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新華社前不久報道四人幫在世的最後一個人——姚文元去世的消息，讓我想起了文革。說到文革，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種語言，一種那個年代盛行一時的行文方式與說話風格。文革的戰鬥性，文革的殺傷力，多多少少和這種語言有關。不搞清楚這種語言的性質，就很難讓今天的年輕一代理解那10年以至於共和國數十年來經歷過的運動；不看透這種語言空洞的力量，就談不上反思文革，也很難保證後人可以徹底脫離歷史的陰影。
且舉一個例子說明什麼叫做文革式的語言，比如「極少數」這個形容詞。今天重看文革10年的文獻，「極少數」三個字出現的頻率可說是極不少數。內地以外的華人大概不知道「極少數」在這個脈絡底下，並非一種純粹描繪數量的中性形容詞，而是一種飽蘊價值涵義的判斷。
如果我們說「今天世界上只有極少數人染上了禽流感」，這裡當然沒有任何道德判斷的含義，因為這裡的「極少數」指的不過是患病的機會罷了。但是當年要做政治批判的時候，「極少數」就是很強烈的指責了。
是什麼使得一個中性的形容詞變成非常負面的價值譴責呢？當然就是近代中國革命裡的民粹思潮。按照這種民粹思潮的主張，凡是大多數老百姓認可的，必然就是對的；而凡是大多數老百姓否定的，多半也就是錯的了。放在政治上，這可是「民主精神」的體現，也就是得「堅定不移地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那一邊」。所以「極少數」和「絕大多數」都不止是單純的量的形容，而且是對與錯的判斷區分。
同時它還牽涉一個劃界的問題，無論是統戰還是批判，從實效上講都不可能團結「極少數」或者「一小撮」，卻跑去打擊「大多數」。當時每逢批判活動展開，惶惑不安的老百姓沒有誰願意當少數派，大家都希望自己是站在「廣大的人民群眾」那一邊，而不要被劃做一堆白羊裡的幾隻黑羊。直到今天，很多上了年紀的人還是害怕自己被叫做「極少數」。
這種對民主價值的理解，盛行於文革時期，說來實在十分粗糙。它不只把一切的事物都按數量的多寡來定質量的高下，而且還忽略了民主原則中尊重少數的精神。正是近代中國的民粹傾向，使得當時很多優秀的學者受到折磨，因為他們研究的東西與百姓日用無關；也正是這種傾向，使得很多卓越的藝術家不能繼續自己的探索，因為他們的創作太過陽春白雪，一般人看不明白聽不懂。在政治上我們當然要強調「多數決」,但藝術和學術乃至其它的意見表達,為什麼就非得是多數人欣賞認可的才是對的,而「極少數」就一定是錯的,甚至是邪惡的呢？
執政要為大多數老百姓著想，當然是正確的，但這並不能自動轉換成「極少數」就非得鬥垮斗臭不可。偏偏在文革10年間，這種轉換來得太輕易太絕對，只會有利於不斷的鬥爭，無益於實際的施政和建設。其實少數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據多數決的原則下寬容少數，同情少數和保障少數；而非不斷在人群中挑出少數甚或製造少數派，再把他們變成打擊對象。不假思索地將「極少數」和「壞分子」連結起來，會起到使大腦遲鈍，令焦點模糊的作用。
二戰之後的德國興起納粹語言學的研究，就是要分析政治語言的語法和詞條，看看空洞的語言如何造成了思想的貧乏和虛無的熱情。
今天的中國已經正式告別過去的階級鬥爭，邁向建設和發展之路，我們也需要相應的語言反省和重建。以「極少數」為例的老式術語雖不是文革的產物，卻是可以總結那個年代的「鬥爭語言」代表，小心清理它過多的價值意蘊既合時且有益，否則說不定會鬧出一些笑話。
原題為「『極少數』的迷思」，刊於《南方都市報》2006年0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