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個人的記憶，大抵都應該有個起點；只是因為童年往往由一些時序顛倒的片斷畫面組成，彷彿面對一幅淋漓揮灑的水墨長卷，以致連作者本身也無法辨出它的始筆了。
我的回憶逆江而上，從宜都進入清江（古稱夷水），上行八百里才能抵達它的源頭——在那裡有個小鎮，大約是古代的屯戍衛所，喚做汪營。
汪營傍河而建，幾百戶人家，多居於吊腳樓上。彩廊下的水流，在流經我童年的窗邊時，還細小得尚無名字。現在想來，它似乎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線淚痕，一道隨季節而開合的傷口。然而，正是這寂寞中消長的九曲漣漪，滋養了一方百姓人家。其中有個牟家，他們子弟的興衰榮辱，卻正好見證了20世紀中國的奇特歷史。
二
很長時間以來，事實上我已經淡忘了叔；甚至汪營小鎮那搖搖欲墜如懸崖危巢一樣的故居木屋，也只是在一些客夢中，才偶爾蕩漾出人世間最初的溫情。前幾年回鄂省，大姐感傷但平靜地對我說——叔去世了，在宜昌，最後是帶著微笑走的。我被大姐的話重新拉進了一段歲月，內心如潮，但言語中卻倉皇得只有期期艾艾，只是點頭表示知道了，彷彿就當是一個故人搬家的消息。
我真的對此是無動於衷的嗎？我想起1978年在大學時寫叔的作文，我翻看1992年在銅牆鐵壁中寫叔的筆記，我深知，他苦難的背影從來未曾從記憶中刪除。一個個給過我少年養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陽中列隊，向一個叫著彼岸的地方出發。此岸的悲苦伴隨了他們一世，我沒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們留在塵世今生。
其實，叔和我家並無任何血緣關係，但我知道，在我們家人的心中，素來是視他以及他的家人為親戚的。患難歲月中的惺惺相惜，結下的一些殊勝緣分，時常是勝過許多平常親情的。
叔姓牟，名鴻光，是汪營牟家的少爺，行六。他是牟家彝字輩的，按他們至今不亂的譜書，他就要算是最高輩分的一代了。牟家不僅在汪營，乃至整個利川都算是大姓。其中又以叔他們這一支派——號稱高昇堂牟家——可謂鄂西百年前真正的豪門世家。高昇堂是他們祖上世代傳承的客棧貨棧的連鎖堂號，延伸在從小鎮到省城的官道上。可以想像，在清末民初的驛馬風塵中，有多少商旅行賈和英雄豪傑出入於他家的屋簷。也因此，在北洋政府時代，賄選總統曹錕才會為這個僻鄉蠻土的人家，親自題匾為——惠及閭裡。
三
要說叔，無法迴避的要先介紹他的長兄——牟鴻勳。
民國年間的利川人物中，向有「三老四少」一說，牟鴻勳便是「三老」之一。他比叔年長許多，早在1908年便從武昌兩湖師範畢業了，並經著名革命家孫武引薦，加入了當時的反清秘密組織——共進會。辛亥革命前的預備會上，牟鴻勳被推為起義的司勳和政治籌備員。孰料10月9日革命黨人在租界檢查炸彈時不慎引爆，清軍戒嚴搜捕，將正在準備首義的牟鴻勳和彭、劉、楊等志士抓捕。審辦此案的是督練公所的總辦鐵忠，很快監斬了彭楚藩、劉復基和楊洪勝，卻把牟暫鎖於文昌門監獄備留口供（今日武昌尚有彭劉楊路，倘牟犧牲，則此路又當多牟字矣）。坊間另外的說法是，鐵忠曾為牟鴻勳的恩師，對他向來賞識，眼見清室傾危來日無多，故意筆下超生，為他留下生路。果然一日之後，首義成功，武昌光復，黨人迎牟出獄，留任咨議局謀略。
但很快北洋軍出兵討伐，南北戰爭爆發，革命形勢危急。牟鴻勳乃倡議主辦革命軍政府機關報《中華民國公報》，並親任經理。這可以說是公開以中華民國為名的第一份報紙，在政局未穩的當時，以號召革命鞏固共和為宗旨，對南北議和清廷遜位建立民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後謀略處改稽查部，牟為八大稽查之一。黎元洪政府成立實業部，李四光為部長，牟出任副部長。袁世凱政府時代，牟為共和黨提名，當選為眾議員，並獲授勳五位。
1917年孫中山興起護法鬥爭，牟鴻勳潛回鄂西，偕一批革命前輩組建鄂西靖國軍，蔡濟民任司令，牟為副司令。直奉戰爭之後，黎元洪短暫復任民國大總統，牟鴻勳受邀出任總統府顧問，曾先後獲授文虎、嘉禾勳章。1928年，牟在多次拒絕南京政府的電邀後，病逝於武昌。
四
叔在他的長兄活躍於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之時，還只是一個汪營小鎮的富家少爺。他的父親是國大代表，他的三哥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下文要敘述）；雖在偏遠鄉村，他少年時代在父兄的光芒下，接受的卻是中國式最古典的貴族教育。待他長成青年時，他像每一個志存高遠的兒郎一樣，要負笈出遊逃離深山的包圍。那時的出山之路遠比今日漫長而複雜，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萬縣碼頭，然後搭乘最早的小火輪奔出夔門，之後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開闊的大平原。
我已無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約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學，之後考進了勝利班師後的南京國立師院；畢業之後留在武漢一家中學教書。
那時，濃濃的戰火已經迫近他寧靜的書齋。而他長兄的兒子——牟秉釗，其時已經從英國海軍學校畢業歸來，作為軍中的少壯將領，被任命為當時海軍最先進的艦艇——重慶號的艦長。可悲的是，就在這位年輕的艦長上岸受命之時，艦上的地下共產黨發動了兵變，直接將重慶號開到了山東。蔣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軍迅速炸沉了這艘英國贈送的最佳戰船，以免成為解放軍的利器。
叔的父親其時已經去世，三哥隨國軍轉戰杳無消息，侄子遭逢兵變，被免職，之後隨敗軍撤往台灣。他在風雨飄搖和惴惴不安之中，迎來了武漢的易幟。那時，他還是一個無法洞穿未來歷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開始土改，他風燭殘年的老母在汪營恐慌地給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純孝的他不諳時代的顏色，乞假歸來省親，沒想到卻一腳踏進了世道變遷的陷阱，再也無法走出嚴酷的深山。
可以想像，作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經在那一方擁有過怎樣的田產。他作為唯一歸來的男丁，再也無法繼承列祖的產業，卻不得不繼承先人的「罪名」。一個民國的高才生，一個少小離家的青年，在暴風驟雨的時代中，開始了「五類分子」生涯。
五
我大約是在三四歲左右就開始頻繁出入於叔家。叔有兩個孩子，長子叫藝華，次女叫亞華。亞華姐和我大姐同學，她們很快就在那個小鎮成了閨中密友。我則在童年，基本是被馱在大姐的背上，開始拜謁叔的。
土家族鄉俗，怕孩子不好養大，便要孩子對父母改換稱呼；藝華哥和亞華姐都是把親父叫叔，於是我們也就入鄉隨俗地一直叫到今天。
那時叔的所謂家，是在沿街的一個破爛且歪斜的木樓裡；似乎是因為兩邊鄰居房屋的包夾，才不至於很快傾倒。而他在民國時候的宅院，成為汪營區供銷社的所在。家慈那時是供銷社的會計，於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裡，分得了一間住房。我至今仍然記得那巨大的樑柱和後院迴廊等建構，足以顯示出舊主人昔年的輝煌歲月。
叔在當時已經變成了一個皮匠，在他的歪斜樓下，擺一個門板，依靠為鄉人修鞋補胎甚至維修手電鋼筆之類，勉強維持著一家四口的生計。娘是先天風濕，腿腳萎縮行動不便，只能聊助家務。即便如此困頓，我記憶中的叔，仍舊和其他的匠人有別。他常常穿著一件小鎮少有的四個兜的中山裝，雖然布料已經洗薄泛白，綴滿了補丁，但永遠是乾乾淨淨，且在左上兜裡，插著一支派克鋼筆——這件衣服和這支筆，也許是他作為民國文化人的唯一標記了。包括他花白的頭髮，也仍舊保持了一種向後梳倒的髮型。就是這樣一些零星的殘留習慣，還能暗示著他曾經的王孫貴胄的身份。
我們姊弟之所以喜歡去看叔，是因為他狹窄的家裡，竟然還私藏了許多民國年間的電影畫報和其他書籍。在我們飢渴的童年，聽他對一群完全隔世的孩子，指著一些舊日明星，講述一些匪夷所思的電影故事；彷彿一個白頭宮女，在回憶天寶繁華——那就是我們開啟童蒙的精神大餐了。
叔是我見過的少有的溫和男人，也許是那時的身份，決定了他必須對所有的人事都謹小慎微。但是他的溫和不是那種點頭哈腰式的謙卑，他永遠不卑不亢地微笑著面對他的一切厄運，既不對孩子們使氣光火，更不會和那些客戶吵架扯皮。鄉人們修好了一件破爛的物什，總是願給幾文就是幾文。現在想來，他是見過大錢和大世面的人，即便失路潦倒了，身上依舊秉承著一種貴氣；哪怕銅駝荊棘，也無法磨去那些曾經的教養。
六
在那一刻，藝華哥亞華姐和我的大姐，都因家庭成分的問題而相繼失學。
之後未久，為了備戰備荒，所有還擁有城鎮戶口的「五類分子」家庭，要被驅趕下鄉務農。在小鎮還能憑借無師自通的手藝，勉強購買口糧養家的叔，又不得不面對新的厄運了。
叔一家究竟是何時搬遷，最終又落戶於哪裡，在那段紛亂的童年，我已經記憶模糊。之後大姐也遠去平原農村了，我們兩家似乎突然失去了聯繫。以後零星的記憶是，亞華姐嫁到了遠方，藝華哥當了鄉村漆匠，走鄉串戶為那些貧寒的新娘，描繪簡樸的嫁妝傢俱。藝華哥偶爾上街，會來我家小坐，那時只有我和母親在叔故居的一間木屋裡生活。母親問寒問暖之後，往往會給他們一點糧票布票，寬鬆時候會讓他背一點大米回去。
再以後，我生病了，外婆從平原鄉下回來照顧，兩家的走動又似乎稍多起來。但記憶中似乎都是娘上街趕場，蹣跚地出售一點蔬菜，且總要留下一捆給我們送來。而外婆是一個極為感傷的老人，總要拉著娘的手唏噓半晌，最後回贈一點物什。
但是叔似乎從來沒有進過我家的屋，即使偶爾上街經過，也只在屋簷下駐足小立，和外婆寒暄一番便托故離去。許多年之後，我才依稀懂得，也許這是他童年時代曾經錦衣玉食的畫堂高閣，如今人去樓空，他的自尊使他不願再回眸這些蛛網燕泥了。
七
我是在我開始少年樵夫的短暫歲月裡，真正開始認識叔的。
叔那時下放在一個叫著萬家涼橋的小村，他似乎有意保持著和當地原住民一點距離，在凌亂的村舍外，搭建了一個土牆的簡陋房屋。雖然白屋空堂，倒也依山傍水，泉清石秀，不失為一個亂世荒年的隱居所在。
文質儒雅的叔，始終保持著一點讀書人的底色。在食不果腹的饑寒日子裡，他竟然還能在可憐的一點自留地邊上，種上一些蘭菊芍葯，房後還手植了一片竹林；使他的寒舍遠遠看去，要比那些周邊的農家，多出許多秀色和清氣。
那時我們這群野孩子的樵徑，偶爾要經過他的房舍，我有時便取道小憩，成為叔一家的稀客。在正午的陽光下，叔把我引到修竹邊乘涼，兩張木椅，一杯清茶，即使面對的是我這樣一個少年，他也仍舊保持著一種應有的禮數。他似乎還沒遺忘他曾經教書的身份，在閒談中也盡量吐露珠璣，暗含著一些處世為人的訓誡。他指著竹林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竹子能使人高尚其志。我雖然常常對他的話似懂非懂，但許多潛移默化的熏陶，在今天的我看來，確實是我一生都在受用的。
叔有一把老式的二胡，龍頭絲絃，音色古樸。有時我去，會遠遠地就聽見那琴音在山谷裡嗚咽。他會一曲奏完，才抬眼和我平靜地說——這是《聽松》，或者說這是《空山鳥語》。偶爾聽到一些如泣如訴的旋律，他老眼中溢出幾絲蒼茫，在我長大之後才熟知，原來是《良宵》、《江河水》等等。我不知道在叔的心中，埋存了多少更為苦澀的音符，有誰曾從他這個鄉村農夫的絃索上，讀出他的高尚教養和顯赫身世。
八
我是偶然從父母的一些感歎裡，隱約知道一點叔的舊事的。
一天，我幼稚地問叔——鄉下的生活比你過去要苦多了吧？叔緩緩嚥下一口苦茶，彷彿自言自語地說道——人一輩子，原無所謂富貴貧賤，怎麼樣過，都是活法不同而已，但苦樂卻是基本一樣的。生老病死，人皆同苦。——他沉吟片刻，又指著面前的田畦溪流和遠處的青山白雲，繼續說道——我在這些自然的世界裡，快樂並沒有減少。儘管我在你這樣的年齡時，曾經享受過一些榮華富貴，但是現在這樣的日子，卻也別有滋味。人生在世，許多變故是不由自主的，但若時時隨遇而安，都能做到知足常樂啊。
我當時也許並不足以理解他所感悟的真諦，但那一刻的畫面卻深深地植根於我的心中了。我順著他的手指，看見遠村的炊煙漸起，又裊裊散入暮靄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祿，都這樣轉瞬雲煙。歸鴉背日，倦鳥投林，一頭耕罷的老牛，旁若無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麼簡單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風中，竹葉飄瀟於地，渾如一幅隨心所欲的書法，在記錄著那些亙古不變的道理。
在我沉浸在他的高尚趣味而混沌欲開之時，他忽然又苦笑回頭對我說——當然，你還小，還不必要在意我說的這些。我這是一種甘居平庸的活法，你還是要做個有理想的人，還是要爭取出類拔萃。
但是，他已經為我隱約打開了人生的另一門徑，似乎再也難以合攏了。若干年過去之後，我才明白，正是這一次無意中的討論，使我從此根深蒂固地染上了一種莫名的頹廢情緒；在面對一些事功的選擇時，總是抱持著一些古舊的態度，因而也總是顯得與世相違。
九
回頭我必須要說說他三哥的故事——一個太戲劇化的家庭，一個世紀中國的悲歡縮影。
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學的時候，就離奇地叛逆了他們的家世，秘密加入了共產黨。
1949年國民黨敗退即將撤往台灣之際，三哥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的一個上校，他唯一的單線上級命令他隨軍前往台灣，作為解放軍的特工計劃長期潛伏，配合攻打台灣。
儘管一個特殊組織有它極為嚴格的紀律，但是任何個人都會在劇變的歷史面前考慮自身前途和命運。我們永遠無法確知三哥在臨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樣考慮的了，也許是擔心一去難返，也許是害怕身份暴露，也許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勝績，總之，他在那一刻，竟然自作主張地選擇了退卻。但是他在戰亂中無法聯繫上他的上級，只好自顧自地脫下軍服，私自開溜跑回了利川。他也許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後，再出來找到組織。
但是，歷史真是一個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解放軍當做國民黨的逃亡軍官抓獲，相傳要判處死刑。這個高才生在臨刑之際，坦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並要求政府去尋找他的上級某某證實。好在那時此類現象很多，利川政府還是慎重地通過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領導隱秘戰線的上級，那個上級一聽三哥違令沒去台灣，不禁大怒，總算還念舊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為自動退黨人員處理。
可憐這個老地下黨員，精通幾國語言的高級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縣城的紅星餐館，開始了他燒鍋爐的生涯。1977年恢復高考時，利川外語教師缺乏，民間才想起這個燕京大學的高才生，紛紛把他請來幫忙輔導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暫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個不同凡響的人，知道各種平反的消息，立馬開始了他的秘密上訴。所幸他的老上級還劫後餘生，在經歷了各種「極左」運動折磨之後，也開始理解了他當年的選擇。更為重要的是，他的侄兒——原重慶號的艦長牟秉釗——那時正好當上了台灣海軍的總司令。大陸的統戰工作開始恢復，國家終於想起了這個奇人，立刻來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兩個兒子，應他之求，國家同意帶走一個，於是他的長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僑的身份，已經足以改變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經濟生活了。
叔三哥的傳奇，我也只能講到這裡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縣委宣傳部奉命下鄉，終於回到闊別許久的汪營。
我在變遷的坊肆之間，尋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見我家那臨街的木壁被拆開成了一個櫃檯，裡面赫然坐著我久違了的叔。
叔並未重操舊業，而是零售著鄉村社會必需的針頭線腦肥皂火紙，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鋪。叔拉我進去喝茶，他說終於落實政策，將這棟祖宅發還給了他。我在那些煙熏火燎的牆壁上，還能依稀發現我童年的手跡和貼糊的報紙。
那時，娘已經謝世；藝華哥舉家去了宜昌，亞華姐在平原，只有叔像個孤老，還在這個他經歷喜怒悲歡和愛恨情仇的小鎮，平靜地生活著。
他依舊家無長物，衣飾樸素而整潔。他拿出許多家族照片給我看，都是他三哥轉來的。其中有侄兒牟秉釗以及他的孩子們，在加拿大和台灣的豪華別墅前的許多合影。我看著那些依舊榮華富貴氣宇軒昂的人們，再轉顧落寞清貧的叔，怎麼也無法想像這是同一個家族的傳人。
牟司令給他的信，仍然恭敬地稱呼爸。兩岸的隔離和滄桑，對叔而言，又豈止是恍同隔世。叔平淡地說，他現在衣食無憂，也無須他們的資助，只是喜歡看看那些侄孫的照片，看看牟家熬過一個世紀之後，依舊沒有衰落，內心就非常幸福了。他還指著那老屋說，都快朽了，樑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它賣了，去和宜昌的藝華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見他臥室的床頭，還掛著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滿懷舊地取下在手中摩挲，但是琴弦已斷，蛇皮已破，滿身覆遍了時間的灰塵，再也無法發出嗚咽的聲音了。
薄暮時分，叔送我於古鎮小街，默默無言地靜觀著這正一點一點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40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長的少年，各懷一份感傷，揖別著那些隱痛的往事。而這，竟是我和他——一個似同血緣的叔——的最後一面。他最終還是離開了祖居地，死在了異鄉。而汪營的牟家，再也沒有高昇堂的這一支人了。一個家族的榮耀與悲辛，必將風化在歷史隱蔽的書縫中。
2007年初秋於大理茶隱村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