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談足球如政治的關係很容易，但如果要說清楚兩者到底是怎麼聯繫起來的話，就有點難度了。政客總是想利用足球,從希特勒、墨索里尼到佛朗哥,都曾經試圖讓足球成為他們的宣傳工具；而球迷也未曾停止過把自己的國仇家恨投射在足球之上，例如所謂「英阿大戰」,就一直被解讀為英國與阿根廷之間的福克蘭群島戰役的延續。但是,足球為何能夠擔起這樣的重任？圍繞它的巨大情緒動力又是怎麼來的呢？
伊朗大師級導演基阿魯斯達米拍過一部片子，叫做《春風吹又生》，描述一個電影導演在伊朗山區的強烈地震之後，前往災區尋找曾在他上一部片子裡擔任主角的小孩。結果令人失望，直到片末，在一片頹垣敗瓦之中，在流離的災民堆裡，我們就是看不見小男孩的蹤影。
然後，動人的一幕出現了：就算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正在努力收拾破山河的伊朗人連帳篷都還沒搭好，竟然先七手八腳地趕著架上天線，裝好電視，趕著收看1998年世界盃。電視打開那一剎那，遠方球場上的喧嘩立刻為這山谷帶來了久違的生氣。
在最絕望無助的時候，為了那一點點的甜美，生活還是值得繼續過下去的。就像獨立之後就陷入內戰的安哥拉，三十年來的戰火葬送了無數百姓的性命，遍地皆是的地雷炸斷了數十萬計的大腿。但是敵對陣營的士兵偶爾碰上了卻會踢場友誼賽，為了他日戰場再見時能夠念在踢過球的因緣手下留情；而難民營裡則不乏拄枴杖還在追逐用破皮包捲成的足球的兒童。如今安哥拉首度打入世界盃決賽周，雖在首仗敗給前殖民宗主國葡萄牙，可是雖敗猶榮，鬥志昂然，振奮了安哥拉全國上下的民心士氣。戰爭可以摧毀一切，但是戰爭摧毀不了足球。
放在國際舞台，足球還可以織起最不可能出現的網路。例如這一屆的世界盃，其中一個焦點，就是伊朗能否打進16強，因為曾經宣稱「納粹大屠殺並不存在」及「以色列應該在地圖上消失」的伊朗總統內賈德，屆時可能親赴德國觀賽。歐洲政界及猶太人團體早就強烈抗議，要求德國政府禁止他入境。在伊朗首戰墨西哥的比賽中，也有許多人示威，譴責在場的伊朗副總統。可是最怪異的情況發生了，一批極右德國新納粹分子居然聚眾遊行，聲援來自中東世界的伊朗隊。這些平常在歐陸不會特別寬容的種族主義者，現在竟以內賈德為同道。
伊朗總統內賈德是個相當複雜的人物，他固然站穩宗教上的保守路線，受到伊朗最高精神領袖的支援；但他同時也是個打民粹牌起家的政客，精於迎合民意。而宗教上的保守主義和迎合大眾的民粹傾向並非總是走在同一條軌道上的。
美國《新共和國》雜誌主編Franklin Foer在《足球如何解釋世界》一書中曾經報道過伊朗的「足球革命」，讓我們瞭解到足球與政治的複雜糾葛。在伊斯蘭革命之前，足球就被巴勒維王朝奉為國家世俗化與現代化的一面旗幟，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行。及至什葉派教長掌握政權，雖然討厭這種袒露大腿的運動，但已無法將它從伊朗人的生活之中抹除。妙的是上任總統卡塔米和現在的內賈德都標榜自己是球迷，在競選的時候紛紛找來明星級球員助選。可見即使在伊斯蘭神權政治裡面，外來的足球還是一種統一民心的手段。
問題是在於世界盃是以國家而非宗教為單位的，這個世上只有伊朗隊，沒有「什葉隊」。於是世俗化的民族主義和宗教的保守主義之間的潛在矛盾就被足球給射穿了，觸發這火頭的是另一組社會矛盾——根據伊朗當局的規定，女性只宜看電視上的足球比賽轉播，不可到現場觀賞那些男性的軀體，更不能在球隊獲勝的時候擁到街上慶祝。
1997年，當伊朗隊在墨爾本打贏了澳大利亞隊，首次取得世界盃決賽周的入場門票，凱旋班師德黑蘭，在世上最大的球場阿札迪搞慶功大會的時候，數以千計的女球迷不理禁令，脫下長袍，擁到球場閘門前，意圖衝進場內。她們喊的口號就是「阿札迪是我們的權利」(阿札迪是自由的意思)和「我們也是伊朗人」。嚇傻了的警衛居然就讓一部分女球迷進了球場。這就是有名的「足球革命」了。這些女性用民族主義當武器，要求和男性同享足球帶來的光榮與樂趣。自此之後，足球就成了一種解放的象徵，不只是女人的議題，還是一些被壓抑的訴求釋放的途徑。因為在球場裡面，亢奮的大眾可以喊出粗俗無比的言語，甚至帶有政治色彩的口號。好些球迷俱樂部實際上成了女性主義和公民社會意識的溫床。
為了貫徹他的民粹路線，為了掌握最新的形勢，內賈德不只在本屆世界盃前向伊朗國腳致意，說他們的成就媲美那些正在開發核技術的科學家。他甚至還在4月宣佈解除女性進入球場的限制，讓伊朗女球迷歡喜若狂。雖然伊朗最高精神領袖最後又否決了這道命令，使一切打回原形，但這到底是這位總統和老教長們的第一次公開矛盾，令人矚目。
足球絕對可以成為政治權力的武器，但是它又能反過來滾動出當權者意想不到的力量，掀開社會被壓抑的另一面。看來那句老話果然有理：足球的確是圓的。
原題為「政治之手永遠抓不牢足球」，刊於《南方都市報》2006年0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