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北大校園出了件趣事：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和中央電視台合辦了一場論壇，興致勃勃地請來一批經濟學家暢談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成果。在這樣的場合底下，沒想到有兩位經濟學家很不給面子地發出了驚人的尖銳言論。首先是茅於軾先生就著近日城管打死人的事件痛批城管制度。接著是吳敬璉先生在壓軸座談會上語帶嘲諷地問央視主持人：「我看茅先生剛才那番話，你們肯定是要剪掉，不播了吧？」
然後話鋒一轉，吳先生又說起了央視紅極一時的紀錄片《大國崛起》。他說自己只看了第一集就看不下去了，原因是裡面出現了「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吳先生回頭再問台下的聽眾和學生：「有『三年自然災害』這回事嗎？」在大家一時還會不過意來的時候，吳先生又引述劉少奇當年的名言，且更進一步指出那三年的大饑荒幾乎完全就是人禍。於是台下掌聲一片，主持人尷尬地說要回去檢討，整場座談會不久就提前結束了。
茅先生與吳先生都是常常惹起爭議的人物；但這一回他倆的坦率直言，我以為不管是自由派還是新左派，不管是廟堂精英還是草根憤青，都應該為他們鼓掌喝彩。因為按照自己的學術良心與知識修養說真話，乃是一切知識分子都該共同享有共同認定的根本品格。我們可以不同意一位學者的某些言論，不贊成他的既定立場；可是我們必須尊重他對著權力說出自己相信的真話的勇氣和尊嚴。
於是問題就來了，茅先生和吳先生到底說了什麼真話？他們的言說面對的又是什麼呢？在那一天的論壇裡面，最刺激的當屬吳敬璉先生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從台下的掌聲看來，大家一定都很認同他的意見。可是一個人說了番人人都曉得的事實，又有什麼好喝彩的呢？假如我今天煞有介事地向大家宣佈太陽果然是從東邊升起的，會得到掌聲還是笑聲呢？換句話說，吳先生一定是說出了大家都明白，但某些人硬是想迴避甚至否認的道理或事實。
雖然有許多學者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也曾為中國的現代化立過功勞，認為這些人類史上罕見的浩大社會工程替今天的榮景奠下了基礎；但是已經沒有多少人再堅持隨之而來的大饑荒是純粹的自然災害了。當年平江一位農民寫的那首詞：「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胡」，已經成為那幾年最有名也最真實的寫照了。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號召底下，中國出現了畝產萬斤的奇跡，大如人的玉米「怪物」……那些欺上瞞下的數字甚至影像掩蓋的是過千萬人的死去（到底那三年死了多少人，還是個備受爭議的謎團，最高的估計甚至達到四千萬）。最令人氣結的，是種種政策失誤造成的後果在當年不只被掩蓋，還要上升為政治路線鬥爭的論題，而聽過老農訴苦，真打算為人民鼓與呼的彭德懷卻被殘酷斗倒。
吳先生說得對，現代中國史上真沒有「三年自然災害」這回事，有的只是人禍，所以連官方也早把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命名為「三年困難時期」了。既然如此，為什麼大家還要為吳先生那番「太陽必從東方升起」的大實話喝彩？為何這番話果然沒出現在央視的轉播之中呢？原因我們都知道，因為大饑荒的真相雖然早已不是禁忌，但它始終涉及毛澤東，始終涉及歷史的詮釋，始終涉及某種似乎不宜言表的問題。
政府若要施行有效的統治，要百姓心悅誠服地遵從法律政令，要納稅人心甘情願地繳稅，靠的不能只是暴力，還要靠對統治者的同意與信服，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常識：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必須同意政府的統治，政府才有合法性可言，才能有效地管治。中國現代史之所以還有那麼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是因為在一些人現有的意識中，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之一卻是歷史。為什麼共產黨是執政黨呢？因為它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無產階級)的利益。怎見得它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那是因為在歷史的實踐經驗上，我們可以看見它一次又一次地走對了路做對了事……
然而，不客氣地說，一個永遠正確從不犯錯的政權，這是在傳統社會裡才行得通的神話。如今還有誰會認為一個政權能夠只靠傳統和神話般的神聖歷史就能取得合法性，贏得受統治者的同意呢？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歷程恰恰說明了，政權的合法性絕對不能只靠一個不容動搖的神話史觀，還要依靠憑債效而來的良治經驗。最近兩年，領導層不斷強調民主的重要，甚至逐漸推進民主選舉列入改革的目標之一，用政治社會學的術語來說，這是合法性由人民同意邁向人民依程序授權的轉化。由此看來，再去重複神話史觀的力量不只不合時宜，簡直就是開倒車了。
好玩的是，吳先生那番言論得到一片掌聲，彷彿他問的不是「有『三年自然災害』這回事嗎」，而是「太陽是從西邊升起的嗎」。也就是說，其實人人都已經曉得太陽是從東方冒頭，但偏偏還不能暢快直白地承認這個事實。
原題為「破除忌諱錯誤的神話史觀」，刊於《南方週末》2008年0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