編班,由丁忱先生做導師。丁先生是黃焯先生的關門博士弟子,章黃學派第四代傳人,專治音韻訓詁。我入學前在此方面有點基礎,參與點校《黃焯文集》還能略盡微薄,所以先生對我則向來寬容。應該說,當時劉校長所形成的校風,即是自由和寬容。

 

80年代的武大,確顯生機勃勃。各種講座,各種學生社團活動,一大批活躍的中青年教師吸引著莘莘學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導的易中天、於可訓、趙林、鄧曉芒等,當時還都是講師,由於我們可以跨年級跨專業選修,凡是好聽的課,我們皆趨之若鶩。老師對我們這些已婚學生,多少有點法外開恩另眼相看--行動更顯自由一些。那時的師生關係也比較好玩,似乎猶存民國大學的流風遺韻。比如趙林先生下午講社會心理學,中午就跑到我寢室來,開個午餐肉,我們就對酌幾兩,然後再飄然去上課。櫻花時節,導師會帶我們六男一女去遊湖,然後詩詞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遊詩同時發表在晚報上,先生看見後,會專門跑來對我說--還是你寫得更有詩味。

 

入學未久,我就受一家雜誌委託,去隨隊採訪長江漂流。一走個多月,鎮日飄在江上,系裡卻豪不為難。我選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體學,只交作業,未去上一回課,同學告我,每次沈先生都會問--那個野夫來未?我有些惶恐,結業考試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詩詞,我決定去面交並請罪,結果先生卻說--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執教二十幾年來古代文體寫得最好的學生。這樣胸懷的老師,你無法不肅然起敬。

 

我有個師兄王梓夫來自北京人藝,我們倆同時選修了一門話劇藝術課,講課的是位滿頭銀髮的老先生。因為講課舉例多采自人藝的劇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課休息都要過來問--我講得對不對,你多指點。這種大學者的虛懷若谷,害得梓夫不好意思再去聽課。

 

於可訓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時就算是中文系的王牌講師,卻是一點架子沒有。于先生經常邀我去家裡喝酒,談些課堂上不便講的話題。他是治當代文學的,國內的名作家多與之過從甚密,儒雅的外表裡,卻有著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則對我知遇多年,兩年寒窗,與這些師長結下的竟是一生的勝緣。

 

因為是劉校長改革創新招生制度,破格把我們從社會打撈出來的,所以許多人視我們為武大的“黃埔系”。當然,校長也有幾分偏愛。每學期初,會集中各系的插班生開個座談會,校長親自來訓話。其他系的人數更少,但更是人中龍鳳,有的多是各地樹立的自學成才楷模,能被校長改變命運,心中無不充滿感激。從今天的發展來看,多數人皆成了高知高幹或高管,應該說,沒有武大,也許大家還在混跡於泥塗。

 

校長對我的關愛,則可用天高地厚來形容。畢業後有幾年,我曾經墮入人生的真正底谷。校長不斷來信給我鼓勵,甚至帶著幾個博士來探看,贈書送藥,救我於絕望之淵。

 

當然,學校也有少數員工師生,對插班生是略有微詞的--尤其對中文系。他們的理論自然是認為大學並不需要培養作家,總覺得這些散漫無行的所謂文人,不過是來混文憑的。臨到畢業,都要論文答辯,不免有人想看笑話。我的論文導師是白嶷岐先生,選題則是“周作人晚期思想管窺”--我為這個著名的漢奸做了篇翻案文章。我私下先拿給於可訓先生評估,於師內心比較認同,但擔心太偏離主流話語,是否會在答辯時被發難。但結果白先生竟然也認可,論文遂得以順利通過,後來還公開發表在南方一個大學學報上,算是未負武大兩年諸位恩師的錯愛。

 

畢業分配時,正好海南建省。我因不想呆在湖北,同時也想趕所謂特區的潮流,便向系裡提出要求,希望能分到瓊島,或者就是西藏。系裡盡量成全我們的夢想,於是88年我又成了第一批趕海人。以後的命運則似波峰浪谷,幾乎遍歷了人間的五味百苦,此處就不再贅述了。但無論怎樣的沮喪困頓,回憶起在武大結識的諸多師友,總覺得背後還有力量,還在支撐著我去面對悲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