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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成為自己不喜歡的樣子

有用還要夠帥

小時候,我家住在一個鎮的中學裡,離鎮上還有幾里地,是被村莊包圍的一塊地方。那是一個什麼都貧乏的地方和年月,就是在那兒,好幾樣最初的職業夢想萌生了:賣冰棍、放電影、照相師、當兵……

第一個想法就是賣冰棍。賣冰棍的大哥實在太酷了!他們一般騎著自行車來,後座上馱著個木箱,箱中的小棉被內便是碼放整齊的夏季裡最晶瑩剔透的寶貝。後來想想,那些其實是硬邦邦的老冰棍,奶油冰激凌之類高檔貨是後來才有的。有時冰棍還分顏色,有黃色和水紅,有點水果的味,更加誘人,後來才知道裡面無非是一些色素和香精吧。這些全不要緊,要緊的是他們的到來。冰棍哥哥穿著背心、戴著草帽、脖上搭條毛巾、騎著自行車飛馳而來的身影實在太帥。他們手中還有一個能發出聲響的「寶物」:鋸開竹筒,只留下竹節的圓片部分,在邊上鑽個孔,拴根小繩,繩尾系一粒小圓珠子。這個寶物持在手中,像扇扇子一樣搖動,珠子打在竹節兩面,便會發出連續而清脆的噠噠噠噠聲響,我們都叫它「冰棍搖子」。小販搖著它可急可緩,免去了吆喝的勞累。那個聲響,與冰棍哥的帥氣、水果冰棍的清涼甜美是渾然一體的。曾經,我很認真地問過爸爸:我長大可以賣冰棍麼?

每年,當聽到賣冰棍的搖響第一串噠噠聲,我和妹妹一定驚喜地對望:啊,夏天來了,賣冰棍的來了。然後會去找爸爸商量,我們是不是可以買?買,是艱難的,天天吃冰棍,實在是太奢靡的消費。好,就算不買,我在家中也可以聽著那些勾魂攝魄的噠噠聲響,判斷出它們的方位、遠近,以及小販的數量。只有在極熱的夏天,我們小孩子需要老老實實午睡,醒來後,便可以從大人那兒領到一角錢去買上兩隻冰棍吃。吃的時候是不能胡亂跑動的,因為有時冰棍保存得不夠好,有要融化的傾向,我與妹妹需在地上擺一個臉盆,然後圍在那兒蹲著吃。爸爸還會在邊上看著,不時指點我們應該怎樣吃才不至於浪費:化了的冰水不要流到手上,吃到尾聲時冰棍快散架了要用手在底下護住,最好及早吃到嘴裡落肚為安……

後來,爸爸還曾給我做了一個「冰棍搖子」。做好之後我就喜不自勝地搖著它在校園裡飛奔,引得別人狂笑:你光搖,你的冰棍箱呢?搞得我又很羞愧地回到家中。

我家所住的中學裡,有位老師的哥哥是照相師傅,姓曹,一隻眼睛是瞎的。小時候剛見到他時,覺得他那只塌陷的眼眶很可怕,後來慢慢發現,他是極有本事的,人也特別和藹。每到畢業季,他便來學校內住上幾天,做做給師生們拍畢業照的生意。那些天,是我和小夥伴們非常歡樂的日子。下午的操場上,圍觀他擺弄那些照相設備、組織學生老師們站隊。就見他在三腳架上擺弄一番後,頭鑽進一塊大的黑布裡,黑布一直在動,不知道他在黑布裡面做什麼,我們只能等待。終於,頭從大黑布裡伸出來,看得多了之後,我們都知道關鍵時刻到了,也跟著屏息凝神。曹師傅手捏著一個橢圓的「皮球」,另一隻手在大相機的旁邊優雅地舉起食指,「好,看我這裡,不要眨眼睛……」噗嗤一聲,曹師傅捏下了皮球並彈射般地鬆開。我揪著的心也鬆開了,知道結束了,他搞定了。

照相真是有一種果斷的帥。

中途曹師傅回去換膠卷,我們也會跟去倚在門邊看,見他坐在床邊兩手插在被窩裡擺弄,只見被子在動,怎麼也不明白那是在裡面做什麼。覺得他就像一個魔術師,能操作一種神奇,能將人的像弄到紙上去。

在幾天的工作快結束的時候,他偶爾會給鄰里的教師子女拍幾張照片,不要錢的。有一次得知要給我和妹妹照相,媽媽還慌忙讓我和妹妹回家換上整潔點的衣服,紐扣全扣齊了去照。似乎是幾天來的辛苦陪同有了回報,那麼神奇的人,竟然還可以這麼好。太想當曹師傅那樣的人了,只是覺得他的那套家當太高級了,需要全部買來才可以當吧。這個念頭在一個少年心裡滋生著,像是遇到了一座大山,自己是根本沒法逾越的。只能想想作罷,那實在不像做個「冰棍搖子」那麼簡單了。

總結那些兒時的職業夢想,它們隱約是這樣的:有用是必須的,還要夠帥。像曹師傅和冰棍哥那樣,在被需要時會如約而至、風馳電掣而來。

不扮演才不痛苦

上初中時一度喜歡武術,其實就是被電影《少林寺》鬧的,買了好多《武林》雜誌看。看了李小龍的故事,又想練截拳道。記得一次,父親一聲不吭在院子裡的樹上吊起了一個沙袋,我問他:「弄這是做什麼?」他說:「給你練嘛。」

喜歡過的事不少,回想起來,父親還都是支持的。高中時,父親曾許諾:「等你考上大學了,給你買一雙拳擊手套和一個相機。」父親以前教過體育,特別喜歡拳擊,一直到現在還每週末看電視上的《武林風》節目。至於為什麼想給我買相機,我一直也不太清楚原因,大概這些都是他心目中想玩又沒有玩過的好東西吧。

在我要去上大學前,父親去百貨大樓花了八十多塊錢給我買了一把廣東產的紅棉牌吉他,應該是看我當時對音樂太癡迷了吧。在他的極力主張下,我和妹妹讀的都是師範院校,在我們即將邁出家門的時候,他憑自己的經驗替我們選擇了一種旱澇保收的「穩妥」。

可惜我實在不是個受得住「穩妥」的人。離家轉眼二十多年了,我竟然還是一個看上去毫無定性的人。畢業後分配在外地的中學教書,沒兩年就辭職跑掉,讓父母揪心了好些年。後來搞音樂,顛沛流離十年,他們也是極為牽掛。直到後來做記者,經常給他們寄些報紙,感覺他們才安下心來。又十年之後,我又跟爸媽說,我又想辭職了,去搞攝影,他們再次陷入了無邊的擔憂。

我這代人,跟上輩人的交流著實很少,或者基本不交流,更多的情感都悶在心裡。國人的情感,太內斂也太壓制並且好拖延。現在每天我的兒子臨睡前一定認真地跟我說「爸爸晚安」,我都很慎重地也跟他說晚安。我常想,我都從來沒有跟我的父親說過一聲「晚安」,更不要說「我愛你」了。父母與子女間只有些最基本的關心,我也只在一些生活變動的節點上知會他們,這個節點又新成為他們擔憂的起點。

往哪裡去,已經根本不重要, 我只想用剩下的時間找我的從前。——《我的父親與我的兒子》,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