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先生是國際上公認的語言學大師。他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另有一位講師李濟先生，後來也被認為是考古學大師。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在全國都按照西方模式辦學的情況下，國學研究院卻帶有濃厚的中國舊式的書院色彩。學生與導師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後來幾乎都成了大學教授，而且還都是學有成就的學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這一個研究院只辦了幾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顆火焰萬丈的彗星，使人永遠懷念。教授陣容之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趙元任先生也給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雖然也出身清華，但是，予生也晚，沒能趕得上國學研究院時期；又因為行當不同，終於緣慳一面，畢生沒能見到過元任先生，沒有受過他的教誨，只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雖然同元任先生沒有見過面，但是對他的情況從我讀大學時起就比較感興趣，比較熟悉。我最早讀他的著作是他同於道泉先生合譯的《倉洋嘉措情歌》。後來，在建國前後，我和于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從他的口中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口中聽到了許多關於趙先生的情況。他們一致認為，元任先生是一個天生的語言天才。他那審音辨音的能力遠遠超過常人。他學說各地方言的本領也使聞者驚歎不止。他學什麼像什麼，連相聲大師也望塵莫及。我個人認為，趙先生在從事科學研究方面，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或者優勢，是其他語言學家所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就是，他是研究數學和物理學出身，這對他以後轉向語言學的研究有極明顯的有利條件。
趙元任先生一生的學術活動，範圍很廣，方面很多，一一介紹，為我能力所不逮，這也不是我的任務。這一點將由語言學功底遠遠超過我們的陳原先生去完成，我現在在這裡只想談一下我對元任先生一生學術活動的一點印象。
大家都會知道，一個學者，特別是已經達到大師級的學者，非常重視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理論越鑽越細，越鑽越深，而對於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則往往注意不夠，換句話說就是，只講陽春白雪，不顧下里巴人；只講雕龍，不講彫蟲。能龍蟲並雕者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王力先生——順便說一句，了一先生是元任先生的弟子——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為《龍蟲並雕集》，可見他的用心之所在。元任先生也是龍蟲並雕的。講理論，他有極高深堅實的理論。講普及，他對國內，對世界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在國內，他努力推進國語統一運動。在國外，他教外國人，主要是美國人漢語。兩方面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當今之世，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許多國家學習漢語的勢頭日益增強，元任先生留給我們的關於學習漢語的著作，以及他的教學方法，將會重放光芒，將會在新形勢下取得新的成果，這是可以預卜的。
限於能力，介紹只能到此為止了。
而今，大師往矣，留下我們這一輩後學，我們應當怎樣辦呢？我想每一個人都會說：學習大師的風範，發揚大師的學術傳統。這些話一點也沒有錯。但是，一談到如何發揚，恐怕就言人人殊了。我竊不自量力，斗膽提出幾點看法，供大家參照。大類井蛙窺天，頗似野狐談禪。聊備一說而已。
話得說得遠一點。語言是思想的外化，談語言不談思想是搔不著癢處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命題，其原因就在這裡。我現在先離正文聲明幾句。我從來不是什麼哲學家，對哲學我是一無能力，二無興趣。我的腦袋機械木訥，不像哲學家那樣圓融無礙。我還算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從來不作哲學思辨。但是，近幾年來，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來，竟考慮了一些類似哲學的問題。豈非咄咄怪事。
現在再轉入正文，談我的「哲學」。首先經過多年的思考和觀察，我覺得東西文化是不同的，這個不同表現在各個方面，只要稍稍用點腦筋，就不難看出。我認為，東西文化的不同扎根於東西思維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維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分析，而東方則是綜合。我並不是說，西方一點綜合也沒有，東方一點分析也沒有，都是有的，天底下決沒有涇渭絕對分明的事物，起碼是常識這樣告訴我們的。我只是就其主體而言，西方分析而東方綜合而已。這不是「哲學」分析推論的結果，而是有點近乎直觀。此論一出，頗引起了一點騷動，贊同和反對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後者則陣容頗大。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辨（辯）愈明的。這些反對或贊成的意見，對我只等秋風過耳邊。我編輯了兩大冊《東西文化議論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對者以及贊同者的文章都收在裡面，不加一點個人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麼叫分析？什麼又叫綜合呢？我在《東西文化議論集》中有詳盡的闡述，我無法在這裡重述。簡捷了當地說一說，我認為，西方自古希臘起走的就是一條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論法為代表，其結果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方的綜合，我概括為八個字：整體概念，普遍聯繫。有點模糊，而我卻認為，妙就妙在模糊。上個世紀末，西方興起的模糊學，極能發人深思。
真是十分出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了「同志」。《參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東西方人的思維差異》，是從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譯過來的，是記者埃麗卡·古德撰寫的。文章說：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將他們對精神生活的探討建立在一種重要的推斷上，人類思想的基本過程是一樣的。西方學者曾認為，思考問題的習慣，即人們在認識周圍世界時所採取的策略都是一樣的。但是，最近密歇根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家進行的研究已在徹底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對精神所持的這種觀點。這位學者名叫理查德·尼斯比特。本文的提要把他的觀點歸納如下：
東方人似乎更「全面」地思考問題，更關注背景和關係，更多借助經驗，而不是抽像地邏輯，更能容忍反駁意見。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傾向於使事物本身脫離背景，避開矛盾，更多地依賴邏輯。兩種思想習慣各有利弊。
這些話簡直好像是從我嘴裡說出來似的。這裡決不會有什麼抄襲的嫌疑，我的意見好多年前就發表了，美國學者也決不會讀到我的文章。而且結論雖同，得到的方法卻大異其趣，我是憑觀察，憑思考，憑直觀，而美國學者則是憑「分析」，再加上美國式的社會調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哲學」的最概括的具體內容。聽說一位受過西方哲學訓練的真正的哲學家說，季羨林只有結論，卻沒有分析論證。此言說到了點子上；但是，這位哲學家卻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最頭痛的正是西方哲學家們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論證萬法。
這些都是閒話，且不去管它。總之一句話，我認為，文化和語言的基礎或者源頭就是思維模式，至於這一套思維模式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我在這裡先不討論，我只說一句話：天生的可能必須首先要排除。專就語言而論，只有西方那一種分析的思維模式才能產生以梵文、古希臘文、拉丁文等為首的具有詞類、變格、變位等一系列明顯的特徵的印歐語系的語言。這種語言容易分析、組合，因而產生了現在的比較語言學，實際上應該稱之為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的這一門學問。反之，漢語等和藏緬語系的語言則不容易分析、組合，詞類、變格、變位等語法現象，都有點模糊不定。這種語言是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或基礎的，自有它的特異之處和優越之處。過去，某一些西方自命為天之驕子的語言學者努力貶低漢語，說漢語是初級的、低級的、粗糙的語言，現在看來，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現在，我想轉一個方向談一個離題似遠而實近的問題：科學方法問題。我主要根據的是一本書和一篇文章。書是《李政道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出版。文章是金吾倫《李政道、季羨林和物質是否無限可分》，《書與人》雜誌，1999年第五期，頁41-46。
先談書。李政道先生在本書中一篇文章《水、魚、魚市場》寫了一節叫做「對21世紀科技發展前景的展望」。為了方便說明問題，引文可能要長一點：
一百年前，英國物理學家湯姆孫（J. Thomson 1856-1940）發現了電子。這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質是由小的物質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構造。（下略）
以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這種觀念是不對的。（中略）我覺得，基因組也是這樣，一個個地認識了基因，並不意味著解開了生命之謎。生命是宏觀的。20世紀的文明是微觀的。我認為，到了21世紀，微觀和宏觀會結合成一體。（頁89）
我在這裡只想補充幾句：微觀的分析不僅僅是20世紀的特徵，而是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特徵，20世紀也許最明顯，最突出而已。
我還想從李政道先生書中另一篇文章《科學的發展：從古代的中國到現在》中引幾段話：
整個科學的發展與全人類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也是如此。可是科學的發展在西方與中國並不完全一樣。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臘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話，可以說，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古希臘有更密切的聯繫。在古希臘時也和現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覺得要瞭解宇宙的構造，就要追問最後的元素是什麼。大的物質是由小的元素構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構造，所以是從大到小，小到更小。這個觀念是從希臘時就有的（atom就是希臘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們是從開始時就感覺到，微觀的元素與宏觀的天體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人從開始就把五行與天體聯繫起來。（頁171）
李政道先生的書就引用這樣多。不難看出，他的一些想法與我的想法頗有能相通之處。他講的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分析與綜合相結合。這一點我過去想得不多，強調得不夠。
現在來談金吾倫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論也與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書有關。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在文章開頭時引的大哲學家懷德海的一段話，我現在我引在這裡：
十九世紀最大的發明是發明了發明的方法。一種新方法進入人類生活中來了。如果我們要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的細節，如鐵路、電報、無線電、紡織機、綜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談，我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方法的本身。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礎的真正的新鮮事物。（頁41）
金先生說，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視科學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樣。他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說明，物質不是永遠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見，就是說，當前科學的發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種「無限可分」的方法論，從事「越來越小」的研究路子，而應改變方略，從整體去研究，把宏觀和微觀聯繫起來進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倫先生的文章就引征到這裡為止。他們的文章中還有很多極為精彩的意見，讀之如入七寶樓台，美不勝收，我無法再徵引了。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還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都來讀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遠大，胸襟開闊，研究成果必能煥然一新。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面離開了為《趙元任全集》寫序的本題，跑開了野馬，野馬已經跑得夠遠的了。我從我的「哲學」講起，講到東西文化的不同；講到東西思維模式的差異：東方的特點是綜合，也就是「整體概念，普遍聯繫」，西方的特點是分析；講到語言和文化的源頭或者基礎；講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維模式產生出分析色彩極濃的印歐語系的語言，東方的綜合的思維模式產生出漢語這種難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語言；講到二十世紀是微觀分析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應當是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世紀；講到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與《趙元任全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我一點也沒有離題，一點也沒有跑野馬，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我全面立論的根據。如果不講這些看法，則我在下面的立論就成了無根之草，成了無本之木。
我們不是要繼承和發揚趙元任先生的治學傳統嗎？想要做到這一點，不出兩途：一是忠實地、完整地、亦步亦趨地跟著先生的足跡走，不敢越雷池一步。從表面上看上去，這似乎是真正忠誠於自己的老師了。其實，結果將會適得其反。古今真正有遠見卓識的大師們都不願意自己的學生這樣做。依稀記得一位國畫大師（齊白石？）說過一句話：「學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沒有前途。這一句話對我們發揚元任先生的學術傳統也很有意義。我們不能完全走元任先生走過的道路，不能完全應用元任先生應用過的方法，那樣就會「死」。
第二條道路就是根據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闢蹊徑，這樣才能「活」。這裡我必須多說上幾句。首先我要說，既然二十世紀的科學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觀的，而且這種科學方法決不是只限於西方。二十世紀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學方法等等，壟斷了全世界的時代。不管哪個國家的學者都必然要受到這種科學方法的影響，在任何科學領域內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觀的方法。不管科學家們自己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反正結果是一樣的。我沒有能讀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據我個人的推斷，即使元任先生是東方語言大師，畢生研究的主要是漢語，他也很難逃脫掉這一個全世界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只能是微觀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誰也不能否認的輝煌的成績，是他使用這種方法達到盡善盡美的結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蹤他的足跡，使用他的方法，成績也決不會超越他。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趙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我閒時常思考漢語歷史問題。我覺得，在過去兩三千年中，漢語不斷發展演變，這首先是由內因所決定的。外因的影響也決不容忽視。在歷史上，漢語受到了兩次外來語言的衝擊。第一次是始於漢末的佛經翻譯。佛經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語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語，都是印歐語系的語言。這次衝擊對中國思想以及文學的影響既深且遠，而對漢語本身則影響不甚顯著。第二次衝擊是從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運動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語言的影響。這次衝擊來勢兇猛，力量極大，幾乎改變了中國社會整個面貌。五四以來流行的白話文中西方影響也頗顯著。人們只要細心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書的白話文拿來和五四以後流行的白話文一對照，就能夠看出其間的差異。按照西方標準，後者確實顯得更嚴密了，更合乎邏輯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語言了。然而，在五四運動中和稍後，還有人——這些人是當時最有頭腦的人——認為，中國語言還不夠「科學」，還有點模糊，而語言模糊又是腦筋糊塗的表現。他們想進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語言。當年曾流行過「的」、「底」、「地」三個字，現在只能當做笑話來看了。至於極少數人要廢除漢字，漢字似乎成了萬惡之本，就更為可笑可歎了。
趙元任先生和我們所面對的漢語，就是這樣一種漢語。研究這種漢語，趙先生用的是微觀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再用這種方法已經過時了，必須另闢蹊徑，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這話說起來似乎極為容易，然而做起來卻真萬分困難。目前不但還沒有人認真嘗試過，連同意我這種看法的人恐怕都不會有很多。也許有人認為我的想法是異想天開，是癡人說夢，是無事生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大家還都處在廬山之中，何能窺見真面目呢？
依我的拙見，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將近七十年前，陳寅恪先生提出了一個意見，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幾段：
若就此義言之，在今日學術界，藏緬語系比較研究之學未發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歐語系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系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系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象，歸納為若干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統系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概括萬族，放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中略）迄乎近世，比較語言之學興，舊日謬誤之觀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互相比較研究，於是系內各種語言之特性逐漸發見。印歐系語言學，遂有今日之發達。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象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語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繹遞變隔離分化之關係，乃各自成為大同而小異之言語。故分析之，綜合之，於縱貫之方面，剖別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面，比較其差異。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胤也。（《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引文確實太長了一點，但是有誰認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遠見卓識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個人認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獅子吼，並沒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好像是對著虛空放了一陣空炮，沒有人能理解，當然更沒有人認真去嘗試。整個二十世紀，在分析的微觀的科學方法壟斷世界學壇的情況下，你縱有孫悟空的神通，也難以跳出如來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又焉能例外！他們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觀的道路，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們面對的研究對象是與以分析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印歐語系的語言迥異其趣的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的漢語，其結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話來說「非驢非馬」、「認賊作父」。陳先生的言語重了一點，但卻是說到了點子上。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必須改弦更張，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除此之外，還必須認真分辨出漢語的特點，認真進行藏緬語系語言的比較研究。只有這樣，才庶幾能發多年未發之覆，揭發出漢語結構的特點，建立真正的漢語語言學。
歸根結底一句話，我認為這是繼承發揚趙元任先生漢語研究傳統的唯一正確的辦法。是為序。
2000年8月30日寫畢於雷雨大風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