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以前，我在台灣唸書，當時台灣每間中學皆有軍方派來的「教官」駐校，表面上教導學生上「軍」課練練步操打打槍，實則監視師生言行，是一種另類的訓導主任。非常搗蛋的我總是教官辦公室的常客，記得有一回，教官狠狠處罰了我一頓，然後鄭重地告誡我校規的神聖，他說：「『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有四種人是沒有自由的，其中一種就是學生。」另外三種是什麼我已經忘了，大概不是軍人就是罪犯吧。
帶著這種學生和罪犯乃同一種人的觀念，我回到香港就有點不適應了。尤其當我知道有些大學的校方發公函給學生，抬頭竟然是「×先生」或者「×小姐」，我更是驚訝怎麼「同學」全成了可敬的先生女士了。再過兩年，我才知道，原來不少中學的老師也是如此稱呼學生的，他們說這叫「英式傳統」。
自從法國史學大師阿里埃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發表的震動一時的《兒童概念史》以後，學界就漸漸形成了共識，知道「兒童」、「少年」、「青少年」和「成人」的觀念都不僅是生理現象那麼簡單，它們還是一組社會文化的構成。而現代成人與非成人的重要分野就在學校了，仍然上學不用工作的就是非成人，需要接受特別的看管和教育；不用上學可以工作的則是成人，不應該再受到校園的保護，也用不著事事聽從父母。可是在這樣的分界標準裡頭，有一個特別尷尬的群體，那就是大學生了。你應該當他們是小孩，還是大人呢？
最近，著名的南大與浙大都頒布了新禁令，禁止新生自備電腦返校，據說是為了避免他們沉迷網絡遊戲。這條禁令可笑的地方在於它一方面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把學生的個人電腦全都看成遊戲機；另一方面則暗示了學校會緊密監控校內電腦的使用情況，學生全無隱私可言。更嚴重的，是它假設了大學生都是孩子，毫無自律的能力，他就管不住自己。
回想中國百年大學史，那真是一部學生幼童化的漫長過程，五四時的學生可以上街打軍閥，今天的大學生則要校方代行父母之責。大學生這年紀不只可以結婚，更要依法負上完整的刑責了，為什麼一個年輕人能夠為自己的人生大事負責，為作科犯法負上法律的責任，卻不能為自己遊戲玩得太入迷而負責呢？大學是不是也該替所有學生爭刑法豁免權呢？
香港的大學教授不時抱怨，內地來的學生樣樣都比香港的學生強，就是性格太依賴了，每逢開學介紹選科資訊時，家長提的問題比學生還多。再看內地某些重點大學新生入學時家長在校園裡睡滿一地的盛況，你就更能理解大學生會退化成小學生的原因了，因為我們都沒把他們當作大人看。
古希臘盛行同性戀，男性師生相愛是常見的事。即便如此，當時也還是產生了不少爭論，因為許多人擔心年輕的學生會在師生的尊卑關係裡習慣了被動承受的角色，將來成不了積極主動的城邦公民。這確實是教育的基本問題，你用什麼態度對待學生，他們就會變成什麼樣的人。老把學生當成「未來」的主人翁，他們就不會成為真正的主人翁。我們如此對待學生，又憑什麼抱怨如今的年輕人不成熟，又憑什麼指責那些青年「啃老族」呢？
原題為「大學生的幼童化」，刊於《南方都市報》2007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