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過兩天才是立春，此際的台北已經和風煦然了。宋朝詞人周邦彥形容——正單衣試酒，悵客裡、光陰虛擲，彷彿正是眼前我的況味。確確乎是一襲青衫，我竟然就闖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發時還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間暮雨飄瀟起來。我拄著一柄民國式樣的彎把黑布長傘，穆然佇立於沾衣欲濕的細雨中；當我仰望大書「成仁、取義」的莊嚴牌坊時，台北冬季的雨，瞬間沁濕了眼底。這些海峽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淚一般鹹苦。就這樣噙著雨痕，我萬里渡來，偏要參拜這一座久仰的祭壇了。
台北忠烈祠始建於1969年，由蔣公親筆榜書。正殿及兩邊配殿層疊樹立著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萬餘人。僅僅抗日戰爭八年，民國折損的將官竟達兩百餘名。整個二戰的盟軍戰場，可以肯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曾經付出過如此慘烈的代價。我獨自憑弔在空曠的殿堂中，彷彿置身於漫無邊際的墳地。那些早就在史書上熟悉的名字，漸次湧入回潮的眼眶；一個世紀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陣於戰火未盡的雲天，在等待我這個晚輩前來追問和祭奠。
我來到管理處（他們仍叫指揮部），查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們一番慇勤檢索，最後總指揮親自出來敬茶，愧疚地告訴我——有這個名字，但是沒有籍貫沒有死亡詳情。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兩幅照片，是每年春秋兩次祭典的神聖儀式。最後，一個老者執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門，他無限感傷地說——近七百萬人的死亡，我們實在沒有辦法搜集齊全。
外祖父於我，只是生命源頭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後，另娶新婦為他生育了兩個兒子——論輩分血緣，算是家慈的異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父被擊斃於鄂西道上之後，他的一個舊部竟然帶著他的長子（我該喚作大舅），萬里硝煙中輾轉撤退到了台灣。這要怎樣的古風高義，才能如此艱難地拯救同袍遺孤啊。而留在內地的小舅，則和他的母親一起承擔著匪屬的待遇。我能從前輩族人那裡獲得的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長為彼島的高級軍官，小舅淪落為此岸的下崗工人。因為吾母的原因，我們與他們素無聯繫，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過龍應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海峽般寬闊的傷口，是我們至今難以超越的苦難，至今未能彌合改變的命運。
二
就這樣帶著一本書，我像穿越時空隧道一樣，從共和國走回了民國。從桃園機場到台北腹心，感覺也就像從莆田到泉州，像從今天回到90年代。山河人物，皆無異樣；禮俗談吐，俱如中原遺韻，無一處不顯得名門正派字正腔圓。
台北幾乎從來就沒有追求過國際大都市的虛張格局，儘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亞洲第一高樓，但它依舊顯得十分古舊。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樓房多數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寶氣。滿街多是輕型摩托飛馳，幾乎看不見警察，但是人車卻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紅綠燈。地面很老，看不見任何一點煙頭垃圾痰跡，也沒有戴著袖箍的男女掃地或者罰款。這種古舊，像一個家道中落的老派貴族，低調而有教養地嚴守著規矩。即便是一領舊衣，穿出去依舊熨燙著折痕。
入夜的台北有著書卷中曾經熟悉的那份嫻靜與繁華。獨自徜徉於那些南洋建築風格的騎樓之下，張望著懸滿街頭的霓虹繁體字，有著突然置身於20世紀30年代上海灘的幻覺。這是一種被歷史打斷過的炎黃貴氣，現世的榮華中一點兒也不鬧熱，沒有浮誇的措大嘴臉。似乎清明上河的市井，就該有這樣一份靜好，十分的風流蘊藉，卻都又顯得像國畫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間。
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斷腸人。撐一把傘小駐簷下，看台北的女人魚群般飄過，那是你對民國最初的驚艷。問路抑或搭訕，會邂逅沒有張皇遲疑的微笑；那近似吳儂軟語的國語，透著從容自重和良善。大陸人道聽途說的多是檳榔妹，那也只是台南才有的鄉韻。且人家的露背露臍，還只為兜售新采的鮮果，而非推銷你假想的俗艷。
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處玻璃房，寬僅容膝一般。櫥窗上零落著一些手工掛件飾品，散發出唐宋明清一樣的雅致。女主人獨自在幾上編織她的黃昏，我擅自入座旁觀。結繩綴玉的古老技藝，復活在她的纖纖十指上。笑是莞爾的，清淺且清純，全無主顧來也的強作歡顏。問罷，只是低聲歎一句——工藝美院畢業的，唉，淪落街頭了。那一聲唉，似乎道盡了滄桑。聽我口音，知是陸客，便多了幾句訊問。然後我走，復低頭綴網勞蛛。前人說：道心如恆，無送無迎。指的約略便是這樣的淡定。
奇跡是三天後我忽然接到賓館總機的電話，說是有兩位女子在大堂請我下去，訝然見到的竟然是她，手上拿著拙著說要簽名。她說偶然聽電台對我的訪談，辨出我就是那個薄暮的訪客；好奇便買了我的書，遂讀出了她的眼淚。然後便打聽我的行止，竟然還能找見。之後她拿出精緻的工藝盒，是她手刻的一方虎印，用精緻的珠帶連在一匹玉馬上。她看書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說佩玉掛印可以驅邪魔。我知道那枚青玉價值不菲，卻之又不恭，只好腆然收下。問罷芳名，原來竟然是本家姓氏，心底便認下了這個隔著海涯失散多年的妹妹，想像未來的兩岸烽煙消盡之後，再喊她回家吃飯吧。
三
我們這一代對真實台灣的最初瞭解，大抵多由文藝而來。從鄧麗君的歌侯孝賢的電影，到鄭愁予的詩白先勇的小說。是這樣一些偷聽盜版和傳抄，使我們漸漸確知，還有另外一些中國人在享受著另外一種溫軟生活，在抒寫著另外一些明心見性的文字。
澎湖灣基隆港都是隨歌聲一起飄來的地名，忠孝東路淡水灣，從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們的視角。一個海外孤懸的小島，從羅大佑到周傑倫，潤物有聲地浸透著此岸兩代人枯燥的心靈。儘管今日之台灣電影，似乎遠不如大陸賀歲片賣座，但是重溫侯孝賢那些散文電影，依舊會讓那些擅長所謂盛典的導演相形見絀。
《戀戀風塵》是侯孝賢早期的敘事，講述一對青梅竹馬的男女，打小並不自覺於所謂的愛情。後來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媽托付阿遠，「你要好好照顧阿雲，不要讓她變壞了，以後，好壞都是你的人」。聽著就溫潤的囑托啊。阿遠應徵入伍了，阿雲送給阿遠的禮物是一千零九十六個寫好自己地址姓名並貼好郵票的信封。結果是阿遠退伍之前，阿雲和天天送信的郵差結婚了。
看這個電影，我常常想起沈從文的小說《阿金》，一樣不可捉摸的命運，透出悲涼的黑色幽默。
電影的外景選在基隆山下的小鎮——九份；也正是這個電影，使這個寂寞無名的礦區，成為今日台北郊野的旅遊勝地。這是大陸旅遊團不會光顧的地方，我決定去這一陌生所在，是因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電影的男主角——阿遠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應與我同代，歲在中齡卻依舊如當年劇中人一般純淨靦腆，不似我這般頑劣。一個當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揚名的古鎮，卻絲毫沒有一點兒我們所習見的張揚，說話輕言細語，低調得生怕驚動了那個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廢棄的鄉村影院斷牆上，依舊懸掛著多年前那幅《戀戀風塵》的著名廣告——他扛著一袋米挽著阿雲行走在礦山的鐵軌上。但是已經沒有人還能認出，他就是那個不知將被命運之軌帶向何方的青年了。看著曾經的儷影，他低語說那個演阿雲的姑娘，後來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他這個當年電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麼不再繼續活躍於影視的名利場上。他說他就像那個男主角一樣，演完電影就去金門島服役了——這是當年台灣每個大學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門，愛上了運動和寫作，於是成為今天大報的體育記者，成為一個遠離鏡頭燈光的自行車漫遊人。
九份是日據時期一個廢棄的金礦開採區，至今仍保留著濃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著海市蜃樓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門臉都在經營著各色點心和特產，一樣的喧嘩卻有著迥異於內地古鎮的乾淨。我們去一個掛著《戀戀風塵》景點招牌的茶肆喫茶，古舊的桌椅恬靜的茶娘，木炭火上溫著的陶壺咕嘟著懷舊的氤氳。茶具和茶湯都那麼好，只許一個好字，似乎其他皆難以形容。
沒有人還能認出這就是當日少年，我們在兩岸各自老去；我們隔著幾十年的政治烽煙，艱難地走到一起，溫一壺中年的午後茶，像董橋所說那樣沏幾片鄉愁，然後再迷失在海峽的茫茫之中。臨別我說，我在雲南的古鎮茶肆，等你來騎車。我們多麼渴望這是一個沒有驅逐也不需簽證的世界啊，我們這些大地上的漫遊者，祖國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四
提到二十年前台灣《中國時報》的記者阿渡（楊渡），是我真正該要好好感謝和寫一寫的人物。一個文人像他那樣參與並見證台灣政局的巨變，本身就是一個大時代的傳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國際書展，書商的我曾經在傳說中劉亞樓的大宅院裡，主辦過一次冷餐派對，招待國際國內書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時隨著沈昌文、郝明義先生進來的。人與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個氣場。無論男女，我幾乎用鼻子都能聞出誰將是我的朋友或者敵人。於是，我們一見如故了，那時的他，似乎還是時報的總主筆。
職業使得他不時出入大陸，每來總要給我帶一瓶金門高粱；那是烈性燃料，總能在北京冬夜點燃我們的狂歡。那時台灣的媒體前輩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於京城。這個像古龍一樣的文俠頗負酒名，我們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廝殺，常常呈現出月黑風高的壯烈。阿渡是80年代的詩人，在台灣沒有解除戒嚴的時代，他也是著名的學領，經常組織民運反對專制，並因此頻遭打壓。
我們算同代人，對詩歌的激情往往帶來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對民主政治的參與熱情。我們都在80年代初從大學走向社會，而那時的大陸和台灣，都一樣處於鬆綁階段。他在那時就開始參與他們的「黨外刊物」運動，發起了向國民黨獨裁的挑戰，而我們那時，卻只敢油印詩刊吟風弄月。
阿渡遠祖早在清朝中葉就從福建移居台灣，他也該算台中出生的「原住民」，卻不是阿扁呂秀蓮的同志——雖然反獨裁的立場一致。台灣在各路人馬的推進下，蔣經國終於決定在1987年7月解除戒嚴。這標誌著獨裁執政黨在人民的施壓下，決定自行主導的和平演變開始。報禁黨禁頓開，炎黃子孫的一支終於邁向了真正劃時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時代的降臨，並不意味著民運戰士的退役。我曾經說過，民主是龍種，但也許會生出跳蚤。陳水扁時代的阿渡，我能想像他的苦笑和憤怒。連施明德這樣的民進黨人，最後都知道這不是他們曾經捨身追求的自由主義民主，阿渡這些和他們並肩戰鬥過的理想主義者，自然會再次成為髒污時代的批判者。
五
2006年台灣著名的「九九」倒扁運動爆發，民主再次顯示了它的自我糾錯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領百萬紅衫軍走向街頭，一場宣示以「禮義廉恥」為主題的群體行動，超越了藍綠陣營的黨爭立場。是啊，政客無禮義，似乎還能想像，到了無恥之時，那就一定會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時，我因如雲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電視畫面上，窺見了人群背後他的影子。他雖然只是一個清瘦的書生，一個在尋常日子裡謙卑得近乎羞澀的男人，但是他有緣站在大時代的前列之際，一定會是忠於理想的戰士。忠於純淨理想的人並沒有固定的敵人，沒有黨派之別，誰玷污一個民族的正義之夢，誰就是他的敵人。
果然，後來他選擇了重新支持他曾經的宿敵——國民黨以拯救夢想。馬英九先生銳眼灼灼，發現了這個合乎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親自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並很快簡任為文傳委主委。我們2008年在北京重逢時，他已經成功地幫馬先生打贏了選戰，被媒體譽為馬府的文膽。
多少文人的夢想都是輔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閣拜印實現生命的世俗價值。我向他恭賀並問他如何選擇出處時，他平靜得像只是參加了一次派對回來。他說他不打算入閣從政，我問為何，答曰從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來大陸找我喝酒了。多麼絕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這才是我輩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穫一個清明民主的時代，可以容下我輩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來，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傳統的。
早在1967年我們大革文化命之時，蔣中正先生決定要以一島之孤，賡續中華文化命脈。因而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總會，例由「總統」擔任會長，秘書長負責事務。到瞭解嚴時代，這個總會改為了民間社團法人，但會長依舊由歷屆「總統」擔任——但這已經不是政府組織了。馬英九入府之後，將秘書長聘書送到了阿渡面前。這時名稱已經被阿扁的「去中國化」時代改為了「國家文化總會」，出於對兩岸文化交流的興趣，他欣然接受了這一使命。也因為這一民間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和我推杯換盞了。
六
早在國民黨軍隊潰退彼島之時，就有知識界領袖胡適和政界高官雷震等聯手，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而金岳霖的弟子，我們鄂省鄉賢殷海光先生，正是憑借這個陣地，而成為50年代台灣的民運教父。
國民黨政府因為戰敗，覺得有必要控制意識形態和民眾生活而宣佈台灣戒嚴，這一可悲的軍管時代竟然長達三十幾年，可謂人類政治生活的奇觀。在那個時代，民運人士可以遭到軍事法庭審判，也因此發生了許多臭名昭著的判例。
比如出版書刊，台灣民間從來就允許，只是規定印刷出來之後要審查，違法了要懲處。如果還沒有裝訂成冊，軍警都只能等在印刷廠外面。80年代的阿渡他們搞「黨外刊物」運動時，就可以組織弟兄和軍警一起等在印廠外面，書刊一出來，雙方就開始像橄欖球運動一樣拼搶，搶到手的就拿出去私賣。根據兩岸的歷史來看，1987年之前並無本質差異。但是具體對待挑戰的做法，卻又有差別。1979年的台灣，曾經爆發了著名的「美麗島事件」，集會群眾在施明德、呂秀蓮等人的鼓動下，與軍警嚴重衝突。施明德是曾經在金門策劃軍事政變而被判十五年剛出獄的累犯，這次極有理由判死刑。但是蔣經國先生在海內外輿論影響下，終於決定公開審理，允許媒體現場報道和律師辯護，並邀請島內著名學者精英旁聽。陳水扁和謝長廷就是因為這次辯護而從此步入政壇的。
台灣「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就是旁聽者之一，蔣經國召見他詢問對此案的處置意見時，他斗膽直言雲——不宜流血，因為流血製造烈士，影響國際視聽。我們終究要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血流進土地，再也收不回來。要以德化怨，以理釋惑，以法制暴——就是這樣一些忠勇善良的幕僚的犯顏進諫，挽留了台灣的民主火種。
當我和阿渡踟躕在台北街頭，目睹艱難奮爭得來的看不見軍警的和平市井，遙望瀰漫的夜色我清淚盈眶。他們在那一審判之後四年多，就由李登輝特赦了所有無辜者。施明德拒不出獄，他不要特赦，他要宣判無罪，他們終於獲得了無罪改判。
七
淡水河是台北周邊的主要水流，據說有一道臨河小街蜿蜒在水岸邊，是一個休閒去處。南方社的於雯帶著我打了一個掛著台灣省車牌的的士徑奔而去，我想要去瞭解一下台灣獨立書店的運作狀況。
台北的的士司機似乎不少老人，好奇便一路閒話。他說在台灣沒有出租車公司，都是個體經營。只要不超過六十五歲，都可以去考出租車牌照，考到了便可以運營，而且政府不徵收任何管理費，甚至所有的稅全免。我問為何要免稅，那都去開出租，市場不亂了嗎？他說目前經濟不好，政府要解決就業率，於是就出台這些鼓勵性政策。至於都來跑出租也不可能，因為車多了，生意自然就下滑，大家就會退出，看來一切都是市場可以調節的。對他們而言，實在無法想像大陸那種把車牌發給某些公司，由公司再來盤剝司機的事情。淡水小鎮的河邊，坐滿了閒人。河水清且漣漪，排列了無數釣竿。滿街賣小吃的，地上卻一點兒污漬也無。一家小書店取名叫有河，就寂寞地坐落在一個鋪面的二樓上。沿著狹窄的樓梯上去，很小的空間裝置得十分雅致舒服。一看那些書，就知道這家主人的趣味——他們只賣文學、電影和生態旅遊之類的書籍，而且排滿了很多書店拒絕出售的詩集。
有河的老闆叫詹正德，也是個作家，其妻是詩人。一對神仙眷侶，就這樣偕隱在此古老河岸的尋常巷陌之中，收養著幾隻流浪貓，然後為這個世界越來越稀少的文藝讀者準備著過夜的食糧。我的書有幸也在他們案頭，他拿出一本請我簽名，令我內心溫軟。書架上也有不少大陸原版書，兩岸在藝文方面，其實原是可以彼此知音的。
獨立書店是區別於其他連鎖書店的一種個性賣場，早在戒嚴時期就為台灣的民運發揮過巨大作用。他們的貨源純粹來自自己的採購，不接受那些中盤商的配送。台灣人口太少，書業不算太興旺。最大的誠品書店連鎖，倒是遊人如織。以人口比例來看，比大陸愛書的人還是要多一些。因為人人皆可登記出版社，一些社有好的選題就出，沒有就閒著，倒也不存在格外的虧損和債務。
坐在有河書店的露天陽台上，端著一杯濃香的咖啡俯瞰逝者如斯的河流，內心忽覺悵然。故國河山無數類似的古鎮水涯，都曾容留過我的倦足。滄浪之水，清濁有別，而河清海晏的日子，我們卻至今未曾見著。
八
羅大佑率領的縱貫線組合從台北首演出發，在世界巡迴一年之後，剛好又回到台北做最後的告別演唱。然後，他們就解散了。我們這一代是唱著羅大佑的歌走過來的，阿渡說——我們也去告別一下這個時代吧。於是我們就坐上了嘉賓席。
像這樣的流行音樂演唱會，一般來說都是年輕人的盛宴。但是那夜，我看見主要的座席，多是被中年夫妻佔據著。許多阿渡的老友邂逅於此，彼此寒暄彷彿共同在揮別青春軒昂的歲月。我看見他帥氣沉穩卻已鬢角染霜，想像當年這個台中山區的農家孩子，也曾有過和我一樣的苦難童年。那時他父母因為負債欠稅而不得不四處躲藏，甚至母親也曾入獄，他不得不小小年紀就提籃探監。
他的青春時代是左翼的自由主義者，當我們在此岸偷偷閱讀胡適之時，他在台北的獨立書店和圖書館到處尋找《資本論》和魯迅。我們都懷抱著改造世界的夢想去都市求學，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詩歌作為最初的壯陽藥。
羅大佑的一些老歌，時不時讓我鼻根發酸。童年沒了，隔壁班的小女孩沒了，皇后大道東依舊還遊行著手捧燈盞的紀念或抗議隊伍。龍應台先生一句話——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面對此語，稍有人味的就知道該為如此強國而臉紅。
縱貫線演出結束，大家興猶未盡，便去街邊夜酒。「縱貫線大哥」在台灣幾乎是家喻戶曉的黑幫詞語，專指那些超幫派南北通吃的角頭大佬。剛才張震岳不時在台上說，跟著幾位縱貫線大哥走世界很有趣，學到了很多東西。台上台下就一起會心地笑。恰好和我對酌薄酒的一位兄台，就是前著名大佬。看他儒雅談吐，端坐如山，隱然另有一份江湖舵爺的厚重，問起來竟然也是台大的出身，不禁心生敬意。一晃都到了白髮江湖憶舊遊的時光，眼前的江湖還在，而心底的江湖卻漸漸冰封了，剩下的似乎只是無邊的寒意蕩漾。
九
次日就要辭別台灣了，書展的沙龍活動安排了我和阿渡的一個對話，香港作家老友陳冠中、「自由亞洲電台」梁冬兄等皆來捧場。邂逅了梁文道和台灣著名作家張大春，彼此一番惺惺相惜；感謝梁兄在節目中推介拙著，相約北京酒聚。有時常想，這個世界其實真小，該要相識的注定就要相逢。
晚上的餞行酒局在一個深巷小店裡，阿渡說這是全台北最好的滷肉飯吃點，他前些日帶馬悅然也是在這裡大快朵頤。滷肉飯是台灣的一種民間美食，味道確實不錯。書展基金會主席林載爵先生和大獎評委陳浩兄也來對酌，我的老友台灣出版界大佬郝明義也坐著輪椅趕來，陳冠中和胡忠信以及時報的楊澤兄皆一起來湊興。一番觥籌交錯，我不禁有了幾分薄醉。
宴罷酒興未闌，大家又一起去鄰家一個朋友的獨立書店青康藏書房品茶。主人何新興也是性情中人，再開兩瓶紅酒火上澆油。這樣的燕聚，也算是民間的兩岸三地吧。因為一場文字緣，就這樣五湖四海地會合了。那一刻，在我們心中，應該早已沒有那道傷口般的海峽了。
別了，台北；別了，民國。梁園雖好，我只是過客。我不想留下，雖然你是我外祖大舅流血奮鬥過的社會。正如英國詩人彭斯詩雲——我的所愛在高原，這裡沒有我的心。我的祖墳猶在，我的慈母未回，我今生今世就算是在長夜守望星星，我也要等到黎明。
我毅然走向機場的時候，加繆的聲音從天空隔著一個世紀傳來：流放者終將歸來……為的是重新經受考驗並且得到他應該擁有的東西——他田畝裡的微薄收入，對這塊土地的短暫愛情。從一個人誕生開始，他就必須留下時代和他青春的狂怒……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我們必將重造一個什麼也不驅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