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到底有多可怕？「因為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大量外移往中國，包括美國在內，所有國家的中產階級都因此毀滅，因為中產階級工作機會隨著外包機會消失了。」這是著名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前院長梭羅(Lester C.Thurow)在他近著《當中國成為第一》(台灣《商業週刊》1024期)中的一句話。這句話精簡準確地把自從《世界是平的》一紙風行以來的全球共識，用相當駭人的方式說了出來：中國是全世界中產階級的大敵。
外包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只不過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從未見過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自吞噬那麼大量那麼多樣的工作機會和工作程序。今天的中國以一國之力吸納了二三十年前由東亞四小龍等新興工業經濟體瓜分的市場，它又怎能不成為眾人注目甚至怨恨的巨大目標呢？你以為中國只能生產低端消費品嗎？2007年初，當英國名牌服飾商Burberry關掉它本土最後一家工廠，宣佈將全部生產線移往中國之後，大家就知道中國的潛能遠在意料之外了。
對很多經濟發達地區的受薪階級來講，他們面對的是一場嚴酷的競爭。以一個普通美國工人為例，雖然「沒有階級的社會」早就成了一個褪色的神話，他可能還會在民意調查裡面聲稱自己也是「中產階級」；但現在他發現和他搶飯碗的原來是大洋彼岸一批住在條件差劣的宿舍裡、月薪只有一百美金左右的中國人，他能不直覺地生起一種解釋不清的不公平的感覺嗎？如果他減薪了，甚至失業了，你覺得他會相信「中國正在傾銷產品」還是「經濟正在轉型」？哪種說法更直接、更簡單、更明確呢？
這種切身的經歷和原始的感受正是一切中國威脅論的基礎。相比之下，所謂的中國軍事擴張和「中國式殖民主義」根本就是小兒科。建基於這樣的感情基礎，「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的說法才會擁有巨大的市場；就算有再多的經濟學家力陳利害否定簡化，但還是有很多政客要求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可見，要化解中國威脅論絕對不是一種簡單的宣傳工作就可奏效，即便中國政府喊出再多的和諧口號，從和諧社會一直和諧到全世界，你一天消除不了人家那種最切身的不公感，它就總會改頭換面找到第二個出口。果然，這個新口子出現了。
最近中國產品的安全問題成了全球媒體的焦點。上一期的美國《新聞週刊》更以此做了個封面專題，把讀者的視線從中國出口的商品拉向中國內部的市場，似乎是要告訴大家「毒牙膏」和「毒寵物食品」還不算什麼，中國老百姓自己過的日子才叫苦呢，從食水到空氣無一不毒；中國真是一個冒險家的樂園，危機四伏，你買的東西幾乎沒有一樣是可以完全信得過的。
在這片「中國產品威脅論」的浪潮中，最高興的大概就是那些正被「中國消滅的全球中產階級」了，尤其是那些被「中國價格」壓得抬不起頭來的廠商，他們終於找到喘口氣的機會了。過去這些廠商和工會利用的是「人民幣匯率被操控」和「中國政府透過出口補貼搞傾銷」這些理論，向政府和政客施壓，要他們出頭幹點事。但是這等說法一來會招惹「保護主義」之譏；二來又明顯和消費者的錢包有矛盾，因為中國貨確實是便宜，你憑什麼要大家為了你的飯碗多花幾塊錢呢？
現在可不同了，這批廠商和他們僱員的飯碗問題首度和消費者那碗飯本身結合起來；中國貨不只威脅工人飯碗，還威脅到所有消費者的生命安全。這種最新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固然也可以用作遊說政客的利器，要他們對中國產品施加更嚴格的檢驗程序(美國已經有國會議員這麼提倡了)；更厲害的是它直接訴諸消費者的個人利害，能夠漸漸形成中國產品不可靠的普遍印象。換句話說，它的對象不再是政府高層，而是普羅大眾。因此對付這套新版威脅論要比對付老式的威脅論難多了，它不只是談判和遊說的技巧問題，而是深遠廣闊的信心問題。更不妙的是一定有些商家會借此推波助瀾，把它變成促銷自己產品的商機。早在中國漸成世界工廠之初，就有個別歐美廠商打出「本地製造，質量更好」的旗號了，這也呼應了許多企管專家的建議：對付中國價格的唯一出路就是轉型，若要堅持製造業，就得邁向更高端的市場。如今的中國產品安全問題等於為他們賣了一場免費廣告，使他們省下不少工夫，自動造成一個市場區隔，換了是我們自己，能不利用到底嗎？
國家質檢總局在中國「毒牙膏」傳聞初起之時，立場站得十分堅定，不只屢次出面澄清，還要香港特區政府放行那幾個被禁入口的牙膏品牌，差點引起有關一國兩制的權限爭論。這種反應是典型的防禦性反應，人家批評我們了，首先就得自衛。有關部門所持有的自衛理由是那些牙膏的二甘醇含量沒有超出國家標準，對人體無害。但問題是，就算它們符合你的標準，卻不合人家外國的標準呀。這種解釋不只沒起到任何作用，反而還變相地公告全球，我們中國的產品質量標準就是和你們老外不一樣，而且是低一點的標準。果然過不了多久，質檢總局又下令禁止牙膏使用二甘醇了。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中國的產品要想出口的話，就不能只是關起門來按自己的規矩辦事，還要看看那些進口國的標準。在這風雨飄搖的非常時期，中國不只要參考各項產品的外國質量標準，更要不怕採用國際上最嚴格的指標，唯其如此方能挽救「中國製造」的聲譽於水火。
這是個資訊流動四通八達的時代，外國傳媒要揭發中國產品的問題並不困難，他們只要定期翻譯中央電視台的節目就行了。按照傳統習慣，官方也許會感到一種輕巧方便的誘惑，那就是直接嚴管少數傳媒，而非嚴控數之不盡的產品，似乎只要醫生都閉上嘴，病人就好像很健康了。
針對這點，英國的《經濟學人》週刊最近也發表了一篇報道，明智地指出，只有越多的傳媒監督，中國產品的質量才會越有保證。他們甚至叫讀者要做好心理準備，隨著中國政府決心的增強，短期內必將爆出更多的駭人醜聞。然而，我們卻不應該從此徹底喪失信心，反而要把那些與日俱增的壞消息看成好兆頭，因為它就像一場痼疾的徹底爆發，重藥治症總比苟延殘喘來得好。
其實戰後的日本,以及1970年代末的台灣地區與韓國，也都分別做過次貨的代名詞，當時的台灣甚至因為冒牌產品的盛行而被人稱做「海盜之島」。但是它們後來都成功地扭轉了形象。日本汽車的工藝水平如今甚至遠遠超出了美國老大哥，廣受美國消費者認可。參考這些地區走過的道路，我們就會發現，力求最嚴格最完美的質量標準，堅持更開放的更自由的輿論環境，就是回應中國產品威脅論的王道妙法。
原題為「中國『威脅』的不只是飯碗」，刊於《南方週末》2007年0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