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無大志，從來沒有想到做什麼學者。中國古代許多英雄，根據正史的記載，都頗有一些豪言壯語，什麼「大丈夫當如是也！」什麼「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麼「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真正擲地作金石聲，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種人。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像我這種從剛能吃飽飯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當時流行的口頭語來說——能搶到一隻「飯碗」。當時社會上只有三個地方能生產「鐵飯碗」：一個是郵政局，一個是鐵路局，一個是鹽務稽核所。這三處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會裡，「老外」是上帝。不管社會多麼動盪不安，不管「城頭」多麼「變幻大王旗」，「老外」是誰也不敢碰的。他們生產的「飯碗」是「鐵」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幹活，不違「洋」命，則終生會有飯吃，無憂無慮，成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畢業後能搶到這樣一隻「鐵飯碗」。我不敢有違嚴命，高中畢業後曾報考郵政局。若考取後，可以當一名郵務生。如果勤勤懇懇，不出婁子，幹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個郵務佐，算是郵局裡的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了；就這樣混上一輩子，平平安安，無風無浪。幸乎？不幸乎？我沒有考上。大概面試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樣一塊料，於是我名落孫山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才報考了大學。北大和清華都錄取了我。我同當時眾多的青年一樣，也想出國去學習，目的只在「鍍金」，並不是想當什麼學者。「鍍金」之後，容易搶到一隻飯碗，如此而已。在出國方面，我以為清華條件優於北大，所以捨後者而取前者。後來證明，我這一寶算是押中了。這是後事，暫且不提。
清華是當時兩大名牌大學之一，前身叫留美預備學堂，是專門培養青年到美國去學習的。留美若干年鍍過了金以後，回國後多為大學教授，有的還做了大官。在這些人裡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學者，沒有人做過統計，我不敢瞎說。同時並存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機構，彷彿是西裝革履中一襲長袍馬褂，非常不協調。然而在這個不起眼的機構裡卻有名聞宇內的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輕的講師李濟，後來也成了大師，擔任了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這個國學研究院，與其說它是一所現代化的學堂，毋寧說它是一所舊日的書院。一切現代化學校必不可少的煩瑣的規章制度，在這裡似乎都沒有。師生直接聯繫，師瞭解生，生瞭解師，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誘，因材施教。雖然只辦了幾年，梁、王兩位大師一去世，立即解體，然而所創造的業績卻是非同小可。我不確切知道究竟畢業了多少人，估計只有幾十個人，但幾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還成了學術界的著名人物。聽史學界的朋友說，中國20世紀30年代後形成了一個學術派別，名叫「吾師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寫文章常說的「吾師梁任公」、「吾師王靜安」、「吾師陳寅恪」等衍變而來的。從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學術界影響之大。
吾生也晚，沒有能親逢國學研究院的全盛時期。我於1930年入清華時，留美預備學堂和國學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華改成了國立清華大學。清華有一個特點：新生投考時用不著填上報考的系名，錄取後，再由學生自己決定入哪一個系；讀上一陣，覺得不恰當，還可以轉系。轉繫在其他一些大學中極為困難——比如說現在的北京大學，但在當時的清華，卻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據我的經驗：世上萬事萬物都具有雙重性。沒有入系的選擇自由，很不舒服；現在有了入系的選擇自由，反而更不舒服。為了這個問題，我還真傷了點腦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點吸引力，究竟選擇哪一個系呢？我一時好像變成了莎翁劇中的Hamlet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是從文科高中畢業的，按理說，文科的系對自己更適宜。然而我卻忽然一度異想天開，想入數學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我決定入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這一件事也證明我「少無大志」，我並沒有明確的志向，想當哪一門學科的專家。
當時的清華大學的西洋文學系，在全國各大學中是響噹噹的名牌。原因據說是由於外國教授多，講課當然都用英文，連中國教授講課有時也用英文。用英文講課，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這一條就能夠發聾振聵，於是就名滿天下了。我當時未始不在被振發之列，又同我那虛無縹緲的出國夢聯繫起來，我就當機立斷，選了西洋文學系。
從1930年到現在，67個年頭已經過去了。所有的當年的老師都已經去世了。最後去世的一位是後來轉到北大來的美國的溫德先生，去世時已經活過了100歲。我現在想根據我在清華學習4年的印象，對西洋文學系做一點評價，談一談我個人的一點看法。我想先從古希臘找一張護身符貼到自己身上：「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有了這一張護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夠暢所欲言了。
我想簡略地實事求是地對西洋文學系的教授陣容作一點分析。我說「實事求是」，至少我認為是實事求是，難免有不同的意見，這就是平常所謂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我先從系主任王文顯教授談起。他的英文極好，能用英文寫劇本，沒怎麼聽他說過中國話。他是莎士比亞研究的專家，有一本用英文寫成的有關莎翁研究的講義，似乎從來沒有出版過。他隔年開一次莎士比亞的課，在堂上念講義，一句閒話也沒有。下課鈴一搖，合上講義走人。多少年來，都是如此。講義是否隨時修改，不得而知。據老學生說，講義基本上不做改動。他究竟有多大學問，我不敢瞎說。他留給學生最深的印象是他充當冰球裁判時那種腳踏溜冰鞋似乎極不熟練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態。
現在我來介紹溫德教授。他是美國人，怎樣到清華來的，我不清楚。他教歐洲文藝復興文學和第三年法語。他終身未娶，死在中國。據說他讀的書很多，但沒見他寫過任何學術文章。學生中流傳著有關他的許多軼聞趣事。他說，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他最喜愛的是伊斯蘭教，因為伊斯蘭教的「天堂」很符合他的口味。學生中流傳的軼聞之一就是：他身上穿著500塊大洋買來的大衣（當時東交民巷外國裁縫店的玻璃櫥窗中擺出一塊呢料，大書「僅此一塊」。被某一位冤大頭買走後，第二天又擺出同樣一塊，仍然大書「僅此一塊」。價錢比平常同樣的呢料要貴上5-10倍），腋下夾著10塊錢一冊的《萬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某一國的老外名叫Vetch，在北京飯店租了一間鋪面，專售西書。他把原有的標價剪掉，然後抬高四五倍的價錢賣掉），眼睛上戴著用80塊大洋配好但把鏡片裝反了的眼鏡，徜徉在水木清華的林蔭大道上，昂首闊步，醉眼朦矓。
現在介紹翟孟生教授。他也是美國人，教西洋文學史。聽說他原是清華留美預備學堂的理化教員。後來學堂撤銷，改為大學，他就留在西洋文學系。他大概是頗為勤奮，確有著作，而且是厚厚的大大的巨冊，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叫A Survey of European Literature。讀了可以對歐洲文學得到一個完整的概念。但是，書中錯誤頗多，特別是在敘述某一部名作的故事內容中，時有張冠李戴之處。學生們推測，翟老師在寫作此書時，手頭有一部現成的歐洲文學史，又有一本Story Book，講一段文學發展的歷史事實；遇到名著，則查一查Story Book，沒有時間和可能盡讀原作，因此名著內容印象不深，稍一疏忽，便出訛誤。不是行家出身，這種情況實在是難以避免的。我們不應苛責翟孟生老師。
現在介紹吳可讀教授。他是英國人，講授中世紀文學。他既無著作，也不寫講義。上課時他順口講，我們順手記。究竟學到了些什麼東西，我早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他還講授當代長篇小說一課。他共選了5部書，其中包括當時才出版不太久但已赫赫有名的《尤利西斯》和《追憶逝水年華》。此外還有托馬斯·哈代的《還鄉》，吳爾芙和勞倫斯各一部。第一二部誰也不敢說完全看懂。我只覺迷離模糊，不知所云。根據現在的研究水平來看，我們的吳老師恐怕也未必能夠全部透徹地瞭解。
現在介紹畢蓮教授。她是美國人。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樣到清華來的。聽說她在美國教過中小學。她在清華講授中世紀英語，也是一無著作，二無講義。她的拿手好戲是能背誦英國大詩人Chaucer的Canterbury Tales開頭的幾段。聽老同學說，每逢新生上她的課，她就背誦那幾段，背得滾瓜爛熟，先給學生一個下馬威。以後呢？以後就再也沒有什麼新花樣了。年輕的學生們喜歡品頭論足，說些開玩笑的話。我們說：程咬金還能舞上三板斧，我們的畢老師卻只能砍上一板斧。
下面介紹兩位德國教授。第一位是石坦安，講授第三年德語。不知道他的專長何在，只是教書非常認真，頗得學生的喜愛。此外我對他便一無所知了。第二位是艾克，字鍔風。他算是我的業師，他教我第四年德文，並指導我的學士論文。他在德國拿到過博士學位，主修的好像是藝術史。他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偏愛德國古典派的詩歌，對於其名最初隱而不彰後來卻又大彰的詩人薛德林（Holderlin）情有獨鍾，經常提到他。艾克先生教書並不認真，也不願費力。有一次我們幾個學生請他用德文講授，不用英文。他便用最快的速度講了一通，最後問我們：「Verstehen Sie etwas davon?」（你們聽懂了什麼嗎？）我們瞠目結舌，敬謹答曰：「No!」從此天下太平，再也沒有人敢提用德文講授的事。他學問是有的，曾著有一部厚厚的《寶塔》，是用英文寫的，利用了很豐富的資料和圖片，專門講中國的塔。這一部書在國外漢學界頗有一些名氣。他的另外一部專著是研究中國明代傢俱的，附了很多圖表，篇幅也相當多。由此可見他的研究興趣之所在。他工資極高，孤身一人，租賃了當時輔仁大學附近的一座王府，他就住在銀安殿上，雇了幾個聽差和廚師。他收藏了很多中國古代名貴字畫，坐擁畫城，享受王者之樂。1946年，我回到北京時，他仍在清華任教。此時他已成了家，夫人是一位中國女畫家，年齡比他小一半，年輕貌美。他們夫婦請我吃過烤肉。北京一解放，他們就流落到夏威夷。艾鍔風老師久已謝世，他的夫人還健在。
我在上面提到過，我的學士論文是在艾鍔風老師指導下寫成的，是用英文寫的，題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F. Holderlin」。英文原稿已經遺失，只保留下來了一份中文譯文。一看這題目，就能知道是受到了艾先生的影響。現在回憶起來，我當時的德文水平不可能真正看懂薛德林的並不容易懂的詩句。當然，要說一點都不懂，那也不是事實。反正是半懂半不懂，囫圇吞棗，參考了幾部《德國文學史》，寫成了這一篇論文，分數是E（excellent，優）。我年輕時並不缺少幻想力，這是一篇幻想力加學術探討寫成的論文。本章的題目是「學術研究的發軔階段」。如果這就算學術研究的話，說它是「發軔」，也未嘗不可。但是，這個「軔」「發」得並不輝煌，裡面並沒有什麼「天才的火花」。
現在再介紹西洋文學系的老師，先介紹吳宓（字雨僧）教授。他是美國留學生，是美國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的弟子，在國內不遺餘力地宣傳自己老師的學說。他反對白話文，更反對白話文學。他聯合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創辦了《學衡》雜誌，文章一律是文言。他自己也用文言寫詩，後來出版了《吳宓詩集》。在中國文壇上，他屬於右傾保守集團，沒有什麼影響。他給我們講授兩門課：一門是「英國浪漫詩人」，一門是「中西詩之比較」。在美國他入的是比較文學系。在中國，他是提倡比較文學的先驅者之一。但是，他在這方面的文章卻幾乎不見。就以我為例，「比較文學」這個概念當時並沒有形成。如果真有文章的話，他並不缺少發表的地方，《學衡》和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都掌握在他手中。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只是他那些連篇累牘的關於白璧德人文主義的論述文章。在「英國浪漫詩人」這一堂課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讓我們背誦那些浪漫詩人的詩句，有時候要背得很長很長。理論講授我一點也回憶不起來了。在「中西詩之比較」這一堂課上，除了講點西方的詩和中國的古詩之外，關於理論我的回憶中也是一片空白。反之，最難忘的卻是：他把自己一些新寫成的舊詩也鉛印成講義，在堂上散發。他那有名的《空軒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到我們手中的。雨僧先生生性耿直，古貌古心，卻流傳著許多「緋聞」。他似乎愛過追求過不少女士，最著名的一個是毛彥文。他曾有一首詩，開頭兩句是：「吳宓苦愛，三洲人士共驚聞。」隱含在三個裡面的人名，用押韻的方式呼之欲出。「三洲」指的是亞、歐、美。這雖是詩人的誇大，知道的人確實不少，這卻是事實。他的《空軒詩》被學生在小報《清華週刊》上改寫為打油詩，給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第一首的頭兩句被譯成了「一見亞北貌似花，順著秫秸往上爬」。「亞北」者，指一個姓歐陽的女生。關於這一件事，我曾在發表在香港《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的一篇談葉公超先生的散文中寫到過，這裡不再重複。回頭仍然講吳先生的「中西詩之比較」這一門課。為這一門課我曾寫過一篇論文，題目忘記了，是師命或者自願，我也忘記了。內容依稀記得是把陶淵明同一位英國浪漫詩人相比較，當然不會比出什麼東西來的。我最近幾年頗在一些文章和談話中，對比較文學的「無限可比性」有所指責。x和y，任何兩個詩人或其他作家都可以硬拉過來一比，有人稱之為「拉郎配」，是一個很形象的說法。焉知六十多年前自己就是一個「拉郎配」者或始作俑者。自己向天上吐的唾沫最終還是落到自己臉上，豈不尷尬也哉！然而這個事實我卻無法否認。如果這樣的文章也能算科學研究的「發軔」的話，我的發軔起點實在是很低的。但是，話又說了回來，在西洋文學系教授群中，講真有學問的，雨僧先生算是一個。
下面介紹葉崇智（公超）教授。他教我們第一年英語，用的課本是英國女作家Jane Austen的《傲慢與偏見》。他的教學法非常離奇，一不講授，二不解釋，而是按照學生的座次——我先補充一句，學生的座次是並不固定的——從第一排右手起，每一個學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麼長？好像也並沒有一定之規，他一聲令下：Stop！於是就Stop了。他問學生：「有問題沒有？」如果沒有，就是鄰座的第二個學生念下去。有一次，一個同學提了一個問題，他大聲喝道：「查字典去！」一聲獅子吼，全堂愕然、肅然，屋裡靜得能聽到彼此的呼吸聲。從此天下太平，再沒有人提任何問題了。就這樣過了一年。公超先生英文非常好，對英國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可惜他惜墨如金，從來沒見他寫過任何文章。
在文壇上，公超先生大概屬於新月派一系。他曾主編過——或者幫助編過一個純文學雜誌《學文》。我曾寫過一篇散文《年》，送給了他。他給予這篇文章極高的評價，說我寫的不是小思想、小感情，而是「人類普遍的意識」。他立即將文章送《學文》發表。這實出我望外，欣然自喜，頗有受寵若驚之感。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兼懷有巴結之意，我寫了一篇《我是怎樣寫起文章來的？》送呈先生。然而，這次卻大出我意料，狠狠地碰了一個釘子。他把我叫了去，鐵青著臉，把原稿擲給了我，大聲說道：「我一個字都沒有看！」我一時目瞪口呆，趕快拿著文章開路大吉。箇中原因我至今不解。難道這樣的文章只有成了名的作家才配得上去寫嗎？此文原稿已經佚失，我自己是自我感覺極為良好的。平心而論，我在清華4年，只寫過幾篇散文：《年》、《黃昏》、《寂寞》、《枸杞樹》，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讚美聲。清夜捫心，這樣的文章我今天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了。我一生從不敢以作家自居，而只以學術研究者自命。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說我的學術研究起點很低的話，我的散文創作的起點應該說是不低的。
公超先生雖然一篇文章也不寫，但是，他並非懶於動腦筋的人。有一次，他告訴我們幾個同學，他正考慮一個問題：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人的感覺——或者只是詩人的感覺的轉換問題。他舉了一句唐詩：「靜聽松風寒。」最初只是用耳朵聽，然而後來卻變成了軀體的感受「寒」。雖然後來沒見有文章寫出，卻表示他在考慮一些文藝理論的問題。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有明顯的鴻溝：教授工資高，社會地位高，存在決定意識，由此就形成了「教授架子」這一個詞兒。我們學生只是一群有待於到社會上去搶一隻飯碗的碌碌青年。我們同教授們不大來往，路上見了面，也是望望然而去之，不敢用代替西方「早安」、「晚安」一類的致敬詞兒的「國禮」：「你吃飯了嗎？」「你到哪裡去呀？」去向教授們表示敬意。公超先生後來當了大官：台灣的外交部長。關於這一件事，我同我的一位師弟——一位著名的詩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曾在香港《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表過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此文上面已提到。
現在再介紹一位不能算是主要教授的外國女教授，她是德國人華蘭德小姐，講授法語。她滿頭銀髮，閃閃發光，恐怕已經有了一把子年紀，終身未婚。中國人習慣稱之為「老姑娘」。也許正因為她是「老姑娘」，所以脾氣有點變態。用醫生的話說，可能就是迫害狂。她教一年級法語，像是教初小一年級的學生。後來我領略到的那種德國外語教學方法，她一點都沒有。極簡單的句子，翻來覆去地教，令人從內心深處厭惡。她脾氣卻極壞，又極怪，每堂課都在罵人。如果學生的卷子答得極其正確，讓她無辮子可抓，她就越發生氣，氣得簡直渾身發抖，面紅耳赤，開口罵人，語無倫次。結果是把80％的學生全罵走了，只剩下我們五六個不怕罵的學生。我們商量「教訓」她一下。有一天，在課堂上，我們一齊站起來，對她狠狠地頂撞了一番。大出我們所料，她屈服了。從此以後，天下太平，再也沒有看到她撒野罵人了。她住在當時燕京大學南面軍機處的一座大院子裡，同一個美國「老姑娘」相依為命。二人合夥吃飯，輪流每人管一個月的伙食。在這一個月中，不管伙食的那一位就百般挑剔，惡毒咒罵。到了下個月，人變換了位置，罵者與被罵者也顛倒了過來。總之是每月每天必吵。然而二人卻誰也離不開誰，好像吵架已經成了生活的必不可缺的內容。
我在上面介紹了清華西洋文學系的大概情況，決沒有一句謊言。中國古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這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謊來諱，我只能據實直說。我也決不是說，西洋文學系一無是處。這個系能出像錢鍾書和萬家寶（曹禺）這樣大師級的人物，必然有它的道理。我在這裡無法詳細推究了。
專就我個人而論，專從學術研究發軔這個角度上來看，我認為，我在清華4年，有兩門課對我影響最大：一門是旁聽而又因時間衝突沒能聽全的歷史系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一門是中文系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是一門選修課。這兩門不屬於西洋文學系的課程，我可萬沒有想到會對我終生產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響，決非本系的任何課程所能相比於萬一。陳先生上課時讓每個學生都買一本《六祖壇經》。我曾到今天的美術館後面的某一座大寺廟裡去購買此書。先生上課時，任何廢話都不說，先在黑板上抄寫資料，把黑板抄得滿滿的，然後再根據所抄的資料進行講解分析；對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嶄新的見解，令人頓生石破天驚之感，彷彿酷暑飲冰，涼意遍體，茅塞頓開。聽他講課，簡直是最高最純的享受。這同他寫文章的做法如出一轍。當時我對他的學術論文已經讀了一些，比如《四聲三問》等等。每每還同幾個同學到原物理樓南邊王靜安先生紀念碑前，共同閱讀寅恪先生撰寫的碑文，覺得文體與流俗不同，我們戲說這是「同光體」。有時在路上碰到先生腋下夾著一個黃布書包，走到什麼地方去上課，步履穩重，目不斜視，學生們都投以極其尊重的目光。
朱孟實（光潛）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在清華兼課。當時他才從歐洲學成歸來。他講「文藝心理學」，其實也就是美學。他的著作《文藝心理學》還沒有出版，也沒有講義，他只是口講，我們筆記。孟實先生的口才並不好，他不屬於能言善辯一流，而且還似乎有點怕學生，講課時眼睛總是往上翻，看著天花板上的某一個地方，不敢瞪著眼睛看學生。可他一句廢話也不說，慢條斯理，操著安徽鄉音很重的藍青官話，講著並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奧玄虛的美學道理，句句彷彿都能鑽入學生心中。他顯然同魯迅先生所說的那一類，在外國把老子或莊子寫成論文讓洋人嚇了一跳，回國後卻偏又講康德、黑格爾的教授，完全不可相提並論。他深通西方哲學和當時在西方流行的美學流派，而對中國舊的詩詞又極嫻熟。所以在課堂上引東證西或引西證東，觸類旁通，頭頭是道，毫無扞格牽強之處。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比較文學，比較詩學。這樣的本領，在當時是鳳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見。他講的許多理論，我終身難忘，比如Lipps的「感情移入說」，到現在我還認為是真理，不能更動。
陳、朱二師的這兩門課，使我終生受用不盡。雖然我當時還沒有敢夢想當什麼學者，然而這兩門課的內容和精神卻已在潛移默化中融入了我的內心深處。如果說我的所謂「學術研究」真有一個待「發」的「軔」的話，那個「軔」就隱藏在這兩門課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