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北京機場一座自動咖啡機前喚來一位侍應，告訴她咖啡賣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應：「有呀，怎麼會沒有？當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細查看過，才發現咖啡果然倒光了，於是她沉默地為這機器裝上一袋咖啡豆。
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她的第一反應會是這樣子呢？為什麼她連一眼都沒瞧，就能如此確定那座咖啡機的運作很正常呢？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很不尋常的奇事。我們坐計程車，要是發現車子震動得厲害，司機一定會說：「沒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腎結石，負責官員卻在大規模檢測開始之前，就信心滿滿地告訴大家：「出問題的只是極少數產品。」這又讓我想起央視轉播奧運開幕式的解說，據說他們後來做了內部檢討，承認當時的表現的確不夠好。我干電視這一行，很明白他們的問題其實出在讀稿；事先寫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後再高昂地把它朗誦出來，完全不顧當時現場的實況。於是觀眾看見的和聽見的，彷彿來自兩個不同的星球。
在這裡，語言文字與真實世界「隔離」何其嚴重。前人花了一萬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間的每一樣事物，例如一頭山林中的走獸，一座架設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種曖昧的情緒，甚至是某種風暴的形態。到了現在，這一切名字卻像粘力失效的小紙片，從它們所在的東西上逐一剝落，逐一飛散。所以我們開始習慣不再相信言詞。滿街的標語，我們當作裝飾。課本上的教訓，我們當作考試過關的口令。什麼「國家名牌」、「免檢產品」，我們當作是產品包裝上的圖畫。甚至連我們自己也變成了在真空之中戲耍修辭的高手，公司辦的一切活動，我們都在內部通訊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訪的賓客一律「尊貴」，他們和領導的談話則必然「親切」。國營商店的牆上稱我們為"「親愛的顧客」，但裡頭的工作人員卻不耐煩地用「喂」來稱呼我們。
話到這裡，我很難不想起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所說的那個著名故事，一個市場上的蔬果販在店舖裡打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但這句話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關係呢？它是他的理想嗎？他真心信仰這句話的力量嗎？恐怕不。可是他仍然無可無不可地掛上了。如果每個人都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言詞與事實的隔離，那麼他們一定不會再輕信任何言詞以及那些用言詞表達的所有美好價值。
而這個社會將不只是個信任匱乏的社會，它還必將滋生出一種犬儒的冷漠。對於種種明明背離了現實的描述和形容，他們會說「這真是沒辦法」；他們會說「反正事情就是這樣了」。默然地承受，機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處理世事之無奈。雖然很多人都過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勸告那些還會生氣還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為當一個產品標榜安全，它就應該是安全的；我依然以為當一個人自稱公僕，我們就要以對待公僕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語言與事物的神奇對應，相信承諾必將履行，理念必得實現。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條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經不是天然的了，甚至連蛋白質也不再是蛋白質。假如連我們自己也不試圖活在真實中，任由那種成熟而聰慧的犬儒蔓延，那麼遲早有一天，「人」這個字的意義也要淪陷、虛無。
原題為「犬儒時代的信任」，刊於《南方週末》2008年0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