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爺爺王亞南，字漁村，筆名王真，歿於1969年11月13日。
我沒跟爺爺一道長大，他的去世，並未讓我多傷心。但是我清晰記得，送爺爺到火車站時人山人海，似乎有人幫助，將擔架上的爺爺從窗口塞進水洩不通的車廂。我們一大家人，扛著病重的爺爺，去上海尋醫治病。兩個月後，卻抱著他的骨灰盒回到北京。爺爺在我生日後的一天去世，那年我剛滿7歲。那個年代，中國的列車車廂大多漆成綠色。
據說爺爺一度從軍，曾是北伐軍裡的政治教官，不過為時甚短。1927年蔣總司令清黨，爺爺便卸了軍職。之後輾轉流連，窮到極時，住在杭州一個廟裡，卻在那兒結識一位新朋友。兩人長談數日，興趣投合，乃相約分頭協作，奉獻數年，一道翻譯了德國人卡爾·馬克思的三卷經典《資本論》。
出於複雜的心理糾結，我不愛探究爺爺的生平著述。自小如此，成年之後，乾脆漠視以至於忘卻。我印象中，他是個戴深度眼鏡的老頭子，從黑色鏡框裡，凝視著一排覆蓋塵埃的老書架。從小學到初中，我屢遭欺凌乃至於毆打，同學稱我為傻瓜、呆子。究竟為何，至今沒太搞懂，並無證據可以確認此事與「文革」有關。無論如何，那段童年的不愉快，更讓我從情感上遠離了爺爺和他的書架，尤其是那張嚴肅的黑框照片。
多年以後，我自學俄語。可惜斷斷續續，磕磕巴巴，終未學成。但有一個短句，格外生動，我非常喜歡。它的古怪押韻，伴隨其他幾個語種的感歎詞或口頭語，一道潛入我的下意識：- （Chtotanyetak）。怎麼翻譯呢？或許可以理解為一瞬間的不祥之感。情人私語、長官約見或獨自出行，都可能在某一時刻忽然一陣冰冷，感覺前景不妙……就那麼一種動物性直覺。我從小學到中學的驚恐生涯裡，類似的預感連續不斷。每次重新分班，被老師摟著肩膀，面對一屋子男孩女孩：這位是新來的王——同學！大家互相幫助、互相愛護！幾十雙眼睛望著我，不知誰低聲嘰咕了一句什麼，孩子們哄堂大笑。我漲紅了臉，慢慢走到自己的新座位。
升高中以後，我基本上不再挨打。中國恢復了高考，在我生命前景的地平線上，出現新的曙光。35年前，感覺像是昨天，我亦這麼走完了大半人生。我沒有更早地關注爺爺，他的經歷、勞作，他眺望過的海岸、天空。這件事，讓我比較傷感。之後，我先去了美國，後來走遍歐亞大陸。終有一天我發現，不少我去過的地方爺爺也去過。我好想問他：80年前，那兒的人是什麼表情，和現在是否有很大不同。爺爺一生筆耕，是為了向中國人介紹一種新的學說。按照我的粗淺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注的核心，是社會制度之形成和變遷。在幾十年的遊歷之後，我想對他說：我也仍然關心社會制度，因為這話題有趣，而且決定許多人的命運。
可是在我看來，制度首先是一種無言、共享的精神能量。比如我的小學課堂，孩子們出自默契，不約而同地立刻曉得要追捧誰、排斥誰、打擊誰，靠的完全是集體無意識和近乎動物性的群體本能。又比如我到美國之後，遇到過一位12歲的華裔女孩，她對我說：以後絕不嫁給黃皮膚中國男人，一定嫁白種人。她眨巴著兩隻大眼睛，那麼看著我，沒有一絲一毫的矯飾、偽裝或者敵意。這才是社會制度，或者說，這才是所謂制度的真實本源。然後才有政治經濟學、量化分析、民主或共產主義。
1927年秋天，爺爺坐船，順長江東下，花幾天時間，從武漢慢慢漂到南京、上海。我無法想像，85年前的長江水，它靜靜的波紋，在清晨或者黃昏的天空下，會是一種什麼顏色。或許淡漠、灰暗，可是沒丟掉千百年來不變的清澈。泥土、水和天的顏色，滲透於各種社會制度的內核；它藏在女人或孩子的眼神裡，在一切人們不經意的細節和背景後面。
我不以為多數人能夠意識到如空氣般籠罩著樓房和街道的隱形社會制度，如同面對心有所屬的女人，即便擁有豐富的經驗或超凡的洞察力，未必就能聽懂在她漫不經心的低語背後，毫無跡象地掩飾了什麼、省略了什麼，又恐懼著什麼。
爺爺順江東下之時，中國政局混亂，而爺爺貧困潦倒、生計無著。照今日說法，他是一位政治立場曖昧的年輕退伍軍人，而且來自農村，囊中羞澀。那時爺爺26歲，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因此無須省略，亦無所謂恐懼。他要翻譯的書，是一種新哲學的全版《聖經》。
我高中還未畢業，便考上當時的北京外國語學院。1978年時的中國大學，正是一大群一大群的藍衣人、軍衣人，布袋褲、黑棉鞋。雖說是本科生，歲數都比我大許多，見到黨團要員，都一應似笑非笑，做出竭誠恭順的樣子。我那時的公眾形象，相比小學時代，大約稍有改善。但我確實再度感悟到了「制度」之強悍，以及類似於「- 」的不祥預感。後來我去美國，便慢慢忘卻那些人的原本模樣、真實模樣。
1994年10月，我第一次去俄羅斯，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郊外陳舊破敗的火車站外，又見到一長串熟悉的綠皮火車，靜臥在荒蕪清澈的天空下。不知為何，我眼裡一片迷濛，兩行清淚，潸然流下。去美國10年，第一次呼吸到沁透魂魄的鬆弛與自由。無法理解亦無法說明，為什麼是俄羅斯而不是美國，讓我如此感動。難以言表的粗蠻、空曠、陰森森的暗影，夾雜著隨處可見的蕭索與破敗。還有寧靜、壯闊、率真、緩緩流淌的大河，岸上的白樺樹，綠皮的列車。那是一片天地所獨有的莫名元素，一種新的內心土壤，獨立於帝國興衰、政治起伏。不能確知，我倒霉的童年、爺爺的影子、20年代的長江水，和70年後涅瓦河上的天空之間，是否有神秘連接，光亮或黑暗的平行交替。然而從那個秋天開始，我和美國的內心緣分，慢慢拖向一個百無聊賴的末尾。那年我32歲，重新領悟到社會制度的本意，自由或不自由的真實區別。
埋葬一段初戀，想必相當痛苦。而拋棄青年時代的信念錯覺，恐怕要辛苦百倍。我小學時代受過歧視，之後輾轉搬遷，總算遇到心花怒放的一片獨特天地，無須再證明什麼、「融入」什麼，哪怕是美國華裔女孩眼裡的「成功與自由」。為了維持得來不易的如歸之感，肯定掩蓋許多、忽略許多，至少對自己。何況俄羅斯擁有那樣一段曾經不堪並且繼續不堪的歷史。因之我想詢問爺爺：在30年代，他亦去了英國、德國、日本，有沒有恍然大悟原先的某個錯覺？或者模糊意識到，一方水土、一塊天地，千百年澆灌出來的內心土壤和民族本色，本就千古不變？他以為亟須改變的中華民國制度，是否包括金灰色的麥地、亙古流淌的長江、老邁民族心魂裡的乾裂泥土、惰散天性？
出於正常原因，爺爺的同代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北大校友張國燾，也曾把北方俄羅斯視為精神故鄉。他三次前往朝拜，兼聆聽指示。爺爺的老長官蔣總司令，亦於1923年前往考察軍事和政工制度。他倆一先一後，循著不同軌跡，都慢慢看出有什麼地方不對頭。正是所謂「- 」。
如此的眼光和預感，只能依靠本能或嗅覺。正如轉往新校的孩子，不需任何理由，也能覺察到。
爺爺歿於上海，比他的同鄉林彪早走兩年。有歷史文本為證，他二人早沒看清或不肯看清的簡單事實，亦正是林彪的幾位年輕追隨者在1970年已經意識到的。從1930年到1970年，中國的歷史，千千萬萬人生離死別，大起大落，如此這般涉過40年的風風雨雨。由此我應當相信，歷史決定於制度，或是某一群人，在生命某一階段的致命錯覺？
1927年的爺爺，拮据困苦，然而心裡充滿自尊，為此我敬重他。自小學以後，直到走遍半個地球，我也始終在找尋一份同樣簡單的為人自尊。對於血脈、泥土和種族，我想不清，從何時開始、以何種方式，它被摔碎、踏入一團爛泥，以至於無法修復和辨認。爺爺來自貧苦鄉村，一個凋敝頹萎的中華民國，卻不曉得什麼叫作缺乏軟實力。爺爺沒見過我的大學同窗，那些綠軍裝、藍布袋褲們；更沒見過由之派生，20年後鳥槍換炮的開發人、事業人、崛起人，有了點錢，意氣風發，卻弄不懂為何不招人待見。每次我和那些哥們兒站成一排，照照鏡子，總歸還想到- 。爺爺自然擁有的，後面那些弟兄何至於沒有，並終歸無法再有？流淌的大河、凝結的黃土，這是民族、歷史的身份；雖然爺爺用自己的一生，介紹馬克思理論。
二
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學說的大前提。我17歲時，曾立志做經濟學家。後來無所事事，四處游竄，變成一無所長的老色鬼。但是歸根到底，我無法贊同馬克思的立場。一切高級生命活動、文明、制度、歷史，它的起源不是物質，而是心靈。
見過一張老照片，20世紀40年代的重慶。一個女童在黑板上寫字，旁邊站一位長衫先生。她寫歪歪斜斜的繁體：「我愛中華民國，她是偉大的國家；將來我們強盛了，一定不得了。」大戰尚未結束，小女孩圓臉蛋上包裹了嚴肅，但眼中透出無憂無懼的自在，這讓我震撼。寫的同一種漢語，說的同一個中國，可是她的神情、心境和語氣，與如今的愛國者似有本質的不同。爺爺和她來自同一個國家，而我們來自另一個國家，一刀兩斷、煥然一新。出現一些新詞彙，比如「改造」。之後有新的神情和語氣，也可以說，換了一顆不同的心。
在新中國，我家屬於特權階層。與多數人一樣，有過一點挫折起伏，但是談不上悲慘血淚。爺爺去世後第13年，我出國留學，那年我20歲。說心裡話，有機會做美國人，讓我欣喜若狂，這意味著從此做一個新人。作為一種劇烈、突然的身份改變，民國變新中國，是否包含類似的精神跳躍？從此改天換地、金光燦燦，大夥兒一塊兒變成「幸福的人民」。
1949年，新中國成立。部分不贊成者，隨敗軍去了台灣，或流往香港。據說多數留下來的人，還是喜悅、歡迎，乃至於充滿希望。然而接下來，先先後後，都有一個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複雜過程。丟棄原先的謀生方式、慣用的語言，緩慢或迅速地學習做一個新人，所以稱為「解放」亦不為過。一兩年後，從台灣過來的特工，一張嘴說話，就要露餡，因為不知不覺地，他依然使用變新人之前的慣用漢語。在一個重造身份、改變詞語的新社會，他無法掩飾自己的可疑身份。
美國也常使用「人民」一詞。到這兒來的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期望自己「從此站起來」；它是美國夢的題中應有之義。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不少「移民文學」，作者來自世界各地，並且通常是女性。她們書寫和分享一個脫胎換骨、轉變角色的掙扎過程。這些文字毫無例外指向某個相似的最後造型。也就是說，從此擁有嶄新的自我。從一條河，跨入另一條河。
我已歸化入籍，成為美國人。今年就是我到達美國的第30個年頭。可是對我來說，這國家變得非常陌生。究竟為何如此，一兩句話很難說清。我在美國盤桓的歲月，佔去了一大半人生。但是我一點兒也想不起來，有哪個地點或時刻與這片空曠的北美大陸有所關聯，這讓我特別心痛。如同1969年那副窄窄的、躺著爺爺的擔架，和那一列幾乎擠不上去的綠皮火車。
獨一無二的美國，追求幸福，寫進憲法的第一章、第一節、第一句。無數巨型的購物中心和一眼望不到邊的停車場，星星點點，佈滿綠色的郊區。在陽光明媚的星期日，購物者們推著小車，神情專注，如同從事一項辛苦的工作。這兒的幸福，超越時空與嘈雜，帶有筆直的邏輯性。美國歲月光滑而且重複，像排列齊整的路標，通向下一個加油站，省略所有的記憶或傷痛。
在歐洲中部，有一個很小的國家，首都叫布拉迪斯拉發。說老實話，那城市不很漂亮。可是它的每一條街道、每一棟建築，都像岸上的枯枝，插在我隱隱作痛的心口上。河水有些混濁，但是水面寬闊、平坦，這是著名的多瑙河。不遠處有長途車站，每小時一班，去維也納，車程一個小時。穿過略為破舊的鐵橋，沿河走一小段路，然後是荒草綿延、一望無際、溫暖、淒涼、幾乎透明的綠色曠野。我這輩子最難忘、可算是刻骨銘心的一段愛情，就與這段路程相關。有時我閉上眼，覺得她還坐在那趟車上。
分手前最後幾秒，猶如漫漫一生。也是長途車站，新年前一個深夜。她撇了嘴，大眼眶裡湧出淚水。我緊緊摟著她，但終於把她推開，推上車子。心慢慢撕裂。今生今世，無法癒合。活了40多歲，才嘗到這種滋味。車開了，遠了，看不見了。從第一次相遇，我們便開始分手，一直分了兩年。與之相比，我在美國一些年裡的挫折和寂寞，無聊至極，微不足道。然而痛苦亦是一聲召喚。我和她折返來回，從布拉迪斯拉發到維也納，後來到柏林，荒草坡、河岸上的慾望、冬夜裡的車站、多瑙河的藍色和灰綠色，和分開後漫無邊際的錐心之痛，讓我看清自己生命旅程的一個圓心。正如1927年的我爺爺，在緩緩流淌的長江上，看見自己未來的使命。
我在尋找一張新的愛情版圖，或者稱為愛的制度。比如在一座城市，或者一個國家，不再見到因為失去真愛而痛不欲生的那種神情。在我的地圖上，給那片土地塗上一層灰白。因為愛是空氣、土壤、能量，如同大自然的生態，可以迅速枯竭，也可能綿延許久。這東西無形無狀，可是如果經歷過，就能夠辨認出來。「哀莫大於心死」，這話可以概括一片地域、一種文化或一個時代。
1994年，跟隨著莫名的衝動，我去俄羅斯旅行了兩個月。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的愛情版圖上第一滴綠色的墨點。當時俄羅斯社會混亂、經濟崩潰，但我明顯感覺到，在許多難以解釋的方面，當地男女的情感溝通，從品質到深度都高於美國。後來，那點綠色的墨跡，就慢慢滲透、延展，包括了很大一片地域。在一位地緣政治專家的書上，我看到一個有趣的概念：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愛爾蘭西海岸，存在一個「泛歐亞精神、土壤和生命圈」。這個說法，顛覆了原先我想像的東、西方，和我的這張「愛情版圖」卻是不謀而合。在爺爺順江東下的1927年，並不存在那樣黑白分明的東、西方。美國很遙遠，歐洲四分五裂，還有「一聲炮響、送來馬列主義」的北方，和虎視眈眈、血盆大口的另外一個東方。雖然國家貧弱，但爺爺那代人淵博敏銳，遊歷四海者為數不少，何至於無人考察一下情愛層面的地緣版圖，這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制度起源於集體的氣質與心態。爺爺那一代迎來了一個新中國，但沒花時間構思新國家的愛情制度。從宋要武、黃帥，然後到芙蓉姐姐、鳳姐，無人能夠否認，那些女人的姓名、言語、形態、神情，折射出一種模模糊糊但是無處不在的溝通方式、情感模式。作為兒子、丈夫、父親、情人，新中國男性在這種女性能量場的慢性熏陶下，尋找摸索但是無法逃脫某種共同的集體人格。
過去這些年，我跟美國女孩子的辛苦溝通，每每讓我聯想起某位中國老夫子，嘗試著與身體健康、堅強果斷、略為渴慕小資的女共青團員調情拍拖。正可謂「秀才遇見兵，有話說不清」。新、舊兩種語言和制度滋養出來的兩個人，要建立男女情感，似乎超級困難。我也沒法說清，在倫敦的窄街、布拉格的電車站和基輔山坡上的老樹之間，有多少氣質或本能上的相通。可是我看見像墨點一樣慢慢散開的透明綠色，和夜幕裡緩緩行進的火車；還看到她和我一起坐在車上，長久、輕聲地交談，感覺到她的溫暖手掌，貼著我的身體。當時我已察覺到，也許哪天各奔東西，不再見面，留下至死不散的苦痛。但是在我心裡，已經和新人的幸福永久告別。
2012年，四面八方響起類似的沙啞低語：- ……遠和近，新和舊，恐怕快要重新定義。世界是一條不停改道的灰色大河。聒噪開始沉寂，邊界慢慢模糊，我的痛楚仍未消散，但是早已退出東、西方的剛性排列。不論是打紅旗、秀美元、喊萬歲的新中國，還是無限幸福、人類燈塔的新美國，都太直線，太鋼鐵。對我來說，心靈不是直線，歷史亦不是一段威武的進軍。從新大陸走回舊歐洲，我拾撿一個中國男人破碎的自尊。在我身上慢慢甦醒的，是屬於爺爺的老中國。我從未真正認識他，但終於感覺到他的耿直、柔韌、優美，他更為寬厚、細膩的胸襟和自信。
三
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在我身上出現了單細胞特徵，後來又怎樣慢慢地消失？此事不可告人，但是讓我思考了很多年。有一陣子，一見到親親熱熱的白人小情侶，我心裡就升起黑色的火焰。有時大發雷霆，莫名其妙跟人吵架。或者連續幾天悶在屋裡，觀摩體會某些反常的性愛技巧，還收集了數量可觀的情色圖片。我有一份工作，偶爾也有貧乏的社交。除了頻繁搬家，我生活中並無明顯的脫軌信號。跟別人說話時，另一個真實的「我」極少在場，只需背誦台詞。社會也並未要求更多。一團冰冷的霧，罩著我的兩眼，後面是野花、小道、潮濕的風和彎曲的屍骨。我遁入幽深的幻想世界。小時候愛聽的歌、愛看的書，早忘得一乾二淨。
我交過幾位女友。其實，即使在出現單細胞症狀之後，也還能碰到一些女孩，願意和我在一起。她們很善良，對我也都挺好，當然最後還是分手。不過，假如在一些關鍵點上，我能再堅持一兩分鐘，那麼閉上眼乾脆結婚，也並非毫無可能。我熟悉慣常的程序：通話，寫信，聊天，散步，性交，出現障礙，痛苦分手，等等，而事實上「我」並不在場。
到了比較嚴重的階段，「不在場」有可能演變為日本式的Hikigomori（家裡蹲）。也就是說，身體健康的男人女人，連續幾個月甚至幾年把自己關在屋裡不出門，也不跟任何人說一句話。我個人的情況，沒惡化到那種程度。即使在最分裂、最壓抑的那些年，我還是不肯放棄生活、交往、戀愛。但最後一個環節，我躲不過去。不論哪一位女朋友，或早或晚，都會在乎這件事。生理上的高潮，我可以達到。不過，在最關鍵的幾秒鐘裡，我沒辦法也不願意注視她的身體，尤其不能看她的眼睛。
後來，我知道自己病了，而且病得不輕。歸根到底，從內心深處，我看出自己不是東西。身上有一股氣味，自己都能聞到。在我進入單細胞狀態之後，中國有人寫了無數行朦朧詩，後來便是中國的經濟起飛……有趣的歷史與我擦肩而過。
90年代初的舊金山，出過兩部電影。導演是菲利普·考夫曼，一部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另一部叫《亨利與瓊恩》。當時大夥兒都說好酷、好前衛，真性感、真賣座！反共的捷克醫生托馬斯，每天在布拉格古堡裡和不同的酷女人做愛。還有美國來的文學大叔，戴著詩人的圓片眼鏡，去巴黎曬酷，並展示他高超的性愛技巧。每到男女主角脫衣親吻的關鍵時刻，便播放激情浪漫的亢奮爵士；男主角胸肌爆爆，女主角乳房光光，像一段刻意造型的現代芭蕾。這兩部電影走紅的那年，我的單細胞狀態也攀上嶙峋蕭索的黑暗頂峰。那時我沒去過歐洲，於是看不清幾個簡單事實：兩部片子都不能反映20世紀的歐洲，只是濃縮聚焦美國小鎮中產階級的甜蜜想像。導演本人是玩「歐洲范兒」的美國猶太人，他和「願意讓自己感覺特歐洲」的美國酷青年一道，剪出來一段陶醉自我的遐想共振。更為致命的問題是：一個被改裝和剪接的想像之「場」，在性愛的濕潤幻覺中注入微妙的心理轉基因。被籠罩在這種幻覺裡的童稚男孩，始終無法懂得真東西應該是什麼樣，以及他自己的身上又缺了什麼。
2010年夏天，從莫斯科來的卡特琳對我說：「完美性愛是最高的境界，為之願意捨棄一切。」我尋覓半生的苦澀真理，被一個沒讀過幾本書的小女孩，輕輕鬆鬆就說了出來。此事足以證明，女孩比大男人更懂得「在場」的含義。
那段不堪回首的單細胞歲月，讓我體會到另一種監獄。它無須高牆、電網和囚室，也沒有清晰的罪名或刑期。無數男人女人，沒有外力強迫，自動自願退回一種返嬰狀態。四面八方響著激情搖滾，震耳欲聾，週而復始，不厭其煩，如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或《亨利與瓊恩》中伴隨男星女星極品做愛的那種。他們不以為自己是牢裡的犯人。
我40歲以後遇到的那次真愛，或許結局淒慘，但我告別了單細胞生命，成為一個男人。唯有她真心擁抱了一個最淒慘、孤獨的我。她走後，我死了一次。世界變為透明的水晶，罩在冰冷、纖細的藍光下。封凍已久的記憶，忽然融化。長長的綠皮火車，從山洞裡穿出，駛向豐饒的田野。
變成單細胞的不止我一人。無人能夠逃脫時代，男性正在消失。
我的爺爺是一個男人，他堅實，剛韌，頂天立地。造就男人的是泥土、女性和制度，但不是唯物主義的那種「制度」。事實上，男女兩性的基本特徵都在消退。如果真心愛過，貼近過一顆燃燒的心，就不會忽略這個恐怖事實。孩子會習慣任何一種氛圍，他察覺不到有任何反常。在母親、姐妹、男女同齡者的細密熏染下，男孩子一天天長成他最後的樣子。
2000年夏末，在加州讀中學的俄羅斯女孩達莎，為我錄製了蘇聯國歌。聽到那曲子，我覺得自己不會白活。一個遙遠、壯闊、蒼涼的聲音，召喚、等候著我。有過那麼一片土地，那裡沒有華爾街，沒有投機商，沒有好萊塢的破歌破明星和紐約、舊金山的酷白人，大家一樣有房住、有工作、有美好的愛情。我也曉得，後來這些變成了扯淡。在聖彼得堡的上空，有一種特殊的顏色。1917年的大革命，戴了唯物主義的紅帽子，但是發射出宗教和末世的藍光。這亦是單細胞者的救贖之光。從那光澤和歌聲裡，我聞到雪地和森林的濕潤、曠野的率真和神秘，以及內心復活的遙遠希望。
四
蘇聯驟然解體已經21年了，其間種種是非、內幕、來龍去脈，有各種觀點，眾說紛紜。每一場戰爭或革命，都有直接的導火線，也有更為複雜的深層背景。多數人會同意一件事：愛不需要任何理由。對俄羅斯的土地和天空，我是一見鍾情。愛屋及烏，或是愛烏及屋，都不重要。相關的歷史資料，還有文學、社會報道等等，我都有興趣，也盡力瀏覽。關於1991年的解體，我提一個自己的觀點：人們不愛蘇聯了！就是這麼簡單。愛是不可以強求的。
「不愛這個國家了」，這話很重，很難說出口，哪怕用很輕的聲音，只對自己說。它像尖利的魚刺，生銹的刀片。但是生活和歷史，會把這話擺在每個人面前，在恰當的時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2012年12月，依照近年固定下來的週期、頻率和規模，美國東岸一個小鎮又發生槍擊案件。這一回，打死20多個六七歲的男孩女孩和幾位老師。不能說我對此事無動於衷，我愛孩子和動物，心也是肉長的，但確實感到毫不意外。孩子們死了，官員和專家又要開始嘰嘰喳喳、這個那個地討論。當然只是個案，美國人還是很幸福、很偉大的——他們一定都會這麼說。
蘇聯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沙皇時代。東正教、大草原、群星一般燦爛的小說詩歌、歐洲大戰、列寧、克格勃，等等；是非成敗，錯綜複雜。美國也有自己的故事。事實上，每個民族的歷史、身份感和語言方式，都包含外人難以洞悉的深層邏輯，也可以稱為「共享的精神能量」。它緩緩流淌，猶如彎曲的長河，混濁、幽深；從潛潛暗流中，時而濺出血色的浪花。從一個比較熟悉的水面上，很難揣測清楚另一條陌生河流的顏色和形狀。所以，中國的故事、蘇聯的故事、美國的故事，各自源流深長，或許也暗藏殺機。相互之間，未必有多少可比性。
2000年年底，我下了最後決心，一定走出美國，去發掘更廣闊的內心空間。是的，我覺得在美國很不自由，陷在一個糾結、分裂而又特別膚淺的中美二重奏裡邊，尤其不自由。當時我尚未擺脫比較嚴重的生存困境，還有感情困境。通通置之不顧了。感謝上蒼，給了我最後那點行動的勇氣，讓我起死回生。
我沒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信奉者，不論當時還是現在。只是清清楚楚覺得，繼續那樣在美國待下去，我會萎縮、破碎、沉淪。而且，因為性格偏執好勝，有極大可能會徹底變成一個瘋子。或許還不至於買把衝鋒鎗上街「突突」陌生人，可能只是每天坐在圖書館自言自語，或者同幾個相似的老瘋子一道自言自語，但是距離「突突」的境界，不會很遠。我沒做過更科學的問卷調查，但是可以扶著一本《聖經》向天作證：在1999年秋天的舊金山，有過兩位基本上正常、和善的成年人（一男一女，互不相識，國籍不同，30多歲），向我表達過類似想法（真想拎把槍上街，「突突」了丫挺的）。當然，他們是在開玩笑。無論如何，倘若在這樣的場合，還不適合使用- 這個短句，那我就不知道，還有什麼情況能夠適用。
所謂單細胞生存，指的是這麼一種狀況：無以言狀、難以形容的疏離、絕望、僵冷、孤獨，難以預料、偶爾突發的暴怒。使用俄羅斯或者中國的邏輯，比如改革新思維、古拉格群島、和諧社會、經濟起飛、公民議政等，都無法解釋這種新情況。它不是政治苦惱、經濟苦惱，而是我從血肉、骨髓中聽到的嗡嗡低語，無面目、無神情、呆滯、恐怖的存在性苦惱。都要成瘋子了，你給我學位？給我市場經濟？美國3億多人口，定期服用新款、舊款各種抗抑鬱處方藥的輕、重心理病患者，至少四分之一。近年來，服藥者中增加了相當數量的青少年甚至兒童，是父母遵照醫囑勸導或強制他們服用的。
幾年之後，我徹底好了。一些可怕症狀徹底消失。我沒力氣去回憶當時那些離奇感受，也很奇怪為何自己沒及早抽身，卻在那兒糾結掙扎，還自我分析了好多年。分析是沒有用的，換一口空氣，換一片天地，換一群人，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我的痊癒和愛有關，但不單指男女戀愛。我發現自己愛上了森林、落葉、極光、黃昏中的懸崖、小姑娘的腳踏車、德國車站賣的紅色香腸、山坡上的木教堂、倫敦小巷深處的快餐店、哈瓦那西郊樹林子裡的藝術學院、骯髒的堤岸、灰色的大浪，當然，還有綠皮火車。俄羅斯總歸是起點或者終點。它的殘破、怪異、潮濕，夾雜著春風一般飄逸的寬闊、邈遠和明朗。每次回到俄羅斯或烏克蘭，總會從四面八方感受到某種神秘和無理性，如同曲調不明的音樂，在寒冷大氣中冉冉流淌。沒有什麼經營管理學的專業詞彙，可以準確界定那種融化的、自由自在的流動感。在南歐的葡萄牙、意大利，中歐的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歐亞交界處的土耳其，中美洲的墨西哥，都會呼吸到各不相同、難以言表的空曠、回音和迷醉。唯一可信的結論是，那些無法界定的音響和氣息，來源於某種隱匿天地間的神跡——這就是深層語言。每一塊土地，都有不同的深層語言。政治變化只是一些大詞，而聽見深層語言，會讓一個人懂得，在哪兒他會變成瘋子、死人，在哪兒又能活回來。
2001年9月，發生飛機撞大樓的恐怖事件。之後10年，美國在各方面飛速墜落。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將全部希望寄予美國，從經濟復興到文化皈依，顯得多麼可笑。10年中，某一種特定視野和話語自我爆炸、懸空、虛擬化，終至於枯萎、縮小。當今美國一般地方性報紙電視，根本就是廢紙噪音。即便是《紐約時報》，也未必就比《環球時報》給人更多的閱讀快感。過去20年，美國的基金會也捧出了幾個本土作家，他們專精於晦澀難懂的語言遊戲，雖然讀者寥寥，但是能夠捕獲具有自閉傾向的一小群中年追星者。在更廣闊的大眾市場上，粗鄙惡俗的巨潮如山洪暴發、勢不可當。到了2012年，絕大多數美國書店關門大吉。還保留閱讀習慣的，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極低。而美國的評論家、旅行家、攝影家、專欄作家和教授們，對於本國城市社區、娛樂休閒、男女戀愛、媒體讀物中明白無誤的貧乏趨勢，保持奇怪的集體沉默。
1978年，索爾仁尼琴在哈佛大學發表過一個講演，過了34年，重讀一遍，還是有點意思。那時他已經點出了大眾傳媒的隱蔽洗腦，也不客氣地直言西方文化整體萎縮，集體人格趨向於猥瑣、焦慮、平庸。可貴的是，作為流亡者的他，有勇氣坦率承認，當代西方不能成為日後蘇聯轉型的理想範本。
時至今日，前東歐異議者群體在人格上的堅韌、豐滿與虔誠，仍然讓我震驚並肅然起敬。而歷史從日後演變中接二連三甩到他們墓碑上一記又一記沉悶的耳光，也真是足夠酸楚、殘忍、黑色幽默的。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失去了一段畢生難忘的酸楚愛戀，也覺得自己終於長大。作為一個成年男性，出於好奇，也為了測驗新長的皮肉還有免疫能力，我又拎著包回到美國。之後斷斷續續，一直住到今天。在那兒已經、正在並將要發生的一切，都不出我的意料，除了下墜的速度。
心裡邊出了問題，不再說人話，愛的能量發生錯亂，愛的制度停止運轉。歷史上別無先例，因為美國已達到人類頂峰，剩下的全是細節。
今日北美新大陸，不論東南西北，總歸是那麼一副表情、一套面孔：單薄、浮誇、自負、弱智。美國將自己變成了一段啟示錄，一片《舊約》中的聖地，脫離地球的諾亞方舟。老歐洲的文明和歷史，早已從它視野中消失；老歐洲的情感和滄桑，亦從心中抹去。
總而言之，我沒力氣慢慢去解釋後現代主義的各套理論，用無數把纖細然而鋒利的手術刀，拆解一切既往的符號、語言和人類自我身份。推而廣之，就是消解、拆散一切精神和審美符號，取消它們的絕對性。過去30年，西方各種文化力量唯一達成了的目標，就是在自己內部，尤其在美國，拆解、廢棄了傳統性別角色，還有傳統男女愛情。
20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了成百上千種新的主義實驗，什麼吸大麻主義、搖滾樂主義、同性戀主義，不一而足。真正留存下來的，靠左邊的是女權加同性戀，靠右邊的是「市場萬能」的新自由經濟學。兩種東西延展、妥協，內化到無數人身上，形成神經質一般的自戀、縱慾，又無時無刻緊張、孤獨的病態組合。此乃當代西方俯拾皆是的典型個性，遍及男女老少、廟堂街頭；個個如此，久而久之，顯得分外無助、無聊。二三十年一晃而過，人都老了。強悍和尊貴，作為人生品格，不再屬於今日西方。
貧富極度懸殊，文化精神生活虛假凋敝，日常人際關係和生活環境極度規整、刻板、隔絕、孤寂的國度——這是今日的真實美國。無限度物質擴張被提煉為一種新的集體共同身份，除了大眾娛樂語言、心理咨詢語言，還有技術、數字和管理語言之外，在人與人之間，似乎再沒別的交流形式。
1991年「自由」的勝利，意味著人類的一大部分徹底臣服於這種生活方式。一切歷史文化、共同情感，全部歸納為標準化、程序化的經營對象。看似五光十色，事實上荒蕪心靈、摧毀環境，讓千百萬人圍著一個荒謬、虛幻、永不可達的目標，終生苦難行軍，任勞任怨，不發怨言。
索爾仁尼琴畢生思索俄羅斯靈魂的內在實質，以我的俄文水平和閱讀能力，沒資格就此話題多說什麼。顯然，主導解體後俄羅斯進程的，不是他推崇的傳統東正教精神。不論在那兒發生了什麼，以我的個人經驗，沒覺得俄羅斯人作為一個整體處處招人討厭。對於若干其他族群，則無法如此樂觀。
10年中，我稀里糊塗走過的路——英國、德國、東歐、俄羅斯、東亞，恰好是馬克思學說在歐亞大陸的傳播路線。冥冥之中的安排如此奇妙，讓我驚歎。從思想上追隨這條路線，完全不是我的初衷。我這代人注定了還要見證天翻地覆的改變。我沒找到新的理論，但是聽到斷斷續續、逐漸遠去的歌聲。愛不會死亡，而理論像枯敗的樹葉，在生與死的廣闊田野上，被吹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