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是隨著整個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它和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思想意識與習俗風尚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經濟的繁榮或衰落，對外戰爭或文化交流，和敵人入侵等都會給當時建築留下痕跡。因此我們不能脫離這一切，孤立地去研究建築本身的發展演化；那樣我們將無法瞭解建築發展的真實內容，不能得出任何正確的結論。
中國建築也是如此。它隨著各個時代政治、經濟的發展，也就是隨著不同時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產生了不同的特點，但是同時還反映出這特點所產生的當時的社會思想意識，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觀。生產力的發展直接影響到建築的工程技術，但建築藝術卻是直接受到當時思想意識的影響，只是間接地受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影響的。
現在我們試將中國四千年歷史中建築的發展分成為若干主要階段、將各個階段中最有代表性的現存實物和文史資料中的重要建築與建築活動的敘述加以分析，說明它們的特點，並從它們和整個社會發展狀況相聯繫的觀點上來瞭解觀察這些特點：看它們是怎樣被各個不同時代的勞動人民創造出來，解決了當時實際生活所提出來的什麼樣的複雜問題；在滿足當時使用者的物質的和精神的許多不同的要求時，曾經創造過些什麼進步傳統，累積了些什麼樣的工程技術方面的經驗，和取得了什麼樣的造形藝木方面的成就。
這些階段彼此並不是沒有聯繫的。相反的，它們都是互相銜接不可分割的；雖是許多環節，卻組成了一根整的鏈條。每一時代新的發展都離不開以前時期建築技術和材料使用方面積累的經驗，逃不掉傳統藝術風格的影響。而這些經驗和傳統乃是新技術、新風格產生的必要基礎。
各時代因生產力的發展，影響到社會生活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又都一定要向建築提出一些新的問題、新的要求。這些社會生活的變化，一大部分是屬於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的。因此這些新問題、新要求也有一大部分是屬於思想意識的，不完全屬於物質基礎的。為了解決這些新問題，滿足這些新要求，便必須嘗試某些新的表現方法，滲入到原來已習慣的方法中，創造出某些新的藝術體形、新的藝術內容，產生出新的藝術風格；並且同時還不得不揚棄某些不再合用的作風和技術。這樣，在前一時期原是十分普遍的建築特點，在內容和形式上便都有了或多或少的改變，後一時期的建築特點就開始萌芽。這就是建築的傳統與革新的必定的過程。
在相當一個時期之內，最普遍的、已發展成熟且代表著數量較大、為當時主要類型的建築物的風格特徵的，我們把它們概括地歸納在一個歷史階段之內。因此這個階段中，前後期的實物必然是承上啟下，有獨特變化的一些範例。我們現在很不成熟地暫將幾千年的中國建築大略分成如下七個階段，為的是能和大家將來做更細緻的商榷和研究。
第一階段——從遠古到殷
考古學家在房山縣周口店龍骨山發現的“北京人”遺址供給我們中國建築史上最早的實物資料。它說明四五十萬年前，華北平原上使用板粗的石器，已知用火的猿人解決居住問題的“建築”是天然石灰岩洞穴。
在周口店猿人洞的山頂上又發現有約十萬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和骨器。考古家稱這時期的文化為“山頂洞文化”。這時遺留的獸骨、魚骨，證明這時的人過的是漁獵生活。遺物中有骨針，證明他們已有簡單的縫紉；人骨化石旁散有染紅的石珠，顯然他們已有愛美裝飾的觀念。
天然洞穴之外，還有人工挖掘的窖穴，許多是上小下大的“袋形穴”。這些大約是公元前三千年的遺跡。在華北黃土區削壁上也有掘進土壁的水平的洞。
中國境內一向居住著文化系統不同、祖先世系不同的各種族。他們各在所居住的土地上，和自然界作鬥爭，發展自己的文化，也互相有衝突、互相影響，以至於融合。在地下遺物中留著不少痕跡。
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現有較細的石器、石製農具、石製紡輪、石諾和彩色陶器等遺物的遺址。這些遺物證明居住在這裡的人的生話情況是畜牧業和最原始的農業逐漸代替了漁獵，因而開始定居、並有了手工業。和它同系的文化散佈在廣大的中國西北地區，總稱做“仰韶文化”。當時的人居住過的遺址多半在河谷裡，大約為了取水方便，又可以利用岸邊高地掘洞穴。
在山西夏縣遺址中所見，他們的住處是挖一長方形土坑，四面有壁，像小屋，屋屋相連，很像村落。仰韶文化是中國人民所創造的重要文化之一，考古家推斷為黃帝族的文化，比羌、夷、苗、黎等族有更高的成就，距今約有四五千年。這時期不但有較細緻的石製骨製器物，而且紋飾複雜，色彩美麗，有犬、羊和人的形紋畫在陶器上。遺跡中有許多地穴，雖然推測穴上也可能有樹枝茅草構成的覆蓋部分，但因木質實物絲毫無存，無法斷定。
古代文獻給我們最早的紀錄資料是春秋時人提到的堯、舜時期的房子：堯的“堂高三尺，茅茨土階。”現在我們所己得到的最早的建築實物是河南安陽殷時代的宮殿或家廟遺址：底下有高出地面的一個土台，上有排列的石礎和燒剩的木柱的殘炭。大體上它們是符合於“堂高三尺”的說法的。但由於殷墟遺址上地穴仍然很多，一般人民居住的主要仍是穴居和半穴居方法，有茅茨和高出地面的土台的，可能是階級社會開始時的產物，在堯時還沒有出現。殷墟夯土台以下所發見比殷文化更早的穴居，它們是兩兩相套的因形穴，狀如葫蘆，也像古代象形字裡的“宮”字，穴內培面已用白灰塗抹。
階級社會開始於夏。夏的第一代禹是原始灌溉的發明者，又因同黎族、苗族戰爭勝利，把俘虜做奴隸，用於生產，是生產力大大躍進的時代。
生產力的提高開始影響到生產關係。禹的兒子啟承繼父親做酋長，開始了世襲制度。歷史上稱這一世系的統治者做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由這個時期起才開始破壞了原始公社制度，產生了階級社會；社會中貴與賤，貧與富逐漸分化，向著奴隸制度國家發展。
夏的文化就是考古學家所稱的黑陶或龍山文化，分佈地區很廣（河南、山東和江南都有遺物發現），農業知識和手工藝的水平高於仰韶文化。但夏時常遷都，主要遺址尚待發掘。
傳說夏有城郭叫做“邑”。財產私有才有了保衛的必要；有了奴隸的勞動，城池一類的大土方建築也成了可能。
在山東龍山鎮城子崖發現一處有版築城牆的遺址，培高約六米，厚約十米，南北長四五十米，東西三九十米，工程堅固，但是否夏的實例，我們還不能得出結論。
夏啟襲位以後，召集各部落首長在“鉤台”大會，宣告自己繼位。因為夷族不滿意，啟遷到汾澮流域的大夏，建都稱做“安邑”。
這兩個作為地名的“台”和“邑”，和這類型的建築物可能是有關係的。高出地面的和圍起來的建築物似乎都是在階級社會形成的初期出現的。
夏啟傳到著名暴君桀是四百多年長的時間，紡織業和陶器物都很發達，已用骨占卜，後半期也有銅的遺物。文化又有若干進展。奴隸主的殘酷統治招致了滅亡。夏桀是被殷的祖先商湯所滅。
商是在東方的部落，在滅夏以前已有十幾代，文化已有相當發展，農業知識比夏更高，手工業也更進步，並且已利用奴隸生產，增加貨物的製造。和建築技術有密切關係的造車技術也傳說是湯的祖先相土和王亥等所發明的。尤其是王亥曾駕著牛車在部落間做買賣交易貨物，這個事實和後代的殷民駕車經營商業的習慣有關。
商湯傳了十代，遷都五次，到盤庚才遷移到現在河南安陽縣的小屯村。這地方就是考古學家曾作科學發掘研究的殷墟遺址所在。內中有供我們參考的中國最早的地面建築物的基址殘跡。盤庚以後傳到被周武王滅掉的紂，商朝文化又經過六百餘年的發展。
在階級剝削的基礎上，商朝的文化比夏朝更有顯著的進步。中國古代文化，包括文學、音樂、藝術、醫藥、天文、曆法、歷史等科學，在商朝都奠定了初基，建築也不是例外。
殷墟遺址的發掘給了我們一些關於殷代建築的知識。遺址是一些土台，大致按東西和南北的方向排列著，每單位是長方形的，長面向前。發掘所見有夯土台基，柱下有礎石，且用銅板墊在柱下，間架分明，和後代建築相同。因有東西向的和南北向的基址，可見平面上已有“院”的雛型。大建築物之前還有距離相等的三座作為大門的建築。韓非子所說的堯“堂高三尺，茅茨土階”倒很像是描寫殷代的宮殿或家廟的建築。至於史記所說“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形狀如何，已不可見。
殷亡後，封在朝鮮的殷貴族箕子來朝周王，路過殷墟，有“感官室毀壞生禾黍”的話。我們知道這些建築在周滅殷時就全部被焚燬了。
考古學家斷定殷墟所發掘的基址是“家廟”。這些基址的周圍有許多坑穴，埋著大量的獸骨——祭祀時所殺的祭牛，乃至象、鹿等骨骼，也有埋著人骨的。
另外經過發掘的是一些大型墓葬，內部用巨木橫疊結構作墓室，規模底大，不但殉葬器物數量大，珍品多，還殺了大量俘虜殉葬。這些資料所反映的情況是段統治者殘酷地對待奴隸，迷信鬼神，隆重地祭祀祖先，積聚珍品器物，驅使有專門技術的工奴為統治者製造鋼器、玉器、陶器、骨器、紡織等和進行房屋建造。遺址中還有製造各種器物的工場。
第二階段——西周到春秋 戰國
周是注重農業生產而興旺起來的小部落，對耕作的奴隸比較仁慈。周文王的祖父太王的時代，被戎狄所迫，不願戰爭，率領一批人民遷到岐山下（陝西歧山縣），許多其他地方的人民來依附他，人口增多。太王在周原上築城郭家屋，讓人居住，分給小塊土地去開墾，和耕種者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關係。從此就開始了封建制度的萌芽，也成立了粗具規模的小國。
在我國最古的文學作品“詩經”裡有一篇關於周初建築的歌頌和描寫，使我們知道，周初開始的新政治制度的建築和殷末遺址中迷信鬼神，殘酷對待奴隸的建築，內容上是極不相同的。
詩裡先提到的是生活更美好，人民對這次建造有很高的情緒，例如說周祖先過去都是穴居的，“未有家室”，而遷到歧下時便先量了田畝，劃出區域，找來管工程的“司空”和管理工役的“司徒”，帶了木板、繩子和版築用的工具來建造房子。他們打著鼓，興奮地築起許多堵用土夯築的牆壁。接著又說先建了頂部舒屋如翼的宗廟，“作廟翼翼”，然後又立起很高的“皋門”，和整齊的“應門”，然後築集會用的“大社”的土台或廣場。
雖然當時的具體形象我們不得而知，可注意的是這時建築已不是單純解決實用的而是有代表政治制度思想內容的作用的；並且在寫這章詩的年代，已意識到人們對自己所創造的建築物的藝術形象所起的效果是感覺愉快而驕傲的。
周文王反對殷統治的殘暴、貪財、侈奢、酗酒、和嬉游無度，荒廢耕地。他自己所行的是裕民政策，他的制度建立在首領奉行“代天保民”，後代稱為行“仁政”的思想上。事實上，這就是徵收較有節制的租稅，不強迫殘暴的勞役，讓農家有些積蓄，發生力耕的興趣，提高生產。
關於這種政治情況的時代的建築物，一定還很簡單樸實，如《詩經》所載周文王著名的靈囿，囿中有靈台和靈沼。古代的囿是保留著有飛禽走獸供君王游措的樹林區；內中的台和沼，就是供狩獵時瞭望的建築，和養禽鳥的池沼。這種供古代統治者以射獵集會、聚眾游宴的台，或開始於更遠古利用天然的土丘而發展的，到了春秋戰國，諸侯強盜的時候，才成為和宮室同樣重要的台榭建築。再發展而成為秦漢皇宮苑團中一種主要建築物，侈麗崇峻的台殿樓觀，積漸成為中國建築中“亭台樓閣”的傳統。
詩經中有一篇以文王靈台為題材，描寫人民為他築台時的踴躍情形以反映政治良好的氣象的詩。足見封建初期徵用勞動力還有限，勞動人民和統治者在利益上，還沒有大的矛盾，對於大建築物的興建，人民是有一定的熱情和興趣的。這正是周制度比商進步的證據。但是無可疑問的，這時周的工藝還簡陋，遠不如代代有專門技術奴隸進行制迫奢侈器物的商和殷。
殷統治下的氏族百工，分工很細，有大量奴隸。周公滅殷時，分殷民六族給魯，七族給衛，內中就有九種專工。殷的銅器和刻玉，不但在技術上達到高度發展，在藝術造形和紋樣圖案方面也到了精緻無比的程度。周佔有了殷的百工後，文化藝術才飛躍地向前發展了。
西周之初，曾建造過三次城，一次比一次規模大，反映出它的發展，且每次內容也都反映出當時政治經濟的情況的特點。第一次是他們農業發展到渭水流域，在灃水西迫，文王建豐邑。第二次是武王建鎬京，不但在灃水東邊，而且由稱“邑”到稱“京”，在規模上必然是有區別的。第三次是周公在洛陽建王城，後來稱東京。這次的營建是政治軍事的措施。周滅東邊的強國殷，俘虜了殷的貴族（大小奴隸主們），降為庶民；他們不服，周稱他們做“頑民”，成了周政治上一個問題。為了防止叛亂，能控制這些“頑民”，周公選了洛陽，築了成周，把他們遷到那裡生產，並駐兵以便鎮壓。因此在成周之西三十餘里，建造了中國最古的有規劃的投方正的王城。這種王城的規模制度，便成了中國歷代封建都市的範本。
一向威脅西周安全的是戎狄，反映在建築上就有烽火台這種軍事建築物，它是戰國時各國長城的先聲。
到現在為止，我們對遺址從未作過科學發掘的西周建築，沒有一點具體實物資料。號稱周文王陵的大墳墓也有待於考古家發掘證實；過去有所謂文王豐宮的瓦當是極可懷疑的遺物。
周的政治制度，且說是封建制度的萌芽，但是在建築物上顯然表現出當時是利用大量奴隸俘虜進行建造的，如高台、土城、陵墓都是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有大量土方的工程，而主要的勞動力的來源是俘虜的奴隸。
西周被戎狄攻入，遷到洛陽稱東周以後到春秋戰國，王室衰微，諸侯各在自己勢力範圍內有最大權威，成立獨立的大小國家。他們不嚴格遵守領主所有制：原來領主封得的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產生了新興的地主階級。又因開始使用鐵器，不但農業生產提高，並且大大影響到手工業和商業的度展。諸侯國的商業比周王國更發達。各處出現了大小都邑，如齊的臨淄，趙的邯鄲，鄭的鄭邑，衛的衛邑，和晉的繹，後來還有秦的咸陽和楚的壽春等等。
這些城邑，都是人口增多，成了大商業中心。臨淄的人口增到了七萬戶。手工業者由奴隸的身份轉變為自由職業的匠人，還有自己的“肆”，坐在肆中生產並營業。巧匠是很被推崇的人物。尤其是木匠和造車的，都留下聞名到後代的匠師，如魯的公輸班，和輪匠扁這樣的人物。
春秋戰國時代，不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都起了變化，各國文化也因同非華族的民族不斷戰爭和合併，推動了很蓬勃的發展。東方齊、魯、衛早在商殷的基礎上加了夷族的貢獻，發展了華夏文化；最先使用鐵器就是夷族。南方又有楚越開發長江流域的文化，吸收苗蠻的成就；如蠶業和漆器的卓越成就，不可能沒有苗民的貢獻。西方的秦在戎狄中稱霸，開國千里，又經營巴蜀，一躍而成為諸侯國中最先進的國家。晉楚中間的小國鄭，商業極端發達，用自己的經濟特點維持在大國間自己一定的勢力。近來新鄭出土的銅器證明它的手工業也有自己極優秀的創造。這時北方的燕開始壯大，築長城防東胡，發展中國北面的文化。韓、趙、魏三家分晉，各自獨立發展，仍然都是強國。這樣分佈在全中國多民族的文化發展，後來歸並成了七國，是統一中國的秦漢的雄厚基礎，其中秦楚的貢獻最大。
在建築上，這時期最重要的是為農業所最需要的“邑”的組織形式：如有“十室之邑”，和“千室之邑”等這種不同的單位。大都邑有時也稱國，國有城池之設，外有鄉民所需要的“郭”；內有商業所需要的“市”；卿士們所住的“裡”；手工業生產者所需要的“肆”；諸侯的宮室、宗廟、路寢；招待各國使者的“館”；王侯宴會作樂的“台榭”，以及統治者的陵墓。人民所創造的財富愈大，秋術愈精，藝術愈高，統治者愈會設法佔有一切最高成就為他們的權利，乃至於不合理的享樂服務。宮室和台榭等等在這個時代，很自然地開始有雕琢加工的處理出現。晉靈公“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避丸”，文獻就給了我們這樣一個例子。
今天我們所能見的建築實物只有基址墳墓。大陵也還沒有系統地發掘，小墓過於簡單，絕不能代表當時地面建築所達到的造形或技藝的水平。從塞中出土的文物來看，戰國時工藝實達到驚人的程度。東周諸侯各國器物都精工細作，造形變化生動活潑，如金銀鑲錯的器物，工料和技藝都可稱絕品。新鄭的銅器，飛禽立雕手法鮮明；楚文物中木照刻、漆器、琉璃珠等都是工藝中登峰造極的。當時有多少這樣工藝用到建築上，我們無法推測。它們之間必然有一定程度的聯繫則可以斷言。
文獻上“美宮室，高台榭”的記載很多。魯莊公“丹桓言之楹而刻其桷”；趙文子自營居室，“斫其椽而礱之”。是建築上加工的證據。晉平公“銅醍之宮數里”。吳王夫差的宮裡“次有台榭陂池”，建築規模是很大的。由余見了秦穆公的“宮室積聚”，曾說“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這兩句話正說出了工程技巧令人吃驚，而歸根到底一切是人民血汗和智慧的意思。我們可以推測當時建築規模、藝術加工，絕不會和當時其它手工藝完全不相稱的。
在發掘方面，我們只有邯鄲趙叢台和易縣燕下都的不完整基址。這些基址證明當時諸侯確是紛紛“高台榭以明得志”。最具體的形象僅有戰國獵壺上浮雕的一座建築物。建築物約略形狀已近似漢畫中所常見的。雖然表現技術是古拙的，所表現的結構部分卻很明確，顯然是寫實的。根據它，我們確能知道戰國尋常木結構房屋的大體。
沒有西周到春秋戰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發展時期蓬勃的創造為基礎，兩漢燦爛的文化是不可能的。
第三階段——秦漢三國
秦逐漸吞併六國，建立空前的封建極權皇朝，建築也相應地發展到空前的規模。
秦的都城咸陽原是戰國時七國之一的王城規模。秦每攻滅一個國家，就在咸陽的北面仿建這個國家的宮室。到秦統一六國，戰國時期各國建築方面的創造經驗也就都隨而集中到咸陽。戰國以來各國高台榭、美宮室的各種風格在秦統一全國的過程中，發展出集珍式的咸陽宮室。這些宮殿又被“復道”加“周閣”連結起來，組合成複雜連續的組群，在總的數量以及藝術的內容上是遠超出六國宮室之上。
公元前二二一年，全國統一之後，形成了新的政治經濟形勢。咸陽從前秦所建的王宮已經不能適應新情況的要求；到公元前二一二年開始興建歷史上著名的“阿房宮”。
這座空前宏偉的宮是以全國統一的政治中心的規模建造的，位置在咸陽南面的渭水南岸。主要的“前殿”建在雄偉的高台上；根據記載是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以坐萬人，台下可以豎立高五丈的大旗；周圍都有閣道；殿前有“馳道”，直達南山，並加築南山的山頂，作為殷前的門閥；殿後加“復道”，跨過渭水與咸陽相連。這種帶山跨河，長到幾十里的佈置手法以及咸陽附近二百里內建造了二百七十多處宮觀和大量連屬的復造的紀錄，可以看到秦代建築驚人的規模。
極其誇張的宮室建築之外，秦代建築雄大的規模也表現在世界馳名的長城上。秦代的長城是西起臨洮，東到遼東，藉戰國各國舊有的長城為基礎，用三十萬士兵囚犯築成的跨山越野婉蜒數千里的軍事工程。與長城相當的還興築了貫通全國重要城市的軍用“馳道”，也是非常驚人的措施。
這些完全不顧民力的龐大建設工程，一方面表現了秦代慘酷的軍事統治，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戰國以來生產力的發展，在得到統一之後發揮出的力量；整個秦代的建築在新的經濟基礎上的發展是遠超越了以前各時代，開創了新的統一的封建王朝的規模。
秦代的宏偉建築仍是以木材結構配合極大的夯土高台建成的。這些龐大的工役一部分由內戰時代俘虜擔任，另一部分是徵召來的人民在暴力強迫下進行的。秦以勝利者的淫威，在不顧民力的大興工役中，橫徵暴斂，使人民流離死亡，更加深了階級矛盾，促成了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人民血汗和智慧所創造的咸陽壯麗的宮室只被人民認作殘暴統治的象徵。項羽領兵縱火全部燒燬它們以洩憤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此每次在易朝換代的爭奪中，人民的藝術財富，累積在統治者的宮中紀念性建築組群裡的，都不能避免遭到殘酷的破壞。
秦代的建築現在僅能從阿房宮遺址和驪山秦始皇陵龐大的土方工程上看到當時的規模。秦始皇陵內部原有榮華的建築和陳設也遭到項羽入關時劫掠破壞。但這部分秦代人民的創造殘餘部分，無疑的還埋藏在地下，等待考古科學家加以發揚整理。
西漢是秦末的農民鬥爭產生的封建統一王朝。這次起義所表現人民的力量，使漢初的統治者採用簡化刑法和減輕剝削的政策，使人民得到休息，恢復了生產。
漢初的建築是在戰爭沒有結束時進行的。重要的建築是在咸陽附近利用秦的離宮故基為基礎修建的長樂宮。這座宮周圍二十里，是一座具有高台大殿和許多附屬殿屋的宮城。
接著建造的未央宮是西漢首創的一座宮。它的周圍是二十八里，主持規劃的是蕭何，技術方面負責的是軍匠出身的陽城延。劉邦曾因見到這座建築的奢侈華麗而發怒。蕭何說他主張建造未央宮的理由是“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這說明他認識到統治者可以使他的建築作為鞏固他的政權的一種工具；認識到建築藝術所可能有的政治作用。這個看法對以後歷代每次建立王朝時對於都城和宮室等藝術規模的重視起了很大的影響。
未央宮的前殿是以龍首山作殿基，使這座大殿不必使用大量的土方工程，就很自然地高聳出附近的建築之上。這是高台建築創造性的處理，目的在避免秦代那樣使用大量人力進行土方工程的經驗。
長樂、未央兩宮都在秦咸陽附近，都是獨立完整成組的規模。後建的末央宮是據龍首山決定的位置，兩宮東西之間雖距離很近，但不是很整齊並列的。到公元前一八七年築長安城時，南面包括兩宮在內，北面因發展到渭水岸邊，因此漢長安城的平面圖形南北部不是整齊的直線。但這座壯麗大城的城內是規劃成方正整齊的坊裡，貫以平直寬闊的街道組成的，他的規模也發展到周圍六十五里。漢初的政策使農業得到急速的發展，到武帝時七十年間的和平時期，國家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隨著經濟的繁榮，西漢這時的國力和文化都超出附近國家。當時北方遊牧的匈奴是最強悍的敵對民族，屢次侵入北方邊境；中國甘肅以西的少數民族分成三十六國，都附屬於匈奴。漢武帝想削弱匈奴，派張騫出使西域瞭解各國情況，並企圖掌握與西方商業交通的干路。
漢代因向西的發展而與優秀的古代小亞細亞和印度的文化接觸，隨著疆域的擴張和民族鬥爭的勝利，突破了以前局限的世界地理知識，形成大國的氣派和自信。漢武帝時是早期封建社會的高峰，這時期的建築，除增建已有的宮室之外，又擴建了許多豪侈的建築，其中如長安的建章宮和雲陽的甘泉宮都是極其宏闊壯麗的龐大的建築群。
建章宮在長安城西附郭，前殿更高於未央，官內的建築被稱為“千門萬戶”，所連屬的圍範圍數十里；宮內開掘人工的太液池，並壘土作山，地中的漸台高二十餘丈。高建築如神明台、井干樓各高五十丈。神明台上有九室，又立起承露盤高二十丈，直徑大有七圍。並干樓是積疊橫木構成的複雜木構建築。中國最早的高層建築在這時候產生了。長安東南的上林苑周圍三百餘里，其中離宮七十多座，能容千騎萬乘。
西漢的宮室園圃很多是就秦代所築的高基崇台作基礎的，一般建築規模並不小於秦代。由於生產關係比秦代進步，整個國家在蓬勃發展中，因此許多遊樂性質的建築在工料上又超過了秦代。這個時期的建築，是隨著整個社會的發展而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西漢農業的發展走向自由兼併。隨著土地集中，階級分化，到西漢末引起的農民起義，又再次在混戰中焚燬了長安的宮室。
東漢是倚靠地主階級的官僚政權統治人民的，國家的財力比較分散，都城洛陽的宮規模不及長安，但在規劃上更發展了整齊的坊裡制度，都城的部署比長安更整齊了。這時期的建築，是王侯、外戚、宦官的宅第非常興盛，如桓帝時大將軍梁冀大建宅第，其妻孫盛也對街興建，互相爭勝。建築是連房洞戶，台閣相通，互相臨望。柱壁灘摟，窗用綺疏青瑣，木料加以銅和漆，圖畫仙靈雲氣；又廣開苑囿，壘土築山；飛粱石蹬，凌跨水道，佈置成自然形勢的深林絕澗。豪侈的建築之外，宅第中的園林建築也非常講究。這些宅第的建築記載超過了宮室，正反映著東漢社會的具體情況。東漢洛陽的建築也在末年的軍閥戰爭中被董卓焚燬了。這時期中可能是由於與西方交通的影響，用石材建造墳墓前紀念性建築的風氣逐漸興盛。現在還留下少數墳墓前的石闕和石祠，其小如西康雅安的高頤闕，山東嘉樣的武氏石闕和石室都是比較著名的遺物。在雅安的高頤闕選用的式樣和浮刻上是充分地應用了當時的木建築形式。在這些比例謹嚴的石刻遺物上可以看到一些具體的漢代建築藝術形象。
考古學家發現的明器中有許多陶制的建築模型和畫像磚，使我們具體地看到漢代建築的形象，由殿宇、堂屋、樓閣、台榭、庭院、門闕、城樓、橋樑、到倉廩、廄廁等等。還有每次發掘所發現的漢代工藝美術品，其中如絲織、漆器、銅器之中，都有極其精美的作品，與漢代輝煌的物質文化發展情況相符合。而漢代建築的精華則不是現存這些磚石墳墓的建築或明器上所表現的所能代表的。在對大規模的遺址還沒有作科學發掘工作的目前，我們僅能認識到漢代建築的一些片斷而已。
三國分裂的時期中，曹魏所據的中原地區有比較優越的人力和物質條件，建築的規模也比較大。這時期中最突出的成就是曹操經營的鄴城。從這座都城的文獻記載上可以看到簡單明確的分區規劃和中軸對稱的佈局是發展到比東漢的洛陽更高的水平上。鄴城的規劃中如皇宮位置在城內中軸的北部，使皇宮面臨城內縱橫相交的主要幹道；居民的坊裡佈置在城內南部；左右幹道的交點佈置成坊市的中心等先進的方式，都是隋唐長安的先型。
南方比較邊遠的地區，經吳和蜀兩目的經營，經濟文化都得到一定的發展。從考古學家發現的一些片斷資料看到整個三國時期大致仍是漢代工程技術與藝術風格的繼續，並沒有顯著的變化。
第四階段——晉·南北朝·隋
六朝的建築是銜接中國歷史上兩個偉大文化時期——漢代與唐代的——橋樑，也是這兩時期建築不同風格急劇轉變的關鍵。它是由漢以來舊的、原有的生活習慣、思想意識和新的社會因素，精神上和物質上劇烈的新要求由矛盾到統一過程中的產物。
產生這新轉變的社會背景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北方鮮卑、羌等胡族佔據中原——所謂“五胡亂華”在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所起的各種複雜的變化。二是漢族的統治階級士族豪門帶了大量有先進技術的勞動人民大舉南渡，促進了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三是在晉以前就傳入的佛教這時在中國普遍的傳播和盛行，全國上下的宗教熱忱成了建築藝術的動力。新的民族的滲入；新的宗教思想上的要求，和隨同佛教由西域進來的各種新的藝術影響，如中亞、北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各種藝術和各種作風，不但影響了當時中國藝術的風尚手法，並又還發展了許多新的，前所未有的建築類型及其附屬的工藝美術。刻佛像的摩崖石窟，有佛殿、經堂的寺院組群，多層的木造的和磚石造的佛塔，以及應用到世俗建築上去的建築雕刻，如陵墓前石柱和石獸和建築上裝飾紋樣等，就都是這時期創造性的發展。
寺院組群和高聳的塔在中國城市和山林勝景中的出現劃時代地改變了中國地方的面貌。千餘年來大小城市，名山勝景，其形象很少沒有被一座寺院或一座塔的側影所豐富了的。南北朝就是這種建築物的創始時期。當時宗教藝術是帶有很大群眾性的。它們不同於宮廷藝術為少數人所獨佔，而是人人得以觀賞的精神食糧，因此在人民中間推動了極大的創造性。
北魏統治者是鮮卑族，尊崇佛教的最早的表現方法之一是在有懸崖處開鑿石窟寺。在第五世紀後半葉中，開鑿了大同雲崗大石窟寺。最初或有西域僧人參加，由刻像到花紋都帶著濃重的西域或印度手法風格。但由石刻上看當時的建築，顯然完全是中國的結構體系，只是在裝飾部分吸取了外來的新式樣。
北魏遷都到洛陽，又在洛陽開造龍門石窟。龍門石窟中不但建築是原來中國體系的，就是雕刻佛像等等，也有強烈的漢代傳統風格。表現的手法很明顯是在漢朝刻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敦煌石窟壁畫上所見也證明在木構建築方面，當時澎湃的外來的藝術影響並沒有改變中國原有的結構方法和分配的規律。佛教建築只是將中國原有的結構加以創造性的應用和發展來解決新問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塔和佛殿。
當時的塔基本上是漢代的“重樓”，也就是多層的小樓閣，頂上加以佛教的象徵物——即有“覆缽”和“相輪”等稱做“剎”的部分。這原是個縮小的印度墓塔，（中國譯音稱做“窣堵坡”或“塔婆”）。當時匠人只將它和多層的小樓相結合，作為象徵物放在頂部。至於寺院裡的佛殿，和其他非宗教的中國庭院殿堂的構造根本就沒有分別。為了內容的需要，革新的部分只在殿堂內部的佈置和寺院組群上的分配。
這時期最富有創造性而傑出的建築物應提到嵩山嵩獄寺磚塔。在造型上，它是中國建築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試用。十二角形的平面來代替印度窣堵坡的圓形平面，用高高的基座和一段塔身來代表“窣堵坡”的基座和“覆缽”（半球形的塔身），上面十五層密密的中國式出簷代表著“窣堵坡”頂上的“剎”。不但這是一個空前創作，而又在中國的建築中，也是第一個磚造的高度達到近乎四十米的高層建築，它標誌著在磚石結構的工程技術上飛躍的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南北朝最通常的木塔現在國內已沒有實物存在了。北魏楊炫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詳盡地敘述了塔寺林立的洛陽城。一個坡中，竟有大小一千餘個寺廟組群和幾十座高聳的佛塔。
那景像是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木塔中最突出的是永寧寺的胡大後塔：四角九層，每層有繪彩的柱子，金色的斗拱，朱紅金釘的門扇，剎上有“寶瓶”和三十層金盤。全塔架木為之，連剎高“一千尺”，在“百里之外”已可看見。它在城市的藝術造型上無疑地是起著巨大作用的高聳建築物。即使高度的數字是被誇大了或有錯誤，但它在木結構工程上的高度成就是無可置疑的。這種木塔的描寫，和日本今天還保存著若干飛鳥時代（隋）的實物在許多地方極為相近。雲岡石窟中雕刻的範本和這木構塔的描寫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當隋統一中國之前，南朝“金粉地”的建康，許多侈麗的宮殿，毀了又建，建了又毀，說明南朝更迭五個朝代，統治者內部政治局勢的動盪不定。但統治階級總是不斷地驅使勞動人民為他們興建豪華的宮殿的。在藝術方面，雖在政治腐敗的情況下，智慧的巧匠們仍獲得很大的成就。統治者還掠奪人民以自己的熱情投在宗教建築上的藝術作品去充實他們華麗的宮苑。齊的宮殿本來已到“窮極綺麗”的程度，如“遍飾以金壁，窗間盡畫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鈴佩，……又鑿金為蓮花以帖地”等等，他們還嫌不足，又“別取諸寺佛剎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
從今天所僅存的建築附屬藝術實物看來，如南京齊、梁陵墓前面，勁強有力，富於創造性的石柱和百獸等，當時南朝在木構建築上也不可能沒有解決新問題的許多革新和創造。
到了隋統一全國後，宮廷就佔有南北最優秀的工藝匠人。楊廣（隋場帝）的大興土木，建東京洛陽，營西苑時期，就有跡象證明在建築上摹仿了南朝的一些宮苑佈局，南方的藝匠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鑿運河通江南，建造大量華麗有樓殿的大船時，更利用了江南木工，尤其是造船方面的一切成就。在此之前，楊堅（文帝）曾詔天下諸州各立舍利塔，這種塔大約都是木造的，今雖不存，但可想見這必然刺激了當時全國各地方普遍的創造。
在石造建築方面，北魏、北周、北齊都首大膽的創造，最豐富的是各個著名的百窟寺的附屬部分。也就是在這時期一位天才石匠李春給我們留下了可稱世界性藝術工程遺產的河北趙縣的大石橋。中國建築藝術經過這樣一段新鮮活潑的路程，便為歷史上文藝最輝煌的唐代準備了優越的條件。
第五階段——唐 五代 遼
這個階段的建築藝術是以南北朝在宗教建築方面和統一全國的隋代在城市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為基礎的。初唐建設雄宏魁偉的氣魄和中唐雅致成熟的時代風格是比南北朝或隋代的宗教藝術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的。
唐將外來許多新因素漢化了，將陌生的非中國的成分和典雅莊嚴對稱的中國格局相結合，為中國的封建社會生活服務。如須彌座、蓮瓣、柱礎、磚塔、塔簷瓦飾、欄杆之關都改進成更接近於中國人民所習慣的風格。在磚塔式樣上也經過一些成熟的變化；中國第一座八角塔就在這時期初次出現。
唐建築制度、技術手法和藝術作風的特點開始於初居，盛於中居前後，在中央政權削弱的晚唐和藩鎮割據的五代時期仍在全國有經濟條件的地區，風行頗長一個時期，而沒有突出的改變。
唐政治經濟的特點是唐初李淵父子統一了隋末暴政所引起的混戰中的中國而保留了隋政治、經濟、文物制度中的一些優點；在李世民在位的二十幾年中，確使人民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當時政治良好，而同時對外戰爭勝利，鼓勵胡族漢人雜居，不斷和西域各民族有文化和商業的交流。農業生產提高，商業交通又特別發展，海路可直通波斯。社會經濟從此一直向上發展了百餘年。
基礎穩定的唐代中央專制集權的封建社會恢復了西漢的盛況，全國文學藝術便隨著有了高度的發展。唐代在建築上一切成就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學藝術到達一個特殊全盛時代的產物。唐中央政權的腐朽削弱開始於內部分裂，終於在和藩鎮的矛盾和農民的反抗中滅亡。但是工商業在很大程度內末受中央政權強弱的影響。宗教建築活動也普遍於民間，並不限於中央皇室的建造。
當隋初統一南北建國時期計劃了後來成為唐長安的大興城時，有意識地要表現“皇王之邑”。因此建造的是都城、皇城、宮城、正朝、府寺、百司、公卿邱第、民坊、街市等等——明明白白的是封建政權的秩序所需要的首都建設。它所反映的是統一封建專制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就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所制定的所謂文物制度的一種。
唐初繼承了這樣一個首都最主要的修建就是改大興殿為太極殿。左右添了鐘樓、鼓樓，使聳起的形象更能表現中央政權的莊嚴。再次就是另建一個雄偉的皇宮組群。
新建的大明宮在一條南北中線上立了一系列的大殿，每殿是一組群，前面有門，最南面是丹鳳門和含元殿。大殿就立在龍古山的東趾上，“殿陛高於平地四十餘尺”，左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殿左右有兩閣，閣殿之間用“飛廊”相接。這樣的形象魁偉、氣魄雄宏的規模，是過去漢未央宮開國氣概的傳統。不過在建造上顯然是以漢興以來八百年裡所取得的一切更優秀的成就未完成的。但在宗教建築方面，初唐承繼了隋代的創建，並不鼓勵新建造。這方面顯然不是當時主要的活動。
代表初唐以後到中葉的建築活動的有兩個方面：宮廷權貴為了宴游享樂所建的侈麗宮苑建築和邸第，和宗教建築活動。在這兩個方面高度藝術性的各種創造都是當時熟練的工匠和對宗教投以自己的幻想和熱忱的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代表前一種的，可以舉宮廷最優秀的藝匠為唐玄宗在驪山建築的華清官，這樣著名的藝術組群，據記載是“驪山上下，益置湯井為池，台殿環列山谷”，並且一切是“製作宏麗”，“雕鐫巧妙”，“殆非人功”的藝術創造。有名的長安風景區的曲江上宮苑也在這時期開始了建築。至於當時權貴和公主們所競起的宅第則是“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這樣的事實說明當時建築工程技術和藝術上最高成就已不被宮廷所獨佔，而是開始在有錢有勢的階層裡普遍起來了。
唐代的皇室因為姓李，所以尊崇道教，因為道教奉李耳為始祖。然而佛教的勢力畢竟深入到廣大民間，今天存留的唐代建築，除極少數摩崖造像外，全部都是佛教的。其中較早的，全是磚塔。
唐朝的磚塔大致可分為四個類型：
（一）“重樓式”塔，如西安慈思寺的大雁塔和興教寺的玄類塔等。它們的形式像層層疊起的四方形重摟，外表用磚砌成木結構的柱、持、斗拱等形象。這兩座塔都建於七世紀後半和八世紀初年。它們是磚造傷塔中最早砌出木構形式的範例。
（二）“密簷式”塔，如西安薦福寺的小雁塔，河南嵩山永泰寺塔和雲南大理崇聖寺的千尋塔等。這個類型都在較高的塔身上出十幾層的密簷，一般沒有木結構形式的表面處理。以上兩個類型平面都是正方形的，全塔是一個封頂的“磚筒”，內部用木樓板和木樓梯。
（三）八角形單層塔，嵩會善寺淨藏禪師塔是這類型的孤例。它是五代以後最通常的八角塔的萌芽。
（四）群塔，山東歷城九塔寺塔，在一個八角形塔座上建九個小塔，是明代以後常見的金剛寶座塔的先驅。自從高山活岳寺塔建成到玄類塔出現的一百五十年間，沒有任何其他磚塔存留到今天，更證明活岳寺塔是一次偉大的嘗試。而唐代在數量上眾多和類型上豐富的磚塔則說明造磚和用磚的技術在唐代是大大地發展了一步。
宗教建築方面一次特殊的活動是武則天奪得政權後、在洛陽驅役數萬人建造奇異的“明堂”“天堂”“天樞”等。這些建築物不是屬於佛教的，但是創造性地吸取了佛教藝術的手法，為這個特殊政權所要表現的宗教思想而服務的。“明堂”稱做“萬象神宮”，內有“辟雍之像”，建築物高到二九四尺，方三百足，一共三層。“下層法四時；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最上層法二十四氣，亦有團蓋。以木為瓦，央聳漆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在結構方面是很大膽的，當中用巨木，“上下通貢、柄、護、撐、棍，藉以為本”。“天堂”高五級，是比明堂更高的建築，內放“央父”大像（央父是用麻布拔泥胎上加漆，干了以後去掉泥胎成空心的器物的做法）。“天樞”是高百餘足的八角銅柱，逕大十二尺，下為鐵山，周七十足，立在端門外。
這些創造，雖然都是權特殊的，但顯然有它們的技術基礎和藝術上的良好條件的。佛教建造的有在龍門崖上鑿造的巨大石做，和窟外的奉先寺（寺的木構部分已不存，但這組巨像是唐代雕刻得以保存到今天的最可珍貴的實物之一）。
自七世紀末葉以後到八世紀中葉，建造寺院的風氣才大盛。原因是當時社會的需要。八世紀中葉侈奢無度的中央政權遇到藩鎮的叛變，長安被安祿山攻破，皇帝出走四川。唐中央政權從此盛權而哀，此後和地方長期戰爭，七八十年中，人民受盡內戰的災害搜刮之苦，超度苦難的思想普遍起來。在宮廷方面，軟弱的封建主，遇有變亂，也急求佛法保佑，建寺用費龐大，還拆了宮殿舊料來充數。宮廷特別縱容僧尼，京城內外良田多被僧寺佔有。在五台山造金閣寺，全用塗金的銅瓦，施工用料的程度也可見一斑。
到了九世紀初葉，皇帝迎佛骨到京師，在宮中留三日，送各寺院裡輪流供奉，王公士民敬禮佈施，達到舉國若狂的地步。宦官權臣和豪富施錢造寺院或佛殿、塔幢以求福的數目愈來愈多，為避重稅求寺院庇商的人民數目也愈來愈大。九世紀中葉宗教勢力和政權間的矛盾便造成會昌五年（公元八四五）的“滅法”。當時下詔毀掉官立佛寺四千六百餘區，私立寺院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財貨田產入官，取寺屋材修葺公廨，銅像鐘聲改鑄錢幣。這些事實說明人民的財富和心血，在封建社會的矛盾中，不是受到不合理的浪費，就是受到殘酷的破壞，卓越的藝術遺產得以保存到今天的真是不到萬一！
唐代有高度藝術的、崇峻而宏麗的宗教建築大組群的完整面貌，今天已無法從實物上見到。對於建築結構和裝飾的形象，我們只有在敦煌石窟寺壁上，許多以很寫實的殿宇樓閣為背景的佛教畫裡，可以得到較真實的印象。
敦煌著名的壁畫“五台山圖”中描繪了九十座寺院組群的位置，其中之一“大佛光之寺”，就是今天還存在五台山豆村鎮的大佛光寺。更可寶貴的事實是寺內大殿竟是倖存到今天的一座唐代原物。我們從這座在會昌滅法後又建造起來的實物上，可以具體地見到唐代建築藝術風格手法，和它們所曾到達的多方面的成就。這座建築遺產對於後代是有無法衡量的價值的。
總的說來，唐代在建築方面的成就，首先是城市作有計劃的佈局，規模宏大，不但如長安、洛陽城，並且普遍及於全國的州縣，是全世界歷史上所未有的。其次就是個別建築組群在造形上是以藝術形態來完成的整體；雄宏壯麗的形象與華美細緻的細節、雕塑、繪畫和自然環境都密切地有機地聯繫著。以世界各時代的建築藝術所到達的程度來衡量，這時期的國建築也到達了藝術上卓越的水平。
當然，無論是長安的宮廷建築物還是各處名山勝地的宗教建築物，還是一般城市中民用建築物，都是和唐初期全國生產力的提高，和以後商業經濟的繁榮，工藝技術的進步，西域文化的交流等等分不開的。但一個主要的方面還是當時宗教所促進的創造有全民性的意義。勞動人民投入自己的熱情、理想和希望，在他們所創造的宗教藝術上：無論是雕刻、佛像或花紋；作大幅壁畫。或裝飾彩畫；建造大寺，高塔或小完，或是代表超度人類過苦海的橋，當時人民都發揮了他們最傑出最蓬勃的創造力量。
中唐以後，中央政權和藩鎮爭奪的內戰使黃河流域遭受破壞，經濟中心轉移到江准流城。唐亡之後，統治中原的政權，在五十餘年中，前後更換了五次，稱做五代。其他藩鎮各自成立了獨立政權的稱做十回。中原經濟力衰弱，無法恢復。建築發展沒有可能。掌握政權者對於已破壞的長安完全放棄，修葺洛陽也缺乏力量。偶有興建，匠人只是遵隨唐木工規制，無所創造。山西平造鎮國寺大殿是五代木構建築的罕貴的孤例。五代建築在北方可說是唐的尾聲。
十國在南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個別政權不受戰爭拖累，又解除了對唐中央的負擔，數十年中，經濟得到新的發展而繁榮起來。建築在吳越和南唐，就由於地理環境和新的社會因素，發展了自己的新風格。如南京棲霞寺塔以八角形平面出現，在造形方面和在雕刻裝飾方面都有較唐朝更秀麗的新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後來北宋建築風格的失聲。
遼是中國東北邊境吸取並承繼了唐文化的契丹族的政權。在關外發展成熟，進佔關內河北和山西北部，所謂燕雲十六州，包括幽州（今天的北京）在內。遼是一個獨立的區城政權，不是一個朝代，在時間上大部雖和北宋同時，但在文化上是不折不扣的唐邊疆文化。在進關以前，替遼建設城市和建築寺廟的是唐代的漢族移民，和汾、並、幽、薊的熟練工匠。他們是以唐的規制手法為契丹族的特殊政權、宗教信件和生活習慣服務的：結果在實踐中創造了某一些屬於遼的特殊風格和傳統，後來這種風格又繼續影響關內在遼境以內的建築——北京天寧寺遼磚塔就是遼獨創作風的典型例子，而木構建築如著名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和應縣佛宮寺木塔卻帶著更多的唐風，而後者則是中國木造佛塔的最後一個實例。
基本上，唐、五代和遼的建築是同屬於一個風格的不同發展時期。關於這一階段的中國建築，更應該提到的是他對朝鮮、日本建築重大的影響。研究日本和朝鮮建築者不能不理解中國的隋唐建築，就如同研究歐洲建築者不能不理解古希臘和羅馬建築一樣。不但如此，這時期的中國建築也影響到越南、緬甸和新疆邊境。並且唐和薩珊波斯的文化交流，並不亞於和印度及錫蘭的。唐朝是中國建築最輝煌的一大階段。
第六階段——兩宋到金 元
這個大階段以五代末的北周以武力得到淮南江北的經濟力量，在汴梁的建設為序幕；北宋統一了南北是它的發展和全盛時期；南宋是北宋的成就脫離了原來政治經濟基礎，在江南的條件下的延續與轉變；金和元都是在外族統治下來的風格特點在北方和斬的社會習素相結合的產物。
宋代建築是在唐代已取得的輝煌成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宋代建築的特點與唐代的有著極大區別。要理解宋建築類型、手法風格和思想內容，我們必須理解宋代政治經濟情況以下幾個方面：
（一）趙匡胤沒有經過戰爭便取得了政權。五代末朝後周在廣梁因疏浚了運河和江淮通航所發展的工商業繼續發展；中原農業生產或得到恢復，或更為提高。居於水陸交通要道的汴梁人口密集，是當時的政治中心兼商業中心。趙靈（太宗）以佔領江准門戶的優越條件，進而征服了五代末期南方經濟繁榮的獨立小政權如南唐、吳越、後蜀，統一了中國，不但在經濟上得到生產力較高的南方的供應，在文化上也吸取了南方所發展的一切文學藝木的成就，內中也包括建築上的成就。
（二）因內部矛盾，宋代軍權集中於皇帝一人手中。無所事事，成為龐大消費階層的軍隊全力防內，對外卻軟弱無能，在北方以屈辱性的條約和遼媾和，在西方則屢次受西夏侵擾。統治者抱有苟安思想，只顧眼前享樂生活。建沒的規模，建築物的性質、氣魄，和唐代開國時期和晚唐信奉宗教的熱烈情況都不相同。
（三）建立了龐大的官僚機構，這個巨大的寄生階層，和大小地主商賈血肉相連，官僚們利用統治地位從事商業活動。在封建社會中滋長的“資本主義成分”的力量引起社會深刻的變化。全國中小消費階層的擴大促進了這時期手工業生產的特殊繁榮。國內出現了手工藝市鎮和較大的商業中心城市（特別突出的如京都汴梁、成都、興元（漢中）和杭州等）。城市中某些為工商業服務的新建築類型，如密集的市樓、邸店、廊屋等的產生，都是這時期城市生活的要求所促成的。又因商業流動人口的需要，取消了都城“夜禁”的限制，在東京出現了夜市和各種公共娛樂場所，如看戲的瓦子和豪華的酒樓，以後很普遍。
（四）手工業的發展進入工場的組織形式，內部很細的分工使產品的質量和工藝美術水平普遍地提高。末代瓷器、織錦、印刷、制紙等工業都超過了過去時代的水平。這一切細緻精巧的傾向也影響了當時的建築材料和細緻加工的風格。
宋建築的整體及格，初期的河北正定龍興寺大閣殘部所表現，仍保持魁偉的唐風。但作為首都和文化中心的汴梁是介於南北兩種不同建築風格之間，很快地同時受到五代南方的秀麗和唐代北方壯碩風格的影響，或多或少地已是南北作風的結合。山西太原晉伺聖母廟一組是這一作風的範例，雖然在地理上與汴梁有相當的距離。注重重樓飛閣較繁複的塑型，受到宮中不甚寬敞地址的限制，平面組合開始錯落多變化；宮廷中藏書的秘閣就是這種創造性的新型樓閣。它的結構是由南方吳越來的傑出的木工喻皓所設計，更說明了它成就的來源。
公元一○○○年（其宗）以後，宮廷不斷建築侈麗的道觀樓閣，最著名的如玉清昭應宮，蘇州人丁謂領導工役，夜以繼日施工了七年建成。每日用工多到三四萬人，所用材料是從全國彙集而來的名產。瓦用綠色琉璃；彩畫用精製顏料繪成織錦圖案，加金色裝飾。這個建築構圖是按畫家劉文通所作畫稿佈置的。其中的七賢閣的設計也是在高台上更加“飛閣”，被當時認為全國最壯觀的建築物。
汴梁宮廷建築的華麗傾向和因宮中代代興建，缺乏建築地址，平面佈置上不得不用更緊湊的四合圍攏方式或兩旁用側翼的樓和主樓相聯，或前後以杖廊相聯的格式。這些顯然普遍地影響了宋一代權貴私人第宅和富豪商賈城市中建築的風格。
原來是商業城市改建為首都的汴梁，其規模和先有計劃的“皇王之邑”的長安相去甚遠，宮前既無宏大行政衙署區域，也無民坊門禁制度。除官城外，前部中軸大路兩旁，和橫穿京城的汴河兩岸，以及宮旁橫街上，多半是商業性質建築所組成的。人口密集之後，土地使用率加大，更促進了多層市樓的發展。因此豪華的店屋酒樓也常以重樓飛閣的姿態出現；例如《東京夢華錄》中所描寫的“三樓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閣欄檻，明暗相通”的酒店礬樓就最為典型。發展到了北宋末趙佶（微宗）一代，連年奢侈營建，不但汴梁宮苑寺觀“殿閣臨水，雲屋連接”、層樓的組群占重要位置，它們還發展到全國繁華之地，有好風景的區域。
雖然實物都不存在，今天我們還能從許多極寫實的宋畫中見到它們大略的風格形象。它們主要特徵是歇山頂也可以用在向前向後的部分，上面屋脊可以十字相交，原來屋頂側面的山花現在也可以向前，因此樓閣嶙嶒，在形象上豐富了許多。宋畫中最重要的如黃鶴樓圖、滕王閣圖及清明上河圖等等，都是研究宋建築的珍貴材料。日本鐮倉時代的建築受到我們這一時期建築很大的影響，而他們實物保存得很好，也是極好的參考材料。
總之，在城市經濟繁榮的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有高度實用價值，形象優美，立面有多樣變化組合的樓閣是末代在中國建築發展中一個重大貢獻。
其次如建築進一步分工，充分利用各種手工業生產的成就（用）到建築上，如磚石建築上用標準化琉璃瓦和面磚，並用了陶瓷業模制壓花技術的成就，到今天我們還可以從開封琉璃鐵塔這樣難得的實物上見到。木構建築上出現了木雕裝飾方面的雕作和鏇作。
彩畫方面採用了紡織的成就，用華麗的綾錦紋圖案。因為這紙業的發展，門窗上可大量糊紙，出現了可以開關的球文格子門和窗等等。這些細緻的改進不但改變了當時建築面貌，且對於後代建築有普遍影響。
因為宋代曾採用匠人木經編成中國唯一的一本建築術書《營造法式》，紀錄了各種建築構件相互間關係及比例，以及斗栱砍削加工做法和彩畫的一般則例，對後代宮匠在技術上和藝本上有一定的影響。
南宋退到江南，建都臨安（杭州），把統治階級的生活習慣、思想意識，都帶到新的土壤上培植起來，建築風格也不在例外。但是在嚴重地受著侵略威脅的局面下和萎縮的經濟基礎上，南宋的宮廷建築的內容性質改變了，全國性規模的建築更不可能了。南京重修的城市寺觀起初仍極為奢華，結構逐漸纖弱造作，手法也改變了。這時期的重要貢獻是建築和自然山水花木相結合的庭園建築在藝術上的成就。宮廷在臨安造園的風氣影響到蘇州和太湖區的私家花園，一直延續到後代明、清的名園。
金的統治階級是文化落後於漢族的女真族。金的建設意識上反映著摹仿北宋制度的企圖。從事創造的是漢族人民，在工藝技術上是依據他們自己的傳統的。而當時北方一部分卻是遼區域作風占重要位置。因此宋遼混合摻雜的手法的發展是它的特點之一。
有一些金代建築實物在結構比例上完全和遼一致，常常使鑒別者誤為遼的建築。另有一些又較近宋代形制，如正定龍興寺的摩尼殿和五台山佛光寺的文殊殿，一向都被認為是宋的遺物。第三種則是以不成熟的手法，有時形式地摹仿北宋頹廢的繁瑣的形象，有時又作很大膽的新組合，前者如大同善化寺三聖殿，後者知正定廣慧寺華塔，都是很突出的。像華塔那樣的形式，可以說是一種緊湊的群塔，是一種富於想像力的創造。
金人改建了遼的南京（今天北京城西南廣安門內外一帶），擴大了城址，稱做中都。這次的興建是金海陵王特命工匠監官摹仿北宋首都汴梁而佈置的。因此中都吸取了宋的城市宮城格局的一切成就，保存了北宋官前廣場部署的優良傳統。
中都宮前的御河石橋，兩側的千步廊也就是元大都的藍本。明清兩代繼續沿用這種佈局；今天北京的天安門前和午門、端門前壯麗的廣場，就是由這個傳統發展而來的。
元代的蒙古遊牧民族，用極強悍的騎兵，侵入鄰近的國家，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建立了橫跨歐亞兩洲歷史上空前龐大的帝國。
在元代統治中國的九十多年中，蒙古族採用了殘酷的武力鎮壓手段，破壞著中國原來的農業基礎，在殘酷的民族鬥爭中，全國的經濟空前地衰落了；因此元代一般的地方建築也是空前地粗糙簡陋的。這時期統治階級的建築是劫擄各先進民族的工匠建造的，因此有一些部分帶有其他民族的風格，大體是繼承了金和南宋後期細緻纖麗的風格。
元代的京城大都（現北京）是蒙古族摧毀了金的中都之後創建的。這座在寬闊的平原上新創的城市，在平面上表現著整齊的幾何圖形觀念；城的平面接近正方形，以高大的鼓樓安置在全城的幾何中點上。皇官的位置是在城內南面的今軸線上。這是參照周禮“面朝背市，左祖右社”的思想，綜合金代中都所沿襲的宋汁京的規劃，依照當時蒙古族的需要而創建的。這種以高大的鼓樓作全城中心的方式，現在在北方的一些中小城市中仍可以看到他的影響。
元大都的宮殿建築是以榮華精緻的中國木構式樣為主。一般宮殿建築組群的主殿是採用工字形平面，前殿是集會和行政的殿堂，用廊連接的後部就是寢殿。殿內的佈置，是用貴重的毛皮或絲織品作壁幛，完全掩蔽了內部的牆壁和木構。這種的佈置與漢族宮廷內分作前朝和後宮的方式不同，內部的處理仍舊保留著遊牧民族氈帳生活的習慣。
元代宮殿的木構建築方面進一步發展了琉璃，從宋代的褐、綠兩種色彩發展成黃、綠、藍、青、白各色，普遍地應用到宮殿和離官上，更豐富了屋頂的色彩。
元代上都（內蒙古多倫附近）主要宮殿的遺址是磚石結構的建築，這可能是西方工匠建造的。此外像大都宮中的“畏吾兒殿”應是維吾爾族為式樣，還有相當多的“益頂殿”和“棕毛殿”，也都是元以前小國傳統所沒有的其他民族風格。
元代的統治階級以吐番（西藏）的喇嘛教作為國教，吐番的建築和藝術在元代流傳到華北一帶，出現了很多西藏風格的喇嘛塔。矗立在北京的妙應寺白塔就是這時期最宏偉的遺物。從著名的居庸關過街塔殘存的基座上和古雕刻紋樣手法上也可以看到當時西藏藝術風格盛行的情況。
都城以外的建築仍是漢族工匠建造的，繼續保持著傳統的中國風格。其中一種類型可能是地方的統治階層興建的，比較細緻精巧，但帶有顯著的公式化傾向，工料也比較整齊；典型的代表例如正定的關帝廟，定興的慈雲閣。另一種是施工非常粗糙，木料貧乏到用天然的彎曲原木作主要的構架，其中的結構是煞費苦心拼湊成的。
現在的這類建築大多是當地人民信仰的褐廟或地方性的公共建築。例如河北正定的陽和樓，曲陽北嶽廟的德寧殿，安平的聖姑廟或山西趙城的廣勝寺。這後一種在困難的物質條件限制下表現了比較多的設計意匠：它們正是這段艱苦的時期甲人民生話的反映，鮮明地刻畫出元代一般建築藝術衰落的情況。
第七階段——明·清兩朝和舊中國時期
在這五百八十餘年中，中國歷史亡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一）在漢族農民起義，摧毀並驅逐了蒙古族統治階級以後，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恢復了漢族的統治，恢復了久經破壞的經濟。但自朱棣以後，宦官掌握朝政二百餘年，統治階級昏庸腐朽達到權點。
（二）滿族興起，入關滅明，統治中國二百六十餘年；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合而為一。
（三）西方新興的資本主義的商人和傳教士，由十六世紀末開始來到中國，逐步導致十九世紀中的鴉片戰爭和中國的半殖民地化。
（四）人民革命經過一百零九年的英勇鬥爭，推翻了滿清皇朝，驅逐了帝國主義侵略者，肅清了封建統治階級，建立了人民民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朱元璋以農民出身，看到異族壓迫下農村破產的情形，親身參加了民族解放戰爭，知道農業生產是恢復經濟、鞏固政權的基本所在，所以建立了均田、農貸等制度，解放了異族壓迫，恢復了封建的生產關係，使經濟很快恢復。在建國之初，他已佔有江淮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國庫充實起來，使他得以建設他的首都南京，作為鞏固政權的工具之一。
明朝建立以後不久，官式建築很快就在佈局、結構和造形上出現了與前一階段區別顯著的轉變。在一切建置中都表現了民族復興和封建帝國中央集權的強烈力量。首都南京的營建，征發全國工匠二十餘萬人，其中許多是從蒙古半奴隸式的羈束下解放出來的北方世代的匠戶。除了建造宮殿衙署之外，他特別強調恢復漢族文化和中國傳統的禮儀：例如天子郊祭的壇廟和身後的陵寢，都以雄偉的氣魄和莊嚴的姿態建置起來。
朱棣（成祖）遷都北京，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重新建設宮殿、壇廟，都遵南京制度，而規模比南京更大。今天北京的故宮大體就是明初的建置。雖然大部分殿堂已是清代重建的，明朝原物還保存若幹完整的組群和個別的主要殿宇。
社稷壇（今中山公園）、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和天壇，都是明代首創的宏麗的大組群；其中尤其是天壇在規模、氣魄、總體佈置和藝術造型上更是卓越的傑作。雖然祈年殿在光緒十五年曾被落雷焚燬，次年又照原樣重修；皇穹宇一組則是明代最精美的原物，並且是明手法的典型。昌平縣天壽山麓的長陵（朱棣墓），以廟宇的組群同陵墓本身的地面建築物結合，再在陵前佈置長達八公里的行道，這一切又與天壽山的自然環境結合為一整體。氣魄之大，意匠之高，全國其他建築組群很少能和他相比的。
明初兩京的兩次大建設將南北的高手匠工作了兩次大規模調配，使南方北方建築和工藝的特長都得以發揮出來，匯合為一，創造出明代的特殊風格。西南的巨大楠木，大量在北京使用。這樣的建築所反映的正是民族復興的統一封建大帝國的雄偉氣概。
自從朱棣把宦官干涉朝政的惡劣傳統培植起來以後，宦官成了明朝二百餘年統治權的掌握者。在建築方面，這事實反映在一切皇家的營建方面。每一座明朝“改建”的廟宇，都有監修或重修的太監的碑誌，不然就在梁下、匾上留名。
至於明代宮中八次大火災（小火災不計），史家認為是宦官故意放火，以便重建時貪污中飽的。更不用說，宦官為了迴避宦官禁置私產的法律規定，多借建廟的名義，修建寺院，附置庭園、“僧合”，作為自己休養享樂之用。如北京的智化寺（王振建）、碧雲寺廟（魏忠賢建），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明末魏忠賢的生祠在全國竟達五六百所，更是宦官政治的具體的物質表觀。
明代官匠制度增加了熟練技術工人，大大地促進手工藝技術的水平。明代建築使用大量楠木和質地優良的磚，工精料美，絲毫不苟。在建築工程方面，榫卯準確，基礎堅實，彩畫精美，也是它的特色。琉璃瓦和琉璃面磚到了明朝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太廟內牆前的琉璃花門上細部如陶制彩畫額枋就精美無比。除北京許多琉璃牌坊和琉璃花門外，許多地方還出現了琉璃寶塔，其中如南京的報國寺七寶琉璃塔（太平天國戰爭中毀）和山西趙城廣勝寺飛虹塔，都說明了在這方面當時普遍的成就。
在明中葉的初期，由印度傳入“金剛寶座式”塔，在一個大塔座上建造五座乃至七座的群塔。北京真覺寺（五塔寺）塔是這類型的最卓越的典型。這個塔型之傳入使中國建築的類型更豐富起來。在清代，這類型又得到一定的發展。
在“黨禍”的鬥爭中退隱的地主官僚和行商致富的大賈，則多在家鄉營造家祠或私園以逃避現實世界。明末私家園林得到極大發展，今天江南許多精緻幽靜的私園，如蘇州的拙政園，就是當時林園的卓越一例，也是當時社會情況下的產物。最近在安徽歙縣發現許多私家的第宅，廳堂用巨大楠木柱，規模宏大。可見當時商業發展，民間的財富可觀。
明中葉以後，一方面由於工藝發展，磚陶窯業取得了極大的進步，—方面由於國內農民起義和東北新興的滿洲族的軍事威脅，許多府縣都大量用磚瓷砌城堡。這方面最傑出的實例就是北京城和萬里長城。這兩個城雖然各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形上建造起來，但都以它們雄健簡樸的龐大軀體各自表現了卓越的藝術效果。
明代磚陶業之造步所產生的另一類型就是磚造發券的殿堂，如各地的“無梁殿”，乃至北京的大明門（今中華門）一類的磚券建築就是其中的實例。這些建築一般都用磚石琉璃做出木結構的樣式。
明朝末年，隨同歐洲資本家之尋找東方市場，西洋傳教士到了中國，帶來了西洋的自然科學、各種藝術和建築，這對於後來的中國建築也有一定的影響。
滿清以一個文化比較落後的民族入主中國。由於他們入關以前已有相當長的期間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入關時又大量利用漢奸，戰爭不太猛烈，許多城市和建築沒有受到過甚的破壞；例如北京這樣輝煌的首都和宮殿花園，就是相當完整地被滿洲統治者承繼了的。故宮之中，主要建築僅太和殿和武英殿一組受到破壞。清朝初期尚未完全征服全中國，所以像康熙年間重建太和殿，就放棄了官式用料的慣例，不用楠木而改用東北松木建造，在材料的使用上，反映了當時的軍事政治局勢，南方產木區還在不斷反抗。
滿清統治者承繼了明朝統治者的全部財產，包括統治和壓迫人民的整套“文物制度”。為了適應當時情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進行了各種制度和法律之制訂。在這些制度之中也包括了《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七十二卷。這雖是一部約束性的書，將清代的官造建築在制度和樣式上固定下來，但是它對於今天清代建築的研究卻是一部可貴的技術書。這書對於當時的匠師雖然有極大的約束性，但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的建築技術和藝術的創造性是封建制度所約束不住的。在“工程做法”的限制下，勞動人民仍然取得無窮輝煌的變化。
史家認為滿清皇朝閉關自守是封建經濟停滯時代，一般地說，這也在建築上反映出來。但在這整個停滯的時代裡，它仍有它一定限度內經濟比較發展的高峰和低潮。清朝建築的高峰和一定的創造性主要表現在乾隆時代，那是滿清二百六十餘年間的“太平盛世”。弘歷幾度南巡，帶來江南風格；大舉營建圓明園，熱河行官，修清漪園（頤和園），在故宮內增建寧壽宮（乾隆花園），給許多藝匠名師以創造的機會。各園都有工藝精絕的建築細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時代的宮廷大量吸收了江南的民間建築風格來建造園苑。乾隆以後，清代的建築就比較消沉下來。即使如清末重修頤和園，也只是高潮以後一個波浪而已。
鴉片戰爭開始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時代，賡續了一百零九年。在這一個世紀中，中國的經濟完會依附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中國社會中產生了官僚資本家和買辦階級。帝國主義的外國資本家把歐洲資本主義城市的階級對立和自由主義的混亂狀態移植到中國城市中來；中國的官保買辦則大蓋“洋房”，以表達他們的崇洋思想，更助長了這混亂狀態。
侵略者是無視被侵略者的民族和文化的，中國建築和他的傳統受到了鄙視和摧殘。中國知識分子建築師之出現，在初期更助長了這趨勢。“五四”以後很短的一個時期曾作過恢復中國傳統和新的工程技術相結合的嘗試，但在殖民地性質的反動政府的破碎支離的統治下和經濟基礎上沒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發展；反倒是宣傳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的各種建築理論和流派逐漸盛行起來。
以“革命”姿態出現於歐洲的這個反動的藝術理論猖狂地攻擊歐洲古典建築傳統，在美國繁殖起來，迷惑了許許多多歐美建築師，以“符合現代要求”為名，到處建造光禿禿的玻璃方盒子式建築。中國的建築界也曾墮入這個淤渦中。
中國歷史中這一個波動劇烈的世紀，也反映在我們的建築上。總的說來，這個時期的洋房、玻璃方盒子似乎給我們帶來新的工程技術，有許多房子是可以滿足一定的物質需要的。但是，建築是一個社會生活中最高度綜合性的藝術。作為能滿足物質和精神雙重要求的建築物來衡量這些洋式和半洋式建築，它們是沒有藝術上價值的，而且應受到批判。無可廢言的，這一百年中蔑視祖國傳統，割斷歷史，硬搬進來的西洋各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建築形式對於祖國建築是摧殘而不是發展。
歷史上封建的建築物雖已不能適應我們今天生活的新要求，但它們的優良傳統，藝術造形上的成就卻仍是我們新創造的最可寶貴的源泉。而殖民地建築在精神上則起過摧毀民族自信心的作用，阻礙了我們自己建築的發展；在物質上曾是破壞摧毀我們可珍貴的建築遺產的兇猛勢力。它們僅有的一點實用性，在今天面向社會主義生活的面前，也已經很不夠了。
結 論
回顧我們幾千年來建築的發展，我們看見了每一個大階段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在新的技術、材料的進步和度明的條件下，歷代的匠師都不斷地有所發明，有所創造。
肯定的是：各代的匠師都能運用自己的傳統，加以革新，創造新的類型，來解決生活和思想意識中所提出的不相同的新問題。由於這種新的創造，每代都推動看中國的建築不斷地向前發展，取得光輝的成就。
每當斬的技術、斬的材料出現時，古代匠師們也都能靈活自如地掌握這些新的技術和材料，使它們服從於藝術造型的要求，創造出革新的而又是從傳統上發展出來的手法和風格。在這一點上，建築歷史上卓越的實例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中國建築的新階段已經開始了。新的社會給新中國的建築師提出了嶄新的任務。我們新中國的建築是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建築必須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勞動人民得到了適用，愉快而合乎衛生的工作和居住，游息的環境，就可提高生產的量和質，就可幫助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還要求新中國的建築，作為一種藝術，必須發揮鼓舞人民前造的作用。建築已成為全民的任務，成為國家總路線的執行中的必要工具了。
過去的匠師在當時的社會、材料、技術的局限性下尚且能為自己時代社會的需要，靈活地運用遺產，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今天的中國所給予建築師的條件是遠遠超過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我們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正確的領導，有全國人民的支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武器，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造範本，有最現代化的技術科學和材料，有無比豐富的遺產和傳統。在這樣優越的條件下，我們有信心創造出超越過去任何時代的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