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垮掉的一代》說起
80年代初中國作家代表團應邀訪美，張潔女士曾偶然在一次宴會上碰到"垮掉派"的鼻祖金斯堡。說偶然，是因為這次飯局的東主大約因為社會形象的考慮（很奇怪，美國也計較這個），並未邀請金先生作陪。他聽說是招待中國客人（他從50年代便對東方禪宗感興趣），便自家趕來了。衣衫落拓，且背來一架舊手風琴。這跡近我們所說混吃混喝，所以席間的東道方對他雖不便"端茶送客"，卻多少有些"給冷臉子看"。他卻是個自己熱鬧的主兒，不斷找中國作家碰杯，然後自己提議要為客人獻上一曲。遂拉起那具漏風的琴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唱開了。
其時，對我國來說，"垮掉派"文學基本上還是一個禁區。中國代表團是否內部有"說法"規定在美國的接交範圍，這尚不知。但至少在美國，彼時代表其官方的主流文化正統作家們，卻仍有些不屑與這種在野派的"垮掉"文人為伍。哪怕金斯堡該時早已名滿天下，也拿過國家大獎了，卻仍難在這種場合"奉叨末座"。
回顧一下"垮掉派"的衰榮沉浮，其實並不難理解他們從寂寞到熱鬧又復歸寂寞的全部境遇。金斯堡、克魯亞克與伯羅斯因兩個女人的牽扯而訂交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宿舍時，都還只是我們所謂的"文學青年"。（這一身份在許多國家似乎都包含著這樣一些內涵-官家眼中的刁民，警方眼中的肇事者，父親眼中的逆子，街坊眼中的酒鬼，女人眼中的情人。）他們在二戰和大蕭條的陰影中，看到的不是死亡和飢餓，而是瘋狂。當他們與小偷流浪漢為伍時，他們所仇視的資產階級市儈文化正在朝物質主義大步邁進。社會的集團化不斷剝奪個人的責任和選擇，技術至上造成的現代拜物教和麥卡錫反共狂症帶來的政治迫害，都使他們感到人類正把自己帶向一個新的深淵。他們自命是一群掌握著神諭的天使，視自己的譫囈文字為"天啟文學"，他們"帶著滴血的羽翎一路拍翅飛來"，似乎就是為了向世界預告新的謀殺將要開始，而且是由人類用自己的創造進行自戕。
似乎是為了顯示自我的獨醒，因而去選擇一種與眾不同的瘋狂-他們的言行以極度叛逆的方式一開始就讓50年代的美國瞠目結舌。酗酒、吸毒、同性戀、違法亂紀或四處流浪，一切無不讓主流社會嗤之以鼻。他們辛苦寫作"長達幾公里"的稿件難以付梓，好不容易出版的《嚎叫》、《在路上》和《裸體午餐》，又立刻招來學院派的冷嘲熱諷。《黨人評論》稱之為"一群墮落的烏合之眾"。窮困潦倒的金斯堡，一次跳上酒吧的圓桌朗讀《祈禱》，邊誦邊把自己脫得一絲不掛，聲嘶力竭，涕淚交流-他們完全是那個世界的局外人！然而，最終還是在把他除名了的母校的一次朗誦會上，他的聲音終於銘進了歷史的磁帶。那是1959年的哥大校園，年輕學子們被這種放肆狂野而又真情畢露的文學驚得一愣一愣的。似乎一夜之間皆被吼醒，"垮掉派"突然讓舉世側目了。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一個朋友記下的故事——詩人海子在死前的某一天，來到一個小酒館對老闆說：我可以在這裡朗誦詩，請給我一杯酒喝好嗎？老闆說：我可以給你一杯酒，但請你別朗誦詩！這不是新版《世說新語》，多數人會開心一笑，但總有一些人會為之黯然。
真正使"垮掉派"臭名昭彰的是60年代。那時他們已擁有太多的青年崇拜者，發展他們的思想甚至模仿他們的衣著，把"垮掉"這一文學運動演變為社會運動，群居、聚會、校園騷亂、遊行示威、"向五角大樓進軍"等等。新一代人漸漸推出新的行動領袖，而他們這些始作俑者卻多數陷入更深的迷惘或困境了。有的死於鐵軌旁，有的流浪或蝸居，有的則陷入印度瑜珈或中國禪學而不拔了。
在美國議員的盛大酒會上，當大家都在等待著上甜餅時，一位女大學生卻全身裸露端著一個整豬頭進來。這就是後來的"垮掉運動"成員，但她或他們與詩人金斯堡一輩到底何干呢？金氏一撥究竟是警告這一時代將來臨還是號召了這一時代的來臨，這怎能分辨得清？
其實早在70年代時，金斯堡等漸已回歸正統了，獲得了普利策詩歌獎，可以和正統詩人霍蘭得握手言歡同台唱誦了。（這位爺大抵有歌癖，同樣是以唱歌開始的。）但是，性解放和嬉皮士運動這些"美國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到底由誰來負責？在多數人看來，當初的"垮掉的一代"是難辭其咎的。他們通過文學對自己的刻毒暴露，不會被視作是一個患者主動獻出自己器官去解剖，以讓社會確診自己的病因，找到治世的良方；而只可能永遠帶著自己抹上的灰影被拒斥於主流文化之外。儘管他們自己不斷陳述-"我們不是自己污髒的外表，我們的內心都是美麗金色正規的向日葵"。但是誰信呢？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也並不一定擁護-假設用冷戰期間的眼光來看美帝國主義的話。"垮掉派"文學似乎一向在我國都是一個少說為佳不說更好的話題。最初讓我們接觸到他們的不是課堂，不是教科書，不是官方讀物，而是民間一些"文學青年"自費油印的冊頁。那是80年代早中期，當時的中國彷彿突然回到了盛唐時代，詩人成了最華貴的冠冕，同時也是最廉價的封贈。半個社會都幾乎沉浸在詩中，詩歌團體風起雲湧，南拳北腿嘯聚如林。文革中的"地下詩人"們在那時業已功成名就躋入主流了，新的"底層詩人"又開始蠢蠢蛹動。在邊緣的油印紙上"嚎叫"不停。正是這時，金斯堡以及他的"垮掉派"在遙遠東方找到了異國知音，被一些青年所傳抄和模仿起來。
很抱歉，當我用一些輕言浮語來形容這一時期時，我內疚至深。因為我所熟知的一些朋友正是其時的主將，而我本人也曾附驥其中。我深知，他們確是一些早慧而優秀的人，比別人更早或更敏感地覺察到了一些病痛。對"垮掉派"，絕不是膚淺的模仿，儘管"蕭條異代不同時"，甚至也不同地，但人類中某些神經一定是共通的，因而一些呻吟或喊叫也必定一以貫之。
現在回眸那一時期，我內心仍覺莊嚴，同時也充蕩了激情。一個浪漫或理想主義的時代，儘管不免種種失格之處，但總比一個毫無情志而物慾橫流的時代更值得歷史珍惜。正如輕身狂躁勇於進取的人生難免疏漏缺失，但相較於世故陰險則仍顯可愛一樣。
而今，當年活躍的那撥"民間文人"朋友，有的修成正果，可以與另一些桂冠詩人同台獻藝了；有的掉面向商儼然大款了；有的流亡或倒於路上了。只有很少人還在繼續默默無聞的寫作。偶然聚首時，談麻將談生意談女人，卻絕口不提曾經津津樂道的"垮掉派文學"。當這些最先把這一流派引介到中國來的人早已遺忘這些文學時，屬於主渠道的出版社倒默默地在做這些工作。前兩年，漓江社和浙江文藝社分別推出了克魯亞克的《在路上》和伯羅斯的《裸體午餐》，這些"垮掉派"的經典代表作卻錯過了一個可以暢銷的時代，幾乎無聞於市。現在，海南出版社又組織國內學人編著了一部"垮掉的一代"評傳，相信這是國內首次以專著方式探討這一流派。如何討論是一回事，能不能討論則是另一回事。一個民族文化的成熟標誌是它學會了寬容，起碼學會了把文學視作文學，把學術視作學術，這樣方可以心平靜氣地坐下來讀書或站起來工作。
很顯然，"垮掉的一代"已是明日黃花了，就像中國80年代的詩歌運動一樣，皆為陳跡。這一切留給我們的只是一場奇觀，一次文化的戲劇性實驗。當一個世紀走到酒闌燈珊之時，文學的露面再也不會成為一代人的盛會了。那麼再出這些書又具有何種意義？
哈羅德？羅森堡曾說："一代人的標誌是時尚：但歷史的內容不止是服裝和行話。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他們時代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於荒野。"當物慾的時尚取代了詩歌的時尚時，當"垮掉派"身體力行又同時痛苦詛咒的那些事物再現於我們這一代身邊時，我們難道不可以從這樣一些閱讀中驚醒嗎？我始終相信，一個古老民族的文化根基尚未完全失去，無論是信仰、道德或文化都有待和可以重建。而且，當一種市儈文化也裹挾著我們之中的 大多數人朝一個錯誤的方向衝去時，我們也應該有一些人能夠站起來，對著天空說-請允許我們重新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