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我在鄂西利川一中應屆畢業。半年前，這個國家剛剛恢復高考，每天彷彿都在發生大事。而在此之前，我還在考慮到何處下鄉——而且開始情竇初開的悲慘早戀。那時的人似乎都很單純，首先是女同學把我的情書上交給了學校，然後是天天寫檢討到校辦罰站，之後是父母責罵毆打，最後是我自殺未遂。
醒來後為了表示我仍是個不甘墮落的青年，更為了心中那點自尊和硬氣，我確實咬破手指寫了個血書。一行字——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為人。
那年，我16歲。
結果通知書下來，全校文科只考取了我一個。但悲哀的是，僅被錄取到了華師恩施分院（改了四次名後，現在叫湖北民族學院）。於是，我拒絕去。家父怕我次年連這個也考不上，派人把我押解去了。因為與夢中的大學失之交臂，我很早就變得頹廢而墮落。
三年的詩酒孟浪很快結束，畢業分回利川教育局。在山中小城打架結社，經常醉臥街頭被清晨掃街的人喊醒。20歲左右的我，幾乎很清醒地看見了我可悲的結局——從科員到副股長到股長到副科長到科長。最後的悼詞是——該同志把一生獻給了山中教育事業，享受副縣級待遇埋進關山陵園。
那時，誰要提起「武大」二字，我就會生出腆臉賴活的羞愧。
二
應該說我的武大夢始於少年。那時雖然流行讀書無用論，全國都在學張鐵生和黃帥，但知書識禮的外婆卻一直在對我進行理想教育。她來自江漢平原，也算書香門第，在那個知識有罪的年代，她似乎早已窺見了這個國家的未來。她所瞭解的只有武大，於是我也相信那就是唯一高貴的學府。更重要的是她的一個侄兒，我們喚作大伯的那個傳說中的奇人，就在那裡任教。準確地說正是這位大伯，更加激起了我對這所遙遠大學的嚮往。
從1979年起，我即開始了與獨身的大伯的頻繁通信。他結束「右派」生涯後調到武大主編《美國當代哲學研究》，不斷地從武大圖書館給我借寄各種那時山裡沒有的書。我工作後假期常去陪他。他是40年代初的武大地下黨學生，蘇雪林的弟子，談起母校來自然如數家珍。那時，武大剛好進入輝煌的劉道玉時代，大伯不斷給我講學校的各種變化，鼓勵我來考研。我知道我外語不行，大概是沒有機會來傳承大伯的衣缽了。
那時，祖慰寫了個報告文學叫《快樂學院》，記錄的正是劉校長和一群優秀學生的故事，確實讀得我心潮澎湃充滿艷羨。那時真未想到幾年後，我與這些神話般的人物，會有緣成為一生的知交，彷彿老天要幫我了此夙願。1985年大伯緊急來信，告訴我劉校長決定開招插班生，讓我火速備考。渾渾噩噩的我，終於看見命運的轉機在向我招手了。
考試分為文化課和社會業績。文化課我自然不怕，但業績是看已經發表的作品。我是所謂「地下寫作」的出身，變成鉛字的有限，兼之只寫詩，多半比不贏那些寫小說的。幸好中文系主任白嶷岐先生和教務處領導於可訓先生青眼相加，為我說項。1986年，我終於成為中文系七個插班生之一，走進了珞珈夢鄉。
三
所謂插班生，即按專科生身份直接插進三年級，讀兩年，修滿125個學分，拿武大本科學位。真正吸引人的是，一切享受同等待遇，檔案調進學校，畢業重新分配——在那個年代，這就意味著是對人生洗牌再開新局的機會。否則，在人事和戶籍制度奇嚴的當日，走出深山，還真只是一個遙遠的夢。
插進三年級是指聽課，在管理上則七個人單獨編班，由丁忱先生做導師。丁先生是黃焯先生的關門博士弟子，章黃學派第四代傳人，專治音韻訓詁。我入學前在此方面有點基礎，參與點校《黃焯文集》還能略盡微薄，所以先生對我向來寬容。應該說，當時劉校長所形成的校風，即是自由和寬容。
80年代的武大，確顯生機勃勃。各種講座，各種學生社團活動，一大批活躍的中青年教師，吸引著莘莘學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導的易中天、於可訓、趙林、鄧曉芒等，當時還都是講師。由於我們可以跨年級跨專業選修，凡是好聽的課，我們皆趨之若鶩。老師對我們這些已婚學生，多少有點法外開恩另眼相看——行動更顯自由一些。那時的師生關係也比較好玩，似乎猶存民國大學的流風遺韻。比如趙林先生下午講社會心理學，中午就跑到我寢室來，開個午餐肉，我們就對酌幾兩，然後再飄然去上課。櫻花時節，導師會帶我們六男一女去遊湖，然後詩詞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遊詩同時發表在晚報上，先生看見後，專門跑來對我說——還是你寫得更有詩味。
入學未久，我就受一家雜誌委託，隨隊採訪長江漂流。一走個把月，鎮日漂在江上，系裡卻毫不為難。我選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體學，只交作業，未去上一回課，同學告訴我，每次沈先生都會問——那個野夫來沒？我有些惶恐，結業考試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詩詞，我決定去面交並請罪，結果先生卻說——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執教二十幾年來古代文體寫得最好的學生。這樣胸懷的老師，你無法不肅然起敬。
我有個師兄王梓夫來自北京人藝，我們倆同時選修了一門話劇藝術課，講課的是位滿頭銀髮的老先生。因為講課舉例多采自人藝的劇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課休息都要過來問——我講得對不對，你多指點。這種大學者的虛懷若谷，害得梓夫不好意思再去聽課。
於可訓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時就算是中文系的王牌講師，卻是一點兒架子沒有。于先生經常邀我去家裡喝酒，談些課堂上不便講的話題。他是治當代文學的，國內的名作家多與之過從甚密，儒雅的外表裡，卻有著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則對我知遇多年，兩年寒窗，與這些師長結下的竟是一生的勝緣。
四
因為是劉校長改革創新招生制度，破格把我們從社會打撈出來的，所以許多人視我們為武大的「黃埔系」，當然，校長也有幾分偏愛。每學期初，會集中各系的插班生開個座談會，校長親自來訓話。其他系的人數更少，但更是人中龍鳳，多是各地樹立的自學成才楷模，能被校長改變命運，心中無不充滿感激。從今天的發展來看，多數人皆成了高知高幹或高管，應該說，沒有武大，也許大家還在混跡於泥塗。
校長對我的關愛，則可用天高地厚來形容。畢業後有幾年，我曾經墮入人生的真正低谷。校長不斷來信給我鼓勵，甚至帶著幾個博士來探望，贈書送藥，救我於絕望之淵。
當然，學校也有少數員工師生，對插班生是略有微詞的，尤其對中文系。他們的理論自然是認為大學並不需要培養作家，總覺得這些散漫無行的所謂文人，不過是來混文憑的。臨到畢業，都要論文答辯，不免有人想看笑話。我的論文導師是白嶷岐先生，選題則是「周作人晚期思想管窺」——我為這個著名的漢奸做了篇翻案文章。我私下先拿給於可訓先生評估，於師內心比較認同，但擔心太偏離主流話語，是否會在答辯時被發難。結果白先生竟然也認可，論文遂得以順利通過，後來還公開發表在南方一份大學學報上，算是未負武大兩年諸位恩師的錯愛。
畢業分配時，正好海南建省。我因不想待在湖北，同時也想趕所謂特區的潮流，便向系裡提出要求，希望能分到瓊島，或者就是西藏。系裡盡量成全我們的夢想，於是1988年我又成了第一批趕海人之一。以後的命運則似波峰浪谷，幾乎遍歷了人間的五味百苦，此處就不再贅述了。但無論怎樣的沮喪困頓，回憶起在武大結識的諸多師友，總覺得背後還有力量，還在支撐著我去面對悲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