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的革命與愛情
一
任何一種語言，大約總有一些詞彙會讓我們感到沉重。這是只能神通而難以言喻的某種感覺——這樣一些語詞彷彿與生俱來地具有特別的質量，一如隕石般破空砸下，讓多數被擊中的心靈感到一陣顫慄，甚而蕩漾起如許莫名的痛楚。比如此際，當我擬出這樣一個標題時，我忽然張口結舌手足無措——我在大伯已然成灰的18年之後，依舊如故地感到失語的疼痛，感到我被這樣一些詞語壓迫得艱於呼吸，甚至流不出眼淚。
我似乎看見大伯躺在四塊黑鐵般的詞語之間——一頭是命運和革命這兩個古典詞彙，一頭是組織和愛情這兩個現代詞彙，它們的冰冷凝重更加顯出大伯蜷曲一生的微弱。我又恍惚回到二十幾年前的冬夜，那是在珞珈山下武大的一個簡陋平房中，大伯幾乎百聽不厭地再次在昏昏燈火下按響貝多芬的磁帶。他指著咚咚咚凍轟鳴的四個音符對我說——你聽，這就是命運之神在敲門。
那時年輕的我，還不諳命運的顏色，以為只要插緊鎖鑰就可以阻擋無常的腳步。以後在熟知大伯的往事之後，尤其在身經自己的坎壈之後，我方才明白，冥冥中似乎真有某個神秘的組織或者力量，在暗中編織著個體生命的運數。人在這樣的社會中，如同等待植入軟件的機器，終有一些莫測的編程員，在隨心所欲地決定你的命途去向。你甚至會在一些失夢之夜，隱約聽見那些黑暗中的獰笑。
二
我喚作大伯的這個人名叫張志超，實際是姑婆家的長子。姑婆是我外婆的乾姐姐，她們情同手足，於是兩家從民國至今，一直保持著珍貴的情義。大伯的祖父在上個世紀初，是湖北漢川縣田二河鎮著名的剪紙藝人。祖父帶著兒子【大伯的父親】在世紀初年，一路剪紙剪到了聖彼得堡。據說他們父子神奇的手藝，在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城鄉，曾經賺到過許多金盧布。後來十月革命爆發，俄羅斯陷入戰亂，父子避禍返國的途中，在烏蘇里江翻船，行李和錢幣皆付之東流，他們僅得生還。
大伯的父親名曰張懷寬，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鄉村，可謂最先沐浴過歐風俄雨的前衛青年。他在俄鄉的漫遊旅程中，竟然無師自通地瞟學了西醫知識，回到田二河鎮之後，開辦了漢川縣的第一個西醫診所。也許由於他曾躬逢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不免也懷抱著一些激進的社會理想，當董必武在湖北發展中共組織時，他成為了最早的一批黨人。他一直以醫生的身份從事著中共的地下情報、交通和武器醫藥供應工作，鄂省的黃麻蘇區和洪湖蘇區，乃至抗戰時期的新四軍，都曾經從他這兒得到過許多的幫助。最後終於因為叛徒出賣，他被民國政府定罪處決於194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於1951年頒發烈士證給予認定。
大伯出生於1919年9月。身為當時罕有的西醫之家的長子，他自然從童年開始，就接受的是當年最新式的教育。幾乎在中國鄉村多還不知體育和西洋音樂的時候，他已經率先踢足球和學習小提琴了。更重要的是，他不僅潛移默化地受著各種新思想的影響，還時常參與其父向“匪區”運送物質的冒險行動——雖然其父並未明告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大約是在1935年，16歲的大伯考進了湖北省立高中。頭角崢嶸的他買舟東下，沿著漢水的古老航道，一襲青衫飄到了省城武昌——他那時似乎意識到自己的人生終於啟航，甚至幻想著此後雲帆直掛，橫濟海滄。然而那個年代的中國，民國政府還只是半壁苟安，東三省早已淪陷，軍閥和赤潮仍舊割據和席捲著大地，而更大的災難正即將到來。對於他這樣一個先天中就蘊含著左翼血液的青年，則此後的命運也必將捲入這個災難頻仍的國運之中。只是他當時並未足夠的認識到，自家兩代人頭顱相許的事業，最終竟成為他一生的玩笑。
三
從殘留下來的舊照來看，大伯當時確實還算一個風流倜儻的新式青年。他不僅成績優異，相貌清奇，還會鋼琴提琴，甚至西洋繪畫，傳說還有一個不錯的歌喉。這些特質使他很容易就在省高的同學中出類拔萃，很快就成為學生社團的領袖人物。
那時，大革命失敗未久，在武漢曾經鋒頭很健的共產黨慘遭蔣介石清洗，無數理想青年血沃中原。然而已經播下的星星火種，又很快在天賦激情的愛國學生之中暗自蔓延。1936年2月，地下黨學長陳約珥、王曦和黃成美等人，邀約大伯等進步學生，秘密成立了一個讀書會，開始在學生中傳播共產主義。參加這個組織的學弟，還有後來成為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當時名曰趙承修】。今天的湖北省黨史，確認這是大革命之後武漢的第一個黨支部領導的秘密組織，史稱“都府堤18號讀書會”。
當年的這種讀書會，不僅是在一起傳閱禁書交流革命思想，他們還在假期被秘密分配到鄉下去宣傳鼓動；發動農民，啟蒙新知，鼓吹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因而很快就被鄉下的保甲組織揭發，國民黨警備司令部迅速抄查了這個窩點，並逮捕了所有骨幹，大伯自然也身在其中。因為所有的人皆未承認共黨背景，警局也沒把這些動亂孩子視為真正的敵人，於是關押一月後，全部交保釋放，而且都還保留了學籍【放在今天，這樣的事簡直可謂匪夷所思了】。
著名作家馬識途的長篇小說《清江壯歌》的主人公賀國威，真名叫做何功偉，是當時湖北省學生地下黨的領袖。他在1936年6月領導成立了湖北省第一屆秘密學聯，大伯是省高的代表。學聯以反對蔣桂戰爭為名，發動了全省各校的“反內戰救國運動”，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罷課示威遊行，大伯是聯絡鄉村師範的負責人。但運動很快被彈壓，秘密學聯也遭到破壞，何功偉潛逃上海。但是同年9月，李銳【50年代成為毛澤東秘書，80年代中組部部長，當時名曰李厚生】密加凡【50年恩施宣傳部部長，80年代湖北省社科院院長】孫士祥【70年代一機部的領導】又組織了湖北省第二屆秘密學聯，任務是團結教育進步青年，準備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大伯作為省高的學生會主席，自然又躬逢其盛，成為其中的主力。
1936年底，這一夥狂飆青年又成立了左翼進步青年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史稱“民先”。他們堅持在國民黨設置的學生集中軍事訓練營中，與右翼的復興社藍衣社做鬥爭。等到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正式爆發，“民先”解散，由中共正式領導成立了“青年救國團”，史稱“青救”。大伯參與了湖北青救的組建工作，並擔任武昌區團主委、宣傳委員。這兩個左翼社團，迄今仍被官方視為當時中共的重要外圍組織。
1938年2月，大伯經學長陳約珥介紹，在許雲家宣誓，正式成為中共黨員。許雲是何功偉的妻子，擔任了監誓人【建國後她成為中國婦聯的領導】。從此他作為魏澤同黨小組的一員，開始了他的地下秘密工作，並在錢瑛大姐領導的中共長江局青年黨員訓練班學習。
按影視劇的老話說——19歲的大伯終於找到了組織。他內心充滿激動，因為在那樣一個大時代，多數如他一樣的所謂有志青年，都怨恨政府獨裁，哀歎民生多艱，渴望以天下為己任，企圖憑借組織的力量來推翻專制，改造社會，挽救中國。恰好偏安在西北延安的中共，這時正好拋出了這樣一副“團結抗戰，愛國救亡”的猛藥，頓時迎合了自命有責天下的眾多男女青年的心靈。
他其實早就明白他的父親也在從事著相同的事業。當他正式履新成為黨員之後，他曾經回到故鄉，滿懷欣喜地向其父報告——他也是地下黨了。五十年之後，他感慨地對我說——他萬萬沒有想到，他的父親聽罷不僅沒有驚喜和鼓勵，而是狠狠地將他臭罵一頓。其父對他吼道：這種砍腦袋的事兒，有我一個已經是沒法，你還摻和進來找死啊。
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雨之後，大伯沉痛地說——我現在才明白，父親這樣的指責，並非完全是出於父愛，他應該還有許多切膚之痛，他只是無法言說而已。
四
西安事變在今天看來，不僅是抗日的一個轉折點，準確地說，是中國現代史的一個巨大轉折——幾乎從那一刻開始，就決定了中共此後的勝算。也是在那之後，所謂的國共合作在武漢掀起了一個小高潮——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成立，而當時影響最巨的共產黨領導的青年組織“青救”，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得以迅猛發展。
“青救”是由京滬等地的流亡大學生結合武漢的學生為主籌建的。此前活躍在武漢的左翼學生領袖——大伯和他學聯的老戰友李銳、魏澤同、孫士祥、陳約珥、密加凡等，皆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和骨幹。武昌區團是直屬總團的二級組織，在這個分部負責的還有一個省高的學弟叫胡寶壽——此君後來和李銳等皆去了延安，改名為胡克實，是50年代團中央的書記處書記，與胡耀邦、胡啟立並稱團系統“三胡”。在他們這個團體中活躍，以後成為了名人的還有朱久思【80年代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教育家】、嚴良坤【中央樂團著名指揮家】等等大批人物。
還有一個影響大伯一生命運的重要人物，也在這一時刻登場了——他就是王世槐。王世槐是貴州籍北京學生，參加過“12.9”學運，這時也流亡到了武漢，並成為“青救”機關刊物《新青年》的主編。大伯和他，當時僅在一些會議偶爾謀面，彼此是否地下黨身份，由於各屬於不同系統，互相並不清晰。他在那之後一直到21世紀時的登遐，都使用的化名叫羅明——這個名字建國後幾乎一直把持著湖北省的宣傳、教育、科技和文化領域，直到90年代以副省級離休之後，還“顧問”了多年。
“第三廳”幾乎已經成了一個著名的歷史名詞，在戰時武漢，以郭沫若為廳長，集合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名人，負責戰時宣傳和動員。大伯所在的“青救”，則主要在冼星海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學生劇團和合唱團，並成功地組織了全市市民的“抗戰獻金”運動。若干年之後，這一空前熱烈和壯觀的愛國運動，仍然為史家所稱道；它幾乎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所見不多的蜜月紀念。
要想說清大伯的個體命運悲劇，我實在無法迴避這個悲壯的時代背景。個人在亂世的存在和選擇，結識的每一個人或者身經的每一個事件，都可能埋下他一生宿命的伏筆。幾十年後的回眸似乎恍同隔世，但仔細想來，一切又好像在劫難逃。
五
1938年，陳誠將軍指揮的武漢會戰即將打響，整個江城都在山雨欲來的前夜，沉浸在一種悲情狂歡和壯懷激烈之中。每一個亂世兒女都似乎肩負著國家興亡的使命，熱血賁張地從事著戰前的各種準備。大伯因為個人特長，負責劇社和合唱團的組織，後來成為陳毅夫人的張茜，那時還是他們的小演員。冼星海經常來教他們演唱抗戰歌曲，田漢陽翰笙等左翼名流，也不時出場來指導演出。
就在那樣一個如火如荼的夏日向晚時分，大伯和他的團員正在合唱練歌之際，坐落在武昌曇華林的省高教室的一扇門被推開了——一個美麗的女生進來，落落大方地婉語：我是女中的代表，我叫王冰松。——在幾十年後大伯的蒼老回憶中，我隱約看見那一刻，大伯前世今生的悲劇之門，被咚咚咚凍地輕輕敲響了。此後的漫長餘生，他似乎都還在那最初的驚艷中發呆，而那扇命運之門，也再未被合上，一個世紀的罡風似乎還一直在那裡呼嘯著、、、
王冰松是武昌一個資本家的小姐，省立女子中學的高中生，一個驚才絕艷而又教養高貴的孩子，同時也是“青救”的成員。她的美麗絕非我大伯的神話，在以下的敘述中，我們將看見她這種稀世風采，將怎樣成為那一代人和她本身的悲劇。
一個多才多藝的書生，一個風華絕代的小姐，在一個烽火狼煙年代的邂逅相逢，幾乎注定要像星球相撞一樣，開始他們亂世佳人的孽緣。那一年，他們也都才十八九歲啊。初初萌動的春心，放在國破山河之下，彷彿預示著他們破碎的今生。
最初的接觸自然而然，每夜的練習結束，美女需要護送。而大伯那時據她說——長得像她的哥哥——這一最初的主觀印象，構成了女孩的安全感。以後則是“青救”組織去工廠農村做宣傳，他們成了最佳的搭檔。她能歌善舞，他是最好的伴奏。他口才極好，她成了演講時最鼓舞激情的聽眾。在那個大時代，多數的革命愛情都基本類似，我無庸重複那些對他們而言感天動地的細節。他們相愛了，這一點難以置疑；而具體達到怎樣的程度，我們只能想像，在那個還比較封閉的年代，對於兩個有教養的青年來說，肯定是要壓抑著許多情愫。更何況戰雲密佈，家國碎裂在即，更大的亂離正在等待他們，誰知道今生的聚散還要經受怎樣的磨難。他們只能像多數理想青年一樣，暫時埋下火種，徘徊在最後的緣分門前，等待著河山光復之後的大地花開。
六
“組織”作為名詞，似乎是從日語演變的一個外來詞；在古代漢語中，它只是一個動詞——編織或者構陷。這個名詞的引入，最初大約只是用於醫學抑或生物，比如細胞組織；其歷史不會超過100年。但就是這麼短的一點時間內，這個詞忽然發酵般膨脹起來，成為20世紀迄今風靡整個中國的一個社會性名詞。它剛開始還只是表示根據一定的目的、任務和系統結合的集體或者社團，比如黑社會組織；但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狂飆突進，這個毫無定性的詞語，竟然會在辭典上衍生出一個專有的義項——特指中共。
用許多紅色小說的話說——1938年的大伯，已經是“組織上的人”了。事實上，組織中只有細胞，是不再有人的。發明組織的人，是按機器原理設計的這個怪物，個體的人在組織中，不過類似某個螺絲、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是組織所不允許的；組織只會冠冕堂皇地提倡集體主義，會用無數教條來幫助你遺忘作為人的個性和人性。而且，有組織就會有紀律，面對這種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條約法宣誓——這一古老的習俗卻是向中國自古而來的江湖黑幫學習的。在孫中山最初把這一封建迷信甚至殘酷的手段引進到現代社會的黨團制度中時，其誓詞曾經是非常駭人聽聞的——叛黨違誓者將被誅殺老幼。在“聯俄聯共”的北伐時代，我們今天的組織，也學會了這一手段，所以“拋頭顱、灑熱血”這樣血腥氣十足的語言，才會成為我們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漢語。
書生大伯也是宣誓過的人，監誓的還是著名的女黨員許雲大姐；而許雲的丈夫何功偉也是著名的書生報國的人——他果然忠實於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陳誠判處死刑，殺害於我的故鄉恩施。至今他的青塚還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園，陪他一起長眠的還有另一個女人——劉蕙馨。在當年，這些人都是國家的讀書種子，是人中龍鳳，他們為何會選擇對一面畫著凶器的旗幟起誓，要去從事一件確實違背當時政府法律的危險事業呢？那麼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鉞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們並非熱衷於殺人越貨的人啊？
若干年之後，我和大伯漫步於珞珈山的密林草徑中時，我向大伯提出了這一疑問。他苦笑著告訴我——人除開生命本能之外，還有更高的精神本能，這種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說：不自由，毋寧死；講的就是精神自由的價值大於生存。我們那一代人，許多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而蔣介石從孫中山那裡繼承而來的國家體制，是違背現代憲政的“三一律”——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當基本的人權都要被這個政府所鉗制時，如果有另外一個黨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結社言論自由的招牌時，你說它能不吸引我們這些愛國哀民而又輕身躁進企圖改造社會的理想青年嗎？無數優秀的先驅真正為此理念拋了頭顱，至於結果，呵呵呵呵，這就是現在這些開始醒悟的人所說的“異化”——共產主義運動被“異化”了，我們成功地推翻了一個暴政，卻得到了一個更加滑稽的結果。
那麼這種異化，究竟是從何時開始的呢？為何多數仁人志士的初衷，會被少數的寡頭所操控？為何理想被強姦，以至於要把大家的祖國帶進這樣一個叫“新社會”的隧洞？這些問題，我逐漸從大伯的身世中看出端倪。接下來我繼續說大伯的如煙往事——
七
武漢會戰是慘烈的，所謂水陸空齊上陣，血流漂櫓，那都是大伯和王冰松親眼目睹的。有一天，他們正在幫助搶救國軍傷員，敵機來襲，他們剛好抬走那個戰士，一個炸彈就在那裡炸下一個深坑。他們沒有受傷，卻也真正的嚇壞了，他們開始要面對和思考必將到來的失守和流亡。
在當時，國軍的頑強抵抗，並非真的相信可以擋住日軍的鐵蹄，只是血氣所至，非要做殊死一搏而已。無論國共，都在考慮要如何保存實力，以便為日後的黨爭天下埋下後手伏筆。王冰松那時還不在“組織”，她的父母決定舉家遷往四川，因此她的隨行是無人干預的。她在臨行之前找到大伯，委婉希望他能和他們同舟共濟，溯江而上。她甚至自信地說——他們家包得有船隻，她會告訴她的父親他們的關係，父母必會同意的。
然而大伯已經得到“組織”的指令，要他隨省高一起遷往鄂西建始，幾所中學將在深山中的三里壩小鎮成立“湖北聯高”。他必須在那裡去建立組織，發展黨員，繼續開展地下工作。為何要“地下”？這裡有個歷史問題一直為今天的人們所困惑——不是已經國共合作了嗎？原來西安事變之後，達成的合作協議，其中規定共產黨不得在戰時的國統區發展黨員，搞破壞統一抗戰的活動。但是中共有自家的算盤，豈能為戰亂中的民國政府所左右——這就是何功偉和大伯的父親等無數黨人，竟然在抗戰之中死於自己國家法院審判的原因。同樣這也是“皖南事變”之後，延安除開抱怨而不敢揭竿向內的深因所在。
在凜冽的秋江之涯，大伯無奈地凝望著王冰松的淚眸，不得不說出自己的組織身份和使命——這是他不能違拗的使命，當然也是他的宿命了。“人生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老年的大伯依舊回到了這個城市，他無數次要擺渡這條亙古的大江，當年他們如楚囚相擁，作新亭對泣的蘆岸，早已變成時光的堤壩，所有的撕心裂肺都被割斷在歲月那邊，連那個楚楚深情的人兒，也走失在這個世界了。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他們當年的吻別，在今天的我看來，一定浸透了生離死別的況味。眼中淚心上血，必將在未來的餘生淋漓潤濕，永遠難以洇干。他們身處亂世，命如飄萍，國家的興亡猶未可知，兒女的聚散則多如雲水的離合了。水逝雲飛，鴻爪雪泥，浮生的悲歡不由自主，何處敢卜它年的歸期和團圓？
此後他們還能相見嗎？他們一直隱忍的狂歡，會在來日渺渺的悲情之中決絕地浮現嗎？我在大伯的生年，未敢去殘酷地逼問。但是，我只知道他為那夜的離別，等過了他的一生；只為當初那一聲然諾，他終身未娶地熬幹了他71年的生命。就像那個夜晚的最後分手一樣，他在垂老的驀然重逢之後，再次轉身走向了永恆的長夜。
那麼他們的青春生命中，就真的沒有再見嗎？不，他們在流亡的路上，曾經遭逢過，不然就不能構成他們奇特的命運，也無法構成這一個故事。那才是我真正要說的。
八
鄂西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數民族聚居地，現在叫土苗自治州，屬於武陵山區的一部分。那裡山河表裡，幽深險峻，至今依舊還算窮鄉僻壤，放在當年，就更加出入艱難了。但是自古以來，這裡就是入川的要道捷徑；如果日軍不能打通三峽險阻進犯渝州的話，則只可能經此陸路來窺視西南腹地。因此陳誠將軍的第六戰區司令部就陳重兵於此，湖北省政府也臨時遷到了這裡。
當年進入恩施，通常是溯江而上在巴東捨舟登岸，再翻越巫峽背後的崇山峻嶺，由建始官道抵達。但對於萬千流亡的湖北學生來說，自然只能沿著古老的驛道，從宜昌經長陽，再攀越巴東野三關的綿長峽山，才能到達湖北聯中所在的三里壩。
三里壩是一個古風猶存的田園小鎮，也是國府高官吳國楨【時為重慶市長】的故鄉。這個幾百戶人家的地方突然湧來眾多的精英學子，一時難免捉襟見肘。但是在當時抗日救亡的熱情之下，淳樸的山胞們還是肩負起了養育這些國家未來人材的重任。校舍有限，大伯和他的同學們都被分配在周邊的人家吃住；街邊那條清澈的小河，又重新滋潤著他們亂離流亡的生活。山清水秀，如處世外，但禦侮抗暴的激情，還是在心底燃燒。
聯高的師生也可謂人才濟濟，老師中有古典文學專家胡國瑞、音樂教育家馬絲白。學生則有聞一多的侄兒聞黎智【80年代武漢市委書記】張良皋【華工著名建築學教授】張世英【北大著名哲學教授】等等。這些學生在以後，有的成了渣滓洞的烈士，更多的成了新中國的冤鬼，但凡堅強活到80年代的，則多是遍佈全國的高知了。
大伯那時是聯高地下黨的宣傳委員，仍然活躍在學生前台。吳國楨的一個叔叔是該鎮的保長，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地下黨員。大伯他們的組織活動和會議，都在這個保長家舉行，因此也獲得了安全和保護，否則必將遭遇他的學長何功偉在恩施的下場。許多年之後，大伯才知道，就是這個白皮紅心的保長，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隊給鎮壓了【而當年還有很多此類的悲劇發生】。
當時地下黨的任務，主要是在白區發展黨員，建立網絡，等待抗戰勝利之後的翻天。僅僅一年時間，大伯就親自發展了八個黨員。之後，他畢業了，再也沒有合適的理由留在那裡，於是經組織同意，他經由宜昌抵達重慶。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錢瑛大姐，親自接手的他的組織關係；他希望像他的多數同學一樣去延安，但是錢大姐說他這樣富有社交能力的人，應該留在白區工作，這樣可以對黨有更大的貢獻。於是，他被組織安排到白沙大學先修班學習，錢瑛派人與他單線聯繫。他從此錯過了他今後的官運，卻迎來了他的厄運。
九
大伯一生沒有子女，身無長物，留下的遺囑是把所有的文字史料給我，書籍則給了另一個侄兒。我在這大堆的雜亂紙張中，找到了一冊裝訂得規規矩矩的信件——那是1987年，大伯終於歷經一生的守望尋覓，再次找到王冰松的下落後，她在和他輾轉見面之前的一封封長信。而正是這些長信，向我揭露了一段可悲的歷史，也揭露了一個黨領導的黑暗內心。
睽違近五十年之後，王冰松的第一封信，說的就是她的流亡之路
志超兄：日昨接來信，心情激動，久久不能平靜。早一日，接忠同兄【魏忠同，大伯的首任地下黨書記】來信，告知已找到你，略略提及你的遭遇，我正擬寫信給你，不想你的信卻先到。時光如流水，會沖淡許多回憶，但有些事牢記在腦海，卻永難忘懷。但四十多年別離，往事千頭萬緒，真不知從何說起……我離開武漢較晚，三道街已難見到常在一起的年青夥伴了。我從未收到過你的來信，戰亂年代，動盪的人們，這一切原不能責怪……
原來她並未隨家人一起撤退，而是和“青救”的幾個朋友結伴一起，先到宜昌，再乘船穿三峽到萬縣。她的哥哥的朋友張鈞石在萬縣天生城辦了個農民識字班，邀請她一起去做宣傳救亡工作。就在這時，原來在武漢就一直追求她的“青救”領導羅明，也流亡到了這個山城。按晚年胡克實對王冰松的話說——“那個成天像蒼蠅一樣在你身邊飛的羅明”，對她也可謂一見鍾情。早在他從華北流亡到武漢認識她開始，就一直曖昧地表示著喜歡。但是她原本冰雪聰明，況乎心有所屬，一直巧妙地保持著朋友的距離。
羅明這時正好是川東特委的宣傳部長，亂離之中重逢偶像，自然竊喜。他積極靠攏王冰松，以組織身份動員她入黨。她那時也是熱血理想青年，無需多說，即按照他的安排，和另一個女孩劉玉清，同去萬縣一中找到一李老師，然後在李的監誓下正式入黨，成為“組織”上的人了。
未久，她的父親來信，要她去重慶陪送母親到成都，她經組織同意，離萬到渝。到了80年代她才得知，她走後不久，萬縣地下組織即遭到破壞，和她一起宣誓的女孩和其它大批黨員入獄了。羅明安然無事，繼續到重慶北碚負責地下黨。
十
白沙位於江津縣，是當時四川的四大名鎮之一【今屬重慶】。抗戰期間，這個古鎮成為了當時中國一個重要的教育集散地，許多學校都搬遷來到這裡，名流薈萃，淪陷區流亡來的學生老師，也多要來此中轉以重新選擇出路。所謂的大學先修班，大約相當於高考複習班，集中了各地的流亡學生，在這兒等待年考。這是教育部為天下學子所設的臨時窩點，政府解決著這些寒士的基本生存。
即便是在烽火連天的歲月，國民政府仍力所能及地重視教育，要為國家養士掄才。大伯在先修班所接受的錢瑛指示，是要參加高考進入大學，繼續從事學運和發展黨員的工作。白沙距離重慶，大約也就半天的水程，熙攘亂世，他自然無從知道他的戀人也輾轉來到了重慶。他輕鬆地經過了1940年夏天的大考，徵得組織同意，選擇了遷到樂山的武漢大學的經濟法律系，主攻專業是比較憲政。
錢大姐告訴他，武大地下黨支部和樂山中心縣委會派人和他聯繫——當時的地下黨聯絡方式，並非如今天的電視劇所表演的要對什麼切口暗號，基本是來人直接告訴受誰所托即可。於是，大伯在這年的9月，輾轉來到樂山大佛邊不遠的武大入學。他進去之後才聽同學議論，就在前兩月，武大地下黨組織被破獲，黨員被捕逃散隱蔽甚至個別被處死，整個組織陷入癱瘓。【關於這批黨員的黨籍恢復問題，曾經是80年代中組部的一個要案】而樂山中心縣委，也沒有人來和他聯繫，他只好隱蔽身份埋首等待著。
雖然與組織失去聯繫，但他對國民黨的仇恨不僅沒有消解，反而與日俱增了——因為他和淪陷區的家人取得了聯繫，弟妹來信告訴他，父親在這一年已經被國民黨處死。那個時代，像他這樣突然失去組織的人多如牛毛，誰都認為自己還是黨員，仍要繼續單兵作戰。誰也沒想到，建國後這一類的同志，都會被視為自動脫黨甚至叛徒，而在歷次運動中受到各種非人的折磨和終身的歧視。
他的左翼傾向決定了他不會完全轉向書齋，在“青救”時代的活動培養了他的文藝天性。他開始組織學生成立“海風歌詠團”和“峨嵋劇社”，團結左翼同學，宣傳進步思想，閱讀秘密書刊，表演抗戰戲劇。他一直在找黨，看見樂山一家書店偷賣進步書籍，也要去試探聯繫。但是，黨似乎遺忘了他這樣一個無足重輕的卒子，他患肺病吐血，住院休學一年。他在病床上，開始了詩歌創作——他在武大的文學老師，是當時已經著名的女作家蘇雪林；此前在重慶，他認識了徐遲等一批青年詩人，也喜歡上這一激情豪邁的文體。
他的詩作開始發表在四川的一些報紙副刊上，他也許想過借此向那個不知流落何方的女孩表達思念，但是他確實沒有料到，他真的被那個失散的愛侶注意到了——這時已經是1943年，他們已經杳無音信分別五年了。
十一
王冰松仍然隸屬於羅明黨組織這一條線，1939年來到重慶。她不僅見到了母親，還遇見了許多當年在武漢的“民先”和“青救”團員朋友。她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都希望他留在重慶，特別是羅明，還特意委託一個共同的朋友趙啟海，轉來了給她的第一封求愛信以及照片和情詩。
但是，用她半個世紀後給大伯的信說——他向我致意，我沒有答應。那時他用王若廬名就讀復旦，我們雖通信，我卻從不涉及愛情，我始終以兄長看待他，從未想到和人談戀愛。
她的父親已經在成都安排她乘坐一個蘇聯顧問的便車攜母赴蓉，他父親的好友瞿雲白【瞿秋白的堂弟，留蘇學生，托派】夫婦也將同行。她徵得組織同意，還是決定啟程。她答應大家，如果成都不好，再回重慶。
她到蓉後，先去蜀華中學繼續學業，“久久等不到組織音訊，確很苦惱。”她只好去信給羅明，果然第二學期，低班的學弟馬瑞圖才來和她接上組織關係。那時她已經是蜀華的“紅人”了，經常和校方鬥爭，畢業時未參加大學統考，因為有人告訴她，她在警方黑名單上是第二名。那時她受《被開墾的處女地》一書影響，想學農經，金陵大學有最好的農經專業，可是當年不招女生，金大的一個助教介紹她去銘賢大學，該校偏處金堂，與外隔絕，是一個好開展地下工作的地方。她的黨組織關係一直轉來轉去，最後還是轉到了羅明手上。
不管怎麼說，羅明看來都像是一個對愛情很執著的人，他喜歡上誰，不上手就有種誓不罷休的精神。1941年秋，羅明恰好也調到樂山，任地下黨中心縣委書記。樂山和金堂在那個年代，相隔非近，轄屬也不在一個地區，但是由於王冰松是他發展的，所以組織關係仍舊劃歸到他這條線上。他多次向她單獨表示，出於組織安全的考慮，希望他們能夠作為“假扮夫妻”一起展開工作，這樣將有利於民族解放的大業。【當年黨領導多愛運用這一說法，將女黨員發展到床上】但是王冰松不是一般出生的女孩，堅決不吃這一套，以還在學業和家父反對為由，不失分寸地婉拒著她的頂頭上司。
也許她心中還在隱隱掛念那個遠去鄂西的人，她多少有些神秘的預感，認為他還活著，他們還將在今生重逢。這時，奇跡出現了，她看見了報刊上署名為他的詩歌，她認出了他的文風，她找報刊打聽到作者的通訊地址，然後急不可待地寄去了問訊。
十二
樂山故人蘇東坡曾經有詩曰——因病得閒殊不惡。大伯根本未曾想到他輾轉病榻的閒時草草，竟然真的會給他帶來命運的轉機。拿到戀人的鴻書，貧病潦倒的他無法不涕泗交流。他急忙回函，彼此交換著流浪的足跡方向，傾訴著一千八百個時日的牽掛和渴慕。他們不斷地熱情聯繫，有著劫後重逢的悲欣交集。他們相約，就在這個暑假，他們各自放假的時候，到她父母所在的內江去見面——她大約準備正式將他介紹給家人了。
他除開希望早日與她見面定情之外，還希望通過她找到當年的“青救”同仁。他知道那些同仁許多都是黨員，通過他們可以重新找到組織。這些問題出於安全考慮，都不能在通信中表達，他根本無法想像，當年“青救”眾所周知的“小姐氣”最重的小妹妹，也已經成為了地下黨員。他更不可能知道，她還是舊相識羅明的直屬下級——這些情況，根據紀律，王冰松見面也是不能向他說明的，況乎在通信之中。
大伯興致勃勃地等來了暑假，他的病也基本痊癒，終於如願以償地啟程。他滿心喜悅忐忑激動地換上最乾淨但仍然陳舊的衣服，帶著簡單的行囊走向內江。他按照她事先給定的地址尋訪到那幢華貴的小洋房時，已然是黃昏，他生命中難以承受的一個悲劇黃昏終於出現了。我多年後閱讀台灣詩人鄭愁予的詩句——那噠噠的馬蹄聲是一個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我只是一個過客——時，我依舊無法忍住我遙想大伯命運的淒涼眼淚。
一個24歲的貧寒學生，帶著他對愛情的全部幻想，在一個陌生小城的薄暮，侷促不安地敲響了他的命運之門。僕婦把看似寒酸的他帶進了那幢洋樓，他終於看見了他朝思暮想的青春戀人。他原先以為他們會抱頭痛哭，會有種種情不自禁的激動。然而站在面前的她，雖然光彩依舊，成熟得更加風韻誘人，但是臉上的微笑卻禮貌得十分冰涼，甚至還帶著幾縷嘲諷和不屑。他敏感的內心豈能不感到那種拒人千里的冰霜況味，但是他無法明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無法想像文字和本人之間，怎麼會情感相去霄壤。
青春少年到底還不諳世界的詭異，只能略識世故的顏色。在王冰松欲言又止的冷漠之中，大伯未能從她那哭過的眼眉間讀懂少女的心思，只是自卑地以為她華貴的門戶在嫌棄他的貧寒。他還是被她禮節性地留飯，整個晚餐所有家人的淡淡禮儀，像一扇巨大的石磨，把他多年的相思和深愛，終於一點一點地碾磨成碎片。
儘管主人還是禮貌留宿，但自尊的他已經無法小駐倦足了。他獨自走向江邊，在那裡終夜徘徊——他初嘗失戀的滋味，這種滋味中還有一種受騙和受辱的感覺——早知如此，你何必要害我間關千里，風塵兩袖來道一聲再見呢？他只能想到死，腳下就是滾滾沱江，他實在不知道這異鄉的河流將把他帶向哪裡。
他艱難活到了次日，初生的夏日結束了他的噩夢，他決定無言揮別這個原本與他漠不相干的江城。1985年的冬夜，我們老少圍坐在武大的小木屋中，大伯老淚還是無法自持，他說他徜徉在那個青石小街上，決定不去辭別，但是很奇怪，他的腳還是把他帶到了那幢樓前，他完全不由自主地走去，他甚至看見了她和她表妹在花園中的背影——就是這個美麗的背影，一下子把他刺醒了。他突然轉身快步走向碼頭，他怕稍一猶豫就會自尊崩潰，要去祈求她的愛憐。
他決絕地走了，他的教養使他沒有勇氣去質問——到底發生了什麼？要這樣轉瞬劇變。這一轉身就是半個世紀，揮手即成陌路，而陌路紅塵，還硝煙彌布，他們的今生就這樣少年般負氣地錯過了。等到若干年後終於能夠聽到她的解釋時，一切都已經晚了，萬千悔恨又何能重挽歲月的腳步。就像昆德拉所說：生命不是話劇，可以綵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們的悲劇一次性上演，就揮霍完他們的一生了。
十三
受到重創的大伯孑然回到樂山，繼續他的學業和事業。他們劇社的演出還將進行，每個人都在危險的歲月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幾十年之後，他們互相才知道，那時他們多是失去組織的黨員。
就在他從內江回來不久，他突然在樂山的街上邂逅了羅明。他們是武漢時代的“青救”熟人，1938年該組織就被政府強行解散，他們再也未曾謀面，而大伯原不屬於他那一條線，所以也無從知道他是否黨員。羅明實際是早就知道他在樂山，也受命要來聯繫他，但是由於樂山當時的恐怖形勢，他自己暫時停止了活動，丟掉了很多黨員的組織關係。另外的深因則是，他知道大伯和王冰松的舊情未了，他還在繼續謀求和王的假夫妻計劃，所以不願大伯進入他們的組織生活和視線。現在他突然出現，直接叫大伯去參加他們的支部活動，而且也不交代受誰指派，大伯在當時的敵我複雜情況下，自然裝著聽不懂他的意思。大伯希望知道他的聯繫地點，以便自己弄明情況後再去找他，他自然也不肯說。
就這樣，組織以為大伯早已和羅明接上頭，就再也沒人來聯絡過了。而羅明也再未出現，直到80年代涉及到大伯的黨籍恢復時，武大黨委多次找頂頭上司和當時的直接證人羅明，羅皆說大伯自動脫黨，不能恢復。武大動員大伯自己去找這個當年的當事人，兩個情敵才有了又一次謀面。但是羅明明知大伯這個當年的老革命，已經受盡了新中國的折磨，卻依然堅持說——他當時給大伯打了暗號，大伯不接。大伯說那時根本沒有暗號一說，更不知道他是黨員。
但是兩個人的事兒誰來做證，一個還是炙手可熱的高官，一個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組織的秤桿則依舊只能向權力傾斜。雖然那時大伯還沒有找到王冰松，還無法破譯這個歷史隱秘；但是心高氣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結，他又怎肯去向這個“青救”時代他都未曾高看過的官痞再三俯首仰乞。於是，他終於戴著脫黨的帽子，走完他的餘生。不過這個時候，他對這個黨實在也沒有太大的興趣了，只是因為朋友們的慫恿，他原本試圖討回一個公道而已。
十四
他雖然一直無法理解王冰松何以如此對他，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只能三緘其口，從此將愛的火種雪藏在心底，他再也沒有去信找她，沉默地堅守著一個貧困學生的最後尊嚴。組織也始終沒來找他，他只好傾心於學業，在比較憲政，哲學，經濟學，邏輯學上用功甚深，至於英語，則完全成了他僅次於母語的本事。
抗戰勝利之時，正好他也畢業。民國政府以及各校班師回朝，他也順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稅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稅局。這個時候國共果然開始分裂，內戰的狼煙又即將燃遍整個國土了。他是長子，下面還有四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資還要用來周濟全家。中共整體轉入地下，他再也無從尋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猶存，畢竟他從思想上是堅決反對專制的，更不要說這個政府和他還有殺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則早在他的支持下，投奔大別山的新四軍了。他時刻注意著局勢，在群眾中宣傳民主思想和共產黨的好處，並在暗中和幾個哥們組織了“應變會”，準備緊急時刻盡量保護好稅局資料和財產，以便迎接等待解放軍的到來。1948年底，解放軍一度佔領襄樊，要向沙市進攻，局裡要員皆逃跑，他開始主持“應變會”來維持局面。結果解放軍又撤出襄樊，沙市又恢復秩序，他聽說江陵專員公署要逮捕他這個組織應變的共黨，只好連夜逃亡武漢。
1949年初的武漢，在下江的渡江戰役之後，國軍已基本棄守。民國政府雖然還在勉強維持秩序，但整個社會已經在等待易幟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黨員王達勳和余開先，並在他們的指示下開展工作，加入了他們實際掌控的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建設協會”，為大軍進城做好接收工作的準備。至於他的組織關係，武漢的地下黨支部說，要由四川方面來認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會得到重建的。於是，他開始滿懷信心地等待他父子兩代人所捨命為之奮鬥的新中國的到來。
十五
改朝換代，江山易幟，在任何時候都會出現一定的亂局。但是共產黨的從東北開始，就已經積累了很多接收城市的經驗，多半分派原來在該地從事地下工作和原籍的黨員幹部來主持接管事宜。30歲的大伯終於迎來了他夢想已久的新中國，他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因為那些接收大員，不少是他青春革命時期的同志。
他的老同學老戰友都從延安殺回來了，魏澤同，孫士祥，密加凡，聞黎智，陳約珥等等，幾乎每個人都在軍管委員會擔負著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老領導錢瑛大姐，現在是武漢組織部部長。還有一個人也回來了，那就是羅明。他幼稚地認為，這些人都是清楚他歷史的，那他找這些老朋友，應該很快就能恢復組織關係，並得到重要的工作崗位。於是他自信地去找了，卻很快發現時移世易，世界的炎涼冷暖遠非他的想像了。
錢瑛大姐很熱情的說——你放心，你先去找一個工作，等局勢穩定後，你不來找黨，黨也會去找你的。其它更多的老同學都是說——我們當然能證明以前的你，但是四川時期的事情，還是要等那邊的組織來確認。畢竟社會複雜，叛黨投敵甚至暗藏做匪諜的現象也很多，一切還是要按組織原則來處理。
大伯頓時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他發現組織的嘴臉原來竟是這樣的莫測。當年那些並肩戰鬥的朋友，似乎也都失去了舊日的純情，甚至言語中不免視他為一個機會主義者——我們浴血奮戰終於成功之日，你們這些在白區享福偷生的人，還想來分享勝利果實嗎？更何況黨內在天下底定之後，是要重新論資排輩分封建侯的。對於潔身自好的他來說，如果再去死乞白賴地尋求認同，那也確實是一件有傷自尊的事。
幸好他還有一技之長，幸好他的老同學孫士祥給他寫了一封介紹信，證明他父親是烈士，於是他得到了新社會的第一份職業——在武漢鐵路局扶輪中學教政治課。而且根據他的水平，定了中教四級的工資待遇，每月85元。在那時，這也算不菲的了。
之後他又調到鄭州鐵路局，50年夏天又調回武漢一中、湖北省實驗師範、武漢市教育局等等；最高職務當過教導主任。總之，新社會於他暫時尚未任何禍福，他也就——“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取東家種樹書”——樂得苟且偷安了。黨還會來找他嗎？黨還記得這個當年的民運學運精英嗎？他基本不再期待了。
可是，他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真的能從此苟安嗎？黨當然還會來找他，卻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於是1955年這個最初的凶年開始向他嚴峻地走來……
十六
共產黨建國之後，大伯最初幾年的生活應該還算是愜意的。這時他的大弟已工作，二弟是解放軍團級幹部，妹妹是志願軍文工團員，三弟四弟由他資助上學。三十多歲的他英俊成熟，瀟灑迷人，是很多少女的追逐對象。這一時期，也可以說是他一生唯一略感幸福快樂的時期，他開始試著去遺忘王冰松，遺忘那一段沉重的初戀。
他大約換過幾個女友，其中最讓他動心的是一個白俄姑娘——這個十月革命之後流亡到中國的白俄貴族之後，有著高貴的教養和血統，相貌美麗自不待言。50年代蘇聯要求中國把這些白俄送回，這個女孩希望為他留下，但在最後的時刻，他還是放棄了。按他晚年對我所說——他每到真正要決定婚否之時，王冰松的影子又神奇地冒了出來。整個心靈的空間，都被這個魔幻般完美的女人佔據，他沒有辦法能夠去再愛別人。
一個女人究竟有怎樣的魅力，可以在傷害了他多年之後，還令他如此癡迷——這是我多少年來的困惑。他既然如此愛著她，那為何不去再尋找、再試探解開當年的謎團呢？問題在於，抗戰勝利之後，所有流亡者都歸來故地，但是王冰松卻沒有歸來，她突然消失在整個南方中國了。另外，以我對大伯的瞭解，他就是一個願意默默愛著的人。天性浪漫的他，並未在意愛情的世俗結局，他覺得真正的愛情，不以能否相伴作為尺度來考慮。只要他還在愛著，他內心就在享受著其中的甜蜜與苦澀。很多時候，我們都認為他愛上的是一個幻象，都覺得他毫無希望的等待沒有意義；但是他自己仍舊執迷其中，彷彿冥冥中有誰在提醒，他愛的那個人，也在經受和他一樣的苦難，他不能獨自去幸福。即使他們今生不再聚首，那他也要遙遠地去分擔她的孤獨和折磨。現在看來，他愛上了愛情本身。
人生就是這樣，如果你錯過了某個機緣，也許你就錯過了你的一生。1955年對他而言，似乎就是這樣的一個命運分水嶺。他在此前未婚，則預示著他在今生再難獲得世俗的生活了。因為那一年，“反胡風運動”開始了。
這個運動似乎是建國後第一次針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革命開始要吞噬自己的孩子們了。大伯不是胡風那個圈子的文人，儘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這個運動的重災區，自然各界都要配合揪出幾個分子。那時他在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談哲學的文章，教育局就組織專班發文批判，說他也是胡風集團的觀點。年輕氣盛的他不服，申訴到省教育廳，雖然到底沒有把他打成胡風分子，但與官方的仇隙卻是結下了。
十七
民間諺語說——跑得過初一，跑不過十五。這是指在劫難逃的意思。新中國為何要一再開展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呢？尤其是那些黨內知識分子，那些過去革命的急先鋒，為何要重複歷史的兔死狗烹，被逐步剪除呢？
失去組織的大伯，早在50年代初就以檻外之身，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那時他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經過延安回來的同學戰友——那些當初的民主鬥士，怎麼現在都判若兩人了？他只聽說過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沒有親歷，因此無法想像他的學長李銳他們，是怎樣在那種殘酷鬥爭中，被非人地洗腦的。他是研究比較憲政的，自然精通各國政治制度和結構，他發現所謂新中國的現實是——遠比舊中國還要禁錮。革命和革命的結果，完全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他們那一代理想主義青年，之所以要捨命加入與他們原不相干的農民革命運動，是因為他們聽信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相信毛澤東所說的要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聯合政府，相信多黨共存，言論自由，結社合法，人權平等等等畫餅。
結果當共軍進城之後，才發現真實的社會是等級森嚴，言路閉塞，個人崇拜，物權歸公，民權剝奪——這難道就是幾代人拋家捨業流血犧牲要為之奮鬥的中國嗎？難道儲安平先生早在40年代預言的——國民黨手上，民主是多少的問題；共產黨手上，民主是有無的問題——這一讖語就這樣輕易兌現了？
這樣的困惑在初去延安的知識分子心裡，也曾經有過。但是經過整風洗禮之後，多數堅持此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思想則基本閹割，即使殘存，也不敢再斗膽放言了。於是大伯看見的他那些敢跟國民黨叫板的先鋒鬥士，在新中國都變成了膽小謹慎唯唯諾諾的佞臣。更何況革命成功的盛宴還在開辦，只要恭順，多少也能參與分贓；於是明眼人也會明哲保身，轉眼就能世故起來。
但是那些在白區堅持戰鬥的知識分子黨員，對他們而言，勝利來得太突然，他們還沉浸在要實現民主社會的夢想之中。因此，當突然看見新社會的格局，遠不是自己當初的想像之時，他們多數開始深深的困惑了。他們在等待時機，在醞釀思想，他們終將要發言。
更過癮的是蘇區來的共產黨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他們是扛著槍桿來解放白區的，那麼白區的共產黨應該向他們感恩——沒有他們，人民和地下黨就還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普遍懷疑白區黨員的人品氣節，認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干臣，白區黨員是躲著享福，現在還想下山摘桃的搶功者。蘇區黨以武夫為主，白區黨以文士為主；政權是槍桿子裡面出來的，誰要還敢置疑槍桿子應該坐享勝利果實，那就只好繼續用槍桿子對付了。
大伯基本看明白這些道道之後，再也無心去自證黨員的身份。既然學有所成，憑手藝吃飯，雖嫌稍有屈才，但總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繼續教書育人，走進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歲，對男人而言，這應該是一個黃金年代；但是大伯仍舊打著光棍。雖然說媒拉縴的人不少，可他婉拒著各種美意，依然堅守著內心的那個隱痛。這年春天，似乎來得很早，信風之後，便花枝亂顫了。黨中央號召各界給黨提意見，那些憋了很久的知識分子終於覺得激情澎湃，也想學百花齊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沒有意見的，但是他多少也算是混過“組織”的人，內心還是有些謹慎。他本不想說，無奈組織反覆動員，於是他決定趕最皮毛的說一點，表示心到情到。他說的還是反胡風時對他的批判，他覺得理論之爭，應該允許他發表辯論文章，不應該取消他的辯護權。其它更多的反動話，想說，但還是忍了下來。
即便是這樣，他還是把那頂早就預備好了的“右派”帽子給領了回來，而且工資還被下降兩級。他當時也許並未把帽子當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資的損失使他有些心疼，他於是繼續去找上級部門說理。說理的滑稽結果是，再降兩級，他一下子變成了中教八級，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沒想到這個社會這麼黑，再說下去，恐怕要惹大禍，只好苦笑默認了。
那時的人們，很多沒意識到右派身份的嚴重後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農場勞動，他才真正開始感到自己成為了“五類分子”——那是敵人的待遇。三年勞改，正好又處在大饑荒的年代，他先瘦後腫，差點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級覺得他這個老資歷的幹部表現不錯，於是給他摘了帽子。摘了並不意味著一切都過去，摘了的叫“摘帽右派”，相當於“男兒臉刻黃金印”了。好在他的學養還是被有關部門認同，於是1961年他被調到中科院武漢分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哲學組研究邏輯學，同時擔任《江漢學報》的哲學編輯。總算是回到了他的專業，他也就老老實實地認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農場五七干校勞動，以後重新安排到武鋼子弟中學又當起了老師。直到1979年，鄧小平復出後，決定要研究已經陌生多年的美國，安排武大成立美國現當代哲學研究所。經人推薦，又才從茫茫人海之中把這個40年代的武大生打撈出來，負責《美國哲學動態》的編譯工作。
這一年，他已經60歲。他的生命進入老年，整個青春歲月就這麼耽誤下來了。
十九
1939年就已入黨的王冰松究竟到哪裡去了呢？不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漢那些原“青救”團員，也都記得這個美麗的“紅色小姐”。進入80年代之後，中國開始重新整理自己的歷史，為各種冤假錯案平反，於是那些蟄居多年的老革命，開始活躍聚會，要為自己曾經波瀾壯闊的歷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後尚存的也都是滿頭霜鬢了，大家一起憶舊，多要向大伯問起她，因為也有人約略知道他們當初是曾經深交過的。尤其看見大伯還一直單身，難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無言以告，他人則更覺得驚鴻杳然，一去無跡了。
原來1943年之後，羅明用計消除了大伯這一隱患，便更加努力地開始追求王冰松；甚至以組織命令的方式，要求她跟他同居，以便開展地下工作。這時的王冰松，雖然因為誤會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頭的傷仍舊在暗夜滲血。而天性獨立的她，且別說向來對羅明沒生愛意，就算略有零星好感，如果他採取組織手段來謀求發展，那更只能是適得其反。
王冰松畢竟不是農婦黨員，她的出身教養和天賦紅顏，都讓她一路走來，追求者眾多而閱人無數。羅明這個來自於赤水的青年，顯然不入法眼。但她越來越感覺到，他那張組織的網日趨緊密，她雖然熱衷共產主義，但並非就一定要嫁給一個共產黨員，於是她決定採取反叛的方式來掙脫這張所謂的愛的羅網——她接受一個非黨員的追求了。
當時的地下黨還有一個今天看來十分荒唐的紀律——男黨員可以娶非黨女性，女黨員則必須嫁黨員男性——說這是保密的需要。當抗戰勝利，王冰松向組織上級羅明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並承認自己的所愛是一個非黨知識分子時，羅明惱羞成怒，堅決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豈能為他所左右，儘管羅明威脅說要中斷她的組織關係，她還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當然，偏狹的羅明也堅決地執行了他的組織紀律；從此，樂山地下黨又多了一個自動脫黨的人士。
1949之後，王冰松夫妻調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運動時，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殺。她獨自帶著兩個孩子，開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艱難歲月。
羅明是武漢易幟時中共的三大接收要員之一，建國後自然春風得意。1950年代他到北京休養，認識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中南區統計局長】，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色膽包天去函，邀請她去北京與他幽會——說可以再談談她的組織問題。她未予理睬，他竟然再次去信說——如果這樣，那你想恢復黨籍或者重新入黨皆不可能了。
她在幾十年後給我大伯的信中說——我非常氣憤，認為這是對我的侮辱，我從來不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又一次陶然夫婦和我同去中山公園一遊，他知訊後坐著小汽車趕來，看見他得意洋洋的驕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連話也不想和他說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對他還有一些尊重，後從葦堤【大伯他們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黨員】處得知他在樂山的作為，更加認識他了。我雖脫黨多年，比起他來，我無愧色。
二十
一個政黨打著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社會的旗幟，吸引了萬千仁人志士為之填溝轉壑，但最後在理想青年屍骨上所建成的這個國家，卻從起點開始就沒有公道可言。公道對我們這個社會多數人來說，都還是一種奢侈的訴求；更多的我們只是想要少一點冤屈和迫害，因為人真正難以忍受的還是屈辱，它甚至超過了飢餓。
65歲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還依舊過著單身生活。因為單身，所以他只能和一個年輕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廚房廁所——這在當年叫“團結戶”。他的工資在右派平反時恢復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經提過的一級，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後直到全國普調，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編的《美國哲學動態》，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譯，不僅沒有稿費，他的職稱還依舊是副教授。
全國都在平反冤假錯案，他的許多老戰友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大家現在開始要為他打抱不平，紛紛前來慫恿他要求解決歷史問題。如果他的黨籍從1938年承認，那他就可以享受紅軍時期的老幹部離休待遇，那住房工資等等就立馬不成問題了。在這個等級社會裡，這是現實的好處，更何況他也確實冤屈，那他何不也試試運氣呢？
就在這時，原樂山時期武大地下黨的失散脫黨問題，因為牽涉面太多，上訴上訪者太多，一時成為中組部督辦的大案。全國的相關黨史辦在樂山召開了現場會議，要爭取一次性解決這個巨大的歷史問題。也遞交過申請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終於看見了一點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黨史辦的一個中年人來拜訪大伯，給他談起了樂山會議的情況。並再三感歎，他的問題就卡在羅明手上，而羅明還是在職的分管宣傳教育的副省級領導，這個案子涉及到羅明本人，如果沒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體解決武大地下黨問題的便車了。大伯只能苦笑，並表示自己絕不再去找羅明祈求了。這個中年人突然話鋒一轉說——不過，這次上海來的一個代表，曾經提到了你的名字，說你是那個時期的黨員。大伯一驚，急忙問是誰，中年人說你等著，我回去拿會議記錄來。
王冰松神奇地出現了。她還活著，在上海一家打字機廠當質量檢測員，為了解決她的組織問題，也參與了樂山地下黨中心縣委所屬的這場上訴大案。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沒有忘記這個一生珍藏並為之快樂和痛苦過的名字。
大伯看見那個會議記錄，無限往事浮上心頭，再也無法強忍的老淚，縱橫直下。對他而言，這個名字的出現，遠比他是否還能平反昭雪更為重要。他默默地為這個名字耗盡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還好嗎？她這些年又是如何走過來的？她當初究竟為了什麼，要召喚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愛？
二十一
與此同時，地下黨的其它戰友也開始互相尋找了。大伯的第一任支部書記魏澤同也打聽到了他的消息，同時也急忙轉告了王冰松；兩個生死茫茫四十幾年的老人，都激動萬分地拿筆要趕緊給對方去信——他們錯過得太久，他們的餘生已經不多了。
大伯的信先到，她的回信長達十頁。睽隔近半個世紀的當年戀人，各自小心翼翼地回護著舊日傷口，王顧左右地噓寒問暖，各自訴說著漫長的別況。顯然他終於忍不住要問，而她也隱忍多年的疑惑和痛苦，終於也要一吐為快了。最後揭開的真相，誰都難以想到竟會是這樣
當1943年他們彼此找到，開始頻繁通信互訴衷腸時，羅明正瘋狂地追求著她。她一直沒有告訴羅明，但當他們決定要在內江見面時，作為黨員，按照當時的紀律，她還是向羅明匯報了——因為她知道，羅明也認識他，都是“青救”的主力。羅明立即給她來信說——“張【大伯】已自動脫離大姑母，現接受其岳父【可能是資本家】的資助讀書。如張來訪，請不必理睬。”按當時他們的約定，大姑母即是地下黨的代名詞。
這個消息對二十出頭情竇初開的王冰松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脫黨已經是背離了他們相識的初衷，更何況他還已經有了岳父。有了家室這猶作罷，還在繼續欺騙她一個苦苦等待的少女的感情，那豈不是無恥之尤。但是，她已經沒時間去函追問了，因為他已經在來內江的路上。當他在那個悲劇的黃昏姍姍來遲時，等待他的必然是一個單純少女的橫眉冷對。
年輕氣盛不知世事險惡的他，何嘗能平心面對這樣的情景。他負氣離去，用一生的孤傲獨處來紀念著他內心那個愛人。直至今日，他才知道原來其中還埋存了如此卑劣的一個陰謀。他現在才想起，原來他從內江回來後羅明的出現，是因為得到了王冰松的消息。羅明不願他再去找黨，回歸組織與他們相逢從而揭穿這個騙局，乾脆一次性地中斷他的關係，使他從此成為一個失去組織的人，永世不得翻身。而羅明對組織，也有了他至死堅持的說法。
當我現在拿著他們這些通信含淚閱讀時，我看到的不僅是兩個可憐的“組織”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緣和一生，我更加驚觫的是，我看見了一個如此卑鄙陰險的黨領導的黑暗內心。這個組織從40年代開始，就這樣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義者，而留下這樣一些人來把持朝綱，建立自己的殘酷廟堂，繼續進行著對所有善良人們的加害。
二十二
即便有了如此真實的揭發，大伯又能如何呢？青春遠逝，生命半殘，他能夠憑借這個去懲辦那個仍高踞權位的人嗎？他不就是造了一個謠言嗎？他可以說他就是這樣聽說的，你又能如何？你們中斷的愛情對革命沒有任何損失，組織難道還會追究他不成？
大伯只能苦笑，只能在珞珈山下的平房中燃煙獨坐，默默垂淚。當他知道她已經寡居三十幾年，內心感到疼痛。他以衰朽之軀還想在生命的黃昏，再給她一點溫暖，於是去信委婉試探——我們的生命曾經有過一個美好的序曲，然而整個人生的正本就這樣空白地翻過去了，我們還能在一起共創一個幸福的尾聲嗎？
她何等聰明的女子，豈能不懂他的關關哀鳴。她回信說——志超兄，我實在沒有想到你的一生，竟會因我而被毀至此；越想越覺得自己就是你的罪人……原諒我今天已經是幾個外孫的老太婆了，我今生沒有把我的青春美麗給你，未能陪你熬過那麼多苦難孤獨，現在我又怎麼能將自己的衰朽殘年去面對你呢？更何況兒孫繞膝，我要扔下他們再去陪你，也終覺殘酷。今生我欠下你的，看來今生已是無法償還，如果還有來生，我們再約好嗎……
一個曾經驕傲唯美了一生的女人，自然不願如世俗的黃昏戀一樣來再續前緣。但是，她要設法來搬去壓在她心中的那塊沉重的巨石，既然不能給他愛情了，那她也要來為他鳴冤叫屈，只想要他恢復黨籍，有個盡量公道的晚年。於是她動員了當初所有的那些戰友來為他證明，許雲、孫士祥、魏澤同、密加凡等等都寫出了證明，她甚至通過胡克實要找胡耀邦來干預。她自己則給武大黨委寫下了這樣的長函【節選】
張志超曾擔任“青救”武昌區團宣傳部長，為人熱情，能幹有才。但他對羅明有時有所嘲諷。我在內江時仍保持學生時的單純，熱情坦誠，滿懷理想，但是受了當時作為我的黨內上級領導人羅明來函的影響，因此當張志超來訪時，我態度冷淡。張志超是一個敏感、自尊心強、有傲氣的人，當然有所察覺，本約次日再見，不想他卻不辭而別，就此失掉聯繫。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願保證我沒有虛構任何事實情節。羅明對我所說情況，純屬子虛烏有的誣陷，結合他在樂山任中心縣委書記五年的所作所為，除了砍掉大批地下黨同志外，在武大從未發展一個新黨員。張志超也是在他手中失掉了和組織的聯繫，他反倒打一耙，說張自動脫黨。回憶“青救”時期張志超的才華能力，我不禁深深為之歎息……
武漢和上海，都在大江之邊，然而“溯游從之，道阻且長”——他們已經隔絕了半個世紀。鴻雁往返，密密相約，他們在期盼著今生的劫後重逢。終於王冰松摔折的腿傷痊癒，她決定艱難成行了。
那天，激動的大伯換上了整潔的對襟服裝，讓我趕緊擦拭窗戶。臨近中午，我聽見一個宛若女生的恬美聲音——請問張志超先生是住這兒嗎？我趕緊回頭，看見一個風韻猶存的老人略顯侷促地站著。她已星霜上頭，魚紋在臉，但是仍有一種高貴的美，在樸素的衣襟外流露。我急忙喊大伯，他從廚房衝出來，站在簷下的石階上，陡然像石雕一樣呆望著來人。儘管這是相約已久的聚首，但兩個老人彼此矚望著對方的容顏，依舊一時不敢相認；或者說他們一生的期許、渴望、誤會和尋覓，積澱了萬千酸苦，真正重逢之時，卻頓時遺忘了語言。
他們幾乎對峙了一分鐘，才輕輕地彼此喚一聲名字，然後把蒼老的手緊握在一起。我看見他們依舊是無言哽咽，淚光在歷盡滄桑的眼眸中閃爍。沒有擁抱，沒有熱吻，他們非常自持地顫抖對視，最後把漫長一生的悲涼，化著了幾聲如泣般的苦笑。
這是44年之後的第一面，也是最後一面。他們一起重遊了傷心故地，那江上逝水，湖畔春波，有誰曾知當日驚鴻又照影重來？他們重登鶴樓，遙看孤帆遠影，可曾想過這“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的祖國，就是他們曾經要為之奮鬥的一個未來？聞一多先生當年在《死水》中的吶喊——這不是我的中國，不對不對——那悲憤的聲音是否還在他們這一代革命者心中迴響？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經無法去逼問他們那苦澀的心靈了。
此別之後，終成永訣。大伯未久即被診斷出胃癌，他的黨籍依舊因為羅明的存在而難以恢復；他依舊只能按退休人員的醫療費用來輾轉病榻。當1989年他再次看見他父子追求拚命所建立的政權，又再次上演駭人聽聞的悲劇之後，他徹底死心了。他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把我托付給他的一個方外之交——北京廣濟寺的明哲上師；然後又囑托我給他買來一瓶安眠藥。之後，他就開始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
1990年，一個被組織徹底編織了命運的理想主義者，飲恨長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