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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沒的宮城

近代的文化人看南京,常常會不自覺地帶著唐宋士大夫的目光,眼界所及,無非六朝金粉,一如劉禹錫和韋莊詩中的衰颯之景,似乎這裡從來不曾有過一個赫赫揚揚的明王朝。他們徘徊在明代的街巷裡尋找王謝子弟華貴的流風;撥開洪武朝的殘磚碎瓦搜求《玉樹後庭花》柔婉的餘韻。其實,他們只要一回首,明代的城牆便橫亙在不遠處的山影下,那是舉世矚目的大古董,一點也不虛妄的。作為一座城市,南京最值得誇耀的恰恰是在明代,它的都市格局也是明洪武朝規模建設的結果。因此,近代人看到的南京,實際上是一座明城,在這裡訪古探勝,亦很難走出朱明王朝那幽深闊大的背影。

那兩年,我在南京大學的一個進修班掙文憑,住在離學校很遠的後宰門。宿舍是大家湊份子租來的,「頂天」的一層樓統包了。開學第一天,大家正忙著洗掃收拾,忽聽到一個南京本地的同學在陽台上叫起來:「這下冤了,把我們打進冷宮了。」起初我不曾介意,以為他是衝著校方發什麼牢騷。等到跑上陽台,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心頭便不由得打了個冷顫:天,竟有這麼巧的!

沒錯,這裡大體上就是明代的冷宮,而西南邊不遠那片煙樹蔥蘢的所在,便是明故宮的前朝三大殿——自然已經是廢圮的了。我由於關注過明代的史料,對明故宮的大體格局還算比較熟悉。可以想見,六百多年前,這裡曾浸透了多少深宮女子的血淚,在那一個個幽冥的靜夜,當知更太監懶懶地用檀木鎯頭敲擊著紫銅雲板時,這掖庭東側的角落裡,該是怎樣的落寞淒涼。

當然要去看看明故宮。

當年朱家皇帝面南而坐的金鑾寶殿,現今連廢墟也說不上了,只剩下幾許供人憑弔的遺跡,綠樹茂草,遊人依依,一派寧和的秋景。那巨大的柱礎和斷裂的青石丹墀,使人想起當初宮宇的壯麗崇宏,也給人以無法破解的疑團:以六百多年前的運輸條件,這樣的龐然巨物是怎樣從產地運往宮城的呢?唯一可以看出點立體輪廓的是金水河前的午門,但上部的城樓也已殞毀,現存的只有城闕和三道門洞,中間的一道是供皇上通行的,巨石鋪就的御道被車輪碾出了深深的印跡,不難聯想到當初鑾駕進出時,那種翠華搖搖的威儀。午門前還應該有一個廣場,所謂的「獻俘闕下」大抵就在這裡,但那樣的場面不多。更多的場面是殺人,在舊小說和傳統戲中,每當「天威震怒」時,常常會喝一聲「推出午門斬首」的,自然是極刑了。但平心而論,在明故宮的那個時代,因觸犯朱皇帝而被推出午門殺頭,實在算得上是一種優待。那時候殺人的花樣多的是,抽筋、剝皮、閹割、凌遲,甚至用秤桿從下身捅爛五臟六腑,總之不能讓你死得那麼爽快。最常見的是捺倒在地,辟哩拍拉一陣死打,直打成血肉模糊的一堆,稱之為廷杖。而相比之下,「喀嚓」一刀便了結性命,無疑是最舒服的了。因此,臨刑的那位跪在階下高呼「臣罪當誅兮謝主隆恩」時,那感情可能是相當由衷的。

這就是明故宮,一座因殺人無數而浸漫在血泊中的宮城,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從南方起事而威加海內的封建王朝的定鼎之地,如今卻只剩下一片不很壯觀的遺跡,陳列在懨懨的秋陽下。

出明故宮遺址公園,遙望東去僅一箭之地的中山門(明代稱為朝陽門),我心中不由得升上一團疑云:皇城這樣鱗次櫛比地緊挨著外城門,這於防衛無疑是一大禁忌,即使在當時,若用火炮架在城外,也是可以直接威脅大內的。那麼,公園出口處的石碑上,關於明故宮不止一次地罹於兵火的記載,自然是與此有關的了。但令人費解的是:朱元璋是馬上得天下的開國之君,以他的雄才大略,當初為什麼竟疏於考慮呢?

公元1368 年,寂寞了差不多四百年的應天府又風光起來。自從南唐後主李煜在這裡倉皇辭廟以後,這座城市便一直不曾被帝王看重過,他們來到這裡大多只是暫時駐蹕,歇歇腳,對著六朝遺物發幾句感慨,然後又匆匆忙忙地啟駕離去。在他們看來,這兒的宮城裡充滿了兵氣和血光,歷來在這裡停留的王朝沒有一個不是短命的。南宋初年,那麼多的大臣要皇上在這裡建行都,「撫三軍而圖恢復」,但鬼精靈的趙構最終還是跑到臨安去了。如今,一個束著紅頭巾的草頭王卻看中了這裡,他要在這裡長住下去,定都稱帝。這個其貌不揚,臉盤像磨刀石似的黑大漢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他是從淮北皇覺寺的禪堂裡走來的,帶著滿身征塵。當然,和差不多所有馬上得天下的開國帝王一樣,也帶著一股王霸之氣,這一點,只要隨便看看他寫的那些打油詩就可以知道了:

百花發時我不發,

我若發時都嚇殺。

粗豪到了蠻不講理的程度,也不能說沒有一點氣韻。再看:

殺盡江南百萬兵,

腰間寶劍血猶腥。

幾乎是瞪著眼睛吼出來的,活脫脫一個山大王的形象。現在,你看他站在鍾山之巔,朝著山前的那片曠野作了個決定性的手勢,作為帝祚根基的皇城就這樣圈定了。

毋庸置疑,在當今皇上的這個手勢背後,支撐著一種洋洋灑灑的自信。自漢唐以來,歷朝都城皆奉行「皇城居中」的格局,這既符合帝王居天地之中的封建倫理信條,又有利於現實的防衛。而現在,他手指的那個地方緊挨朝陽門內,偏於舊城一隅,一旦敵方兵臨京師,坐在乾清宮的大殿裡也能聽到城外的馬蹄聲。這些年來,朱元璋打的仗不算少,有好幾次幾乎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因此,對皇城的防衛問題,他不能沒有深遠的戰略考慮。不錯,皇城偏於一隅,於防衛是一大禁忌,但古往今來,有幾個王朝是靠皇城的堅固而長治久安的呢?大凡讓人家打到了京師腳下,這個王朝的氣數也就差不多了,即使據皇城而固守,又能苟延多少時日?在金陵作為京師的歷史上,這座城市從來就像紙糊一般的脆弱,艷情漫漫,血海滔滔,一旦強敵迫境,大都一鼓而下。只有南梁侯景之亂時,梁武帝固守台城,撐了一百多天,但最後還是沒有守住,梁武帝倒始終沒有退出宮城——他餓死在裡面。到陳亡以後,隋文帝楊堅害怕南人再起,一把火燒了六朝宮闕。其實他也太多心了,一座宮城能頂鳥用?

在中國的歷代宮城中,明故宮的擺佈具有相當的特殊性,防衛高於一切的主導思想被淡化,「皇城居中」的傳統格局遭到摒棄——雖然朱元璋的子孫後來遷都時,又把宮城嚴嚴實實地藏到了京師的中心。但至少在洪武初年,當朱元璋站在鍾山上規劃宮城時,他顯然對刀兵之爭看得不那麼重要。他有這樣的氣魄。

那麼,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聽聽宮城上的「畫角吹難」。

據明人朱卬《三余贅筆》、董谷《碧裡雜存》等史料記載,明宮城建成後,每天五鼓時分,朱元璋便派人在譙樓上一邊吹著畫角,一邊敞喉高歌。畫角是一種古老的樂器,其聲激昂曠遠。歌詞凡九句,起首三句為「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史家稱為「畫角吹難」。可以想見,站在譙樓上的當是一位老者,聲調嘶啞而蒼涼,帶著一種穿透力極強的滄桑感。那旋律也許不很複雜,但反覆強調的「難難難」卻不屈不撓地浸漫得很遠。寒星冷月,萬籟俱寂,「畫角吹難」顫悠悠的尾音在熹微的曙色中抑抑揚揚,有如歷史老人深沉的浩歎。

這聲音傳入簾櫳深重的後宮,君王驚醒了,他把溫柔和纏綿留給昨夜,抖擻精神又坐到龍案旁。當他用握慣了馬韁和刀劍的手批閱奏章時,這位開國雄主又似乎不那麼自信了,你聽那九句歌詞,前三句就有四個「難」字,這皇帝也不好當呢,特別是開國皇帝更不好當,馬上得天下而又不能馬上治之,他不敢有絲毫懈怠。全國大大小小的政務,他必要親自處理,不僅大權不能旁落,連小權也要獨攬,那宵旰操勞的身影,該是何等疲憊?請看他自己記敘的一件瑣事:

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朕命中書郎王敏立而誦之, 至字六千三百七十,未睹五事實跡。於是撲之。次日深夜中, 朕臥榻上,令人誦其言,直至一萬六千五百字後,方有五事實跡,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聽至斯,知五事之中, 四事可行,當日早朝,敕中書都府御史台著跡以行。吁,難哉!

也真是難為皇上了,一篇萬言書,讀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後,還沒有聽到具體意見,說的全是空話,於是龍顏大怒,把上書人打了一頓。但萬言書還得看下去,累了,躺在床上聽人讀。到了一萬六千五百字以後,才涉及本題,建議五件事,其中有四件是可取的,即刻命令主管部門施行。本來用五百字就可以說清楚的事,卻囉囉嗦嗦地說了一萬七千字,惹得朱元璋一怒之下打了人,後來又承認打錯了,並表揚被打的人是忠臣。在當時的條件下,一切政務處理、臣僚建議,都得用書面文件的形式上奏下諭,當皇帝的一天要看多少文件?「吁,難哉!」這歎息中透出一種與攻城掠地的雄健完全不同的疲憊;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謹慎;一種憂危積心日勤不怠的自覺。這歎息出自一位有作為的帝王之口,便相當流暢地演繹為每天清晨譙樓上的「畫角吹難」。歌吹嗚咽婉轉,沸沸揚揚,越過王公貴族的朱紅府第和苔蘚濕漉的尋常巷陌,於是舟船解纜了,車輪驅動了,炊煙升騰了,市聲人語在霧露凝滯中嫩嫩地擴散開來……

但「畫角吹難」畢竟只是一種相當形式主義的宣傳,譙樓上浪漫色彩的歌吹也不可能傳遍王朝的每寸疆土。實際上,朱元璋更注重鐵的手腕,他狠狠地把玉帶撳到肚皮底下——據說這是他殺人的信號——於是午朝門外人頭滾滾,瀰漫著一片血腥氣。

歷史上有哪一個王朝不殺人呢?特別是一個新王朝開始運轉的時候,總是需要足夠的人血作為潤滑劑的。戰場廝殺、自相殘殺、謀殺、冤殺、自殺、誤殺、鬼鬼祟祟背後捅刀子殺、明火執杖堂而皇之地殺、為了借幾顆人頭作交易而閉著眼睛殺……殺殺殺,直殺得血雨飄零,浸潤了厚厚一本史書。但翻開這本史書,明故宮恐怕算得上是殺人最多的宮城,這一點,連朱元璋的大兒子皇太子朱標也看不下去了,多次勸父親刀下留人。朱元璋聽煩了,把一根棘杖扔在地上,叫兒子拿起來,見兒子面有難色,朱元璋當下有分教:「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這些刺給你砍掉,再交給你,豈不是好?」

朱元璋扔在地上的那勞什子,無疑象徵著朱家王朝的權杖,而他眼中的「刺」則不外乎三種人:勳臣貴族、貪官污吏和知識分子。他認為正是這三種人對朱家王朝構成了現實和潛在的威脅,因此要大殺特殺。僅在所謂的明初「三大案」中,倒在血泊中的死鬼便有十數萬,流放者更加不計其數。平心而論,這中間確有該殺的,但殺得這樣濫,這樣殘酷,這樣不分青紅皂白,這樣株連滅族瓜蔓抄,卻不能不歸結於一種心理變態。這一殺,開國元勳和軍界勇武幾乎無一倖免,稍微有點名氣的文人也差不多殺光了。青年才子解縉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當時朝野噤聲,每個人的頭上都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要了自己的腦袋,他居然敢於上萬言書,對殺人太濫提出批評,所謂「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生殺」,這話說得夠重的了。但朱元璋看了,反而連誇:「才子,才子!」在文字獄的羅網和大屠殺的恐怖氣氛中,解縉何以能這樣如魚游春水呢?當然,他有才氣,在文壇上有影響,這是本錢。但比他才氣大影響大的人(如「吳中四傑」的高啟、楊基、張羽、徐賁),不是照樣做了刀下之鬼嗎?這實在是很值得玩味的。據說,一次朱元璋在金水河邊釣魚,半天也沒釣到一條,令解縉賦詩解悶。解縉應聲吟成七絕一首,其中後兩句為:「凡魚不敢朝天子,萬歲君王只釣龍。」這種馬屁詩實在蹩腳透頂,特別是出自於才華橫溢的解縉之口,實在令人赧然,但朱元璋聽了很高興,這就夠了。中國的文人——特別是明清以來的文人——就是這般可悲,你得先學會保護自己。一般來說,解縉是個相當狂放亦相當富於正義感的人,絕非吹牛拍馬、趨炎附勢者流,他那種只圖博取君王一笑的幫閒馬屁之作,大抵不會收進自己的文集,也不會示之於圈子內的文友,這點廉恥感和藝術良心他還是有的。《明史》中說他「才氣放逸,工詩文」,其根據也肯定不會是這種馬屁詩。但問題是,沒有這種馬屁詩,他能上萬言書批評時弊嗎?他能搞自己那些成名成家的「純文學」嗎?他能活到若干年後主持編纂中國文化史上破天荒的煌煌巨製《永樂大典》嗎?這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悖論:文學的前提是偽文學,而正義感的伸張則要以拍馬屁作為代價。中國的文人就在這種悖論的夾縫中構建自己的文化人格。這樣的時代,文人可以坐在書齋裡勘誤鉤沉做學問,也可以根據民間傳說和話本編雜劇、寫小說(例如羅貫中和施耐庵那樣),卻絕對出不了真正的詩人。真正的詩人,絕對需要心靈的解放和個性的恣肆張揚,因為詩說到底是一種生命的符號,詩情的勃動,有如早春初綻的花瓣,每一點微小的翕動都極其敏感而嬌憨,「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那肯定不消生受。因此,詩往往最直接地體現了一個時代的氣象。李白仗劍浩歌,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而即使像蘇東坡那樣的浪漫派大師,從他雄奇豪邁的行吟中也不難發現宋王朝衰微的陰霾。可以斷言,一個讓文化人謹小慎微,整天戰戰兢兢地仰視政治家眼色的時代,是斷然出不了大詩人的,它只能出小說家、戲劇家和學者。而詩人解縉恰恰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另一個叫袁凱的詩人採取的方法和解縉不大相同。這個少年得志、以一首《白燕》詩走上詩壇、從而被人們稱為「袁白燕」的怪才,為了逃避朱元璋的迫害,只得假裝瘋癲,自己用鐵鏈鎖了脖子,整天蓬頭垢面,滿嘴瘋話。但朱元璋還是不相信,派使者去召他做官,卻見袁凱趴在籬笆下大嚼狗屎。使者據以回報,才不曾追究。其實這一回朱元璋受騙了,原來袁凱料定皇帝要派人來偵察,預先用炒麵拌糖稀,捏成段段撒在籬笆下,好歹救了一命。但作為詩人的袁凱卻永遠地消失了,消失在封建專制的羅網下。一個脖子上套著鎖鏈,滿口瘋話的詩人,縱有曠世才華,也絕對寫不出詩來了。與之相比,當年的陶淵明倒是幸運得多,他不願為五斗米折腰,家門前的竹籬下還有一方屬於自己的天地。你看,「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生存空間有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文化空間也有了,他的田園詩也因之寫得相當精緻,還有什麼不愜意的呢?而到了袁凱這個時候,竹籬下早已失卻了清新閒適的意趣,零落蕪穢,一派陰森肅殺之氣。那根血跡斑斑的鐵鎖鏈,不光是套在袁某人的脖子上,而是套在一個時代,套在整整一代中國文人的脖子上。

一個詩人,就這樣瘋瘋癲癲地走在大明的京城裡,腳下是六朝碑板(朱元璋曾下令用六朝碑板鋪街,以致「城內自夫子廟以外絕無宋元之碑刻」),這是一種多麼驚心動魄的奢侈!真草隸篆,琳琅滿地,走在上面,每一步都踩著一截歷史、一闋綺麗風華。遠處的宮城在煙雨淒迷中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影子,景陽鐘響起來了,是不是又要殺人呢?

冤死在宮城下的還有一些女人。在一個男性的世界裡,她們大都因為是罪臣的家屬而株連被禍的。但有時也不盡然,例如有個叫碩妃的女人——她自然是當今皇上自己的家屬了——也死得很慘。她的罪過是為朱元璋生了個兒子,朱元璋算算妊娠期只有八個月,懷疑不是龍種,但又僅僅是懷疑,查無實據,只得採取雙重標準,兒子還是承認的,老婆卻被打入冷宮,受鐵裙之刑。今天我們已無法想像鐵裙是一種什麼刑具,而一個女人日夜穿著鐵裙將是什麼滋味,反正碩妃被活活折磨死了,她留下的那個兒子叫朱棣,幾十年以後,他率領大軍攻進了南京城。

他當然不是來為母報仇的,因為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庶出,「朕,太祖高皇帝嫡子也。」他到南京來是為了爭奪皇位,而當時的皇帝是朱元璋的孫子建文帝朱允炆。這場朱家叔侄之間的戰爭史稱「靖難之役」。結果侄子失敗了,在宮城的一片大火中,建文帝不知所終。朱棣堂而皇之地登上奉天殿,改元永樂——僅從這個年號,就是足以令人想起中國歷史上許多大事的。

作為悲劇人物的建文帝,其下落一直是歷史上撲朔迷離的疑案。說法頗多的是,他並沒有在大火中燒死,而是從地道出了城,流落川康雲貴當和尚去了。前兩年,我又看到某學者的兩篇考證文章,說建文帝出家的地方就在蘇州附近的穹窿山,旁徵博引,言之鑿鑿。這樣的結論即使從史料角度能自圓其說,也根本有悖於人物的性格特徵。試想,蘇州南京近在咫尺,建文帝居然就在朱棣的眼皮底下悠遊了幾十年,如果真有這樣的膽量,當初何至於失敗得那樣一塌糊塗?一般來說,後世的文人對建文帝傾注了相當大的同情,這個性格仁柔的皇太孫登基以後,從科場中起用了一批儒生,試圖對朱元璋的「嚴猛之政」有所調整,但因此也激化了和分封在各地的一大群叔叔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說到底是江南文人集團和貴族親王軍事集團的矛盾,結果是,文人的清談敵不過藩王的鐵甲長戈。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倒霉的永遠是文人。

朱元璋當年的那種心態現在又輪到朱棣來體驗了。進入南京以前,他還比較自信,因為在軍事上他比較有把握。但自從跨入皇城的那個時刻開始,一種危機四伏的感覺便時時侵擾著他,皇帝也不好當呢,特別是一個背著「篡」字的皇帝更不好當。心理上的虛弱往往轉化為手段的殘酷,還是老辦法:殺人!

殺什麼人?殺文人。

中國的文人又面臨著新的一輪屠殺。所不同的是,洪武年間的文人面對屠刀一個個都想躲,他們或裝傻賣乖,或遁跡山林。但躲也難,終究還是丟了腦袋。這次卻一個個伸著脖子迎上來,有幾個甚至身藏利刃與朱棣以死相拼(例如御史大夫景清、連楹),因為建文帝對他們有知遇之恩。文人其實是很脆弱的,他們容易受寵若驚,容易因一句「士為知己者死」的古訓而豁出去。本來,在戰場上和朱棣拚死作對的是武人,但武人反倒比較聰明,誰勝誰負,橫豎都是姓朱的當皇帝(用朱棣的話說:「此朕家事。」),因此,勢頭不對,乾脆倒戈迎降。只有魏國公徐輝祖象徵性地抵擋了一陣,然後跑進父親徐達祠中靜觀事態。他不怕,家裡有老皇帝當年賜的「鐵券」,可以免死;自己又是朱棣的「孩子他大舅」,估計朱棣也不會拿他咋的。這樣,剩下的便只有一群認死理的文人,等著吃人家的打擊報復。

朱棣的打擊報復毫不含糊。作為建文帝股肱重臣的齊泰、黃子澄皆磔死——關於這個「磔」,我不得不翻了一會詞典,才弄清是由秦始皇那時候的車裂演化而來的一種酷刑。全國知名度最高的大學者方孝孺誅十族。禮部尚書陳迪一家被戮前,朱棣竟然將其幾個兒子的舌頭和鼻子割下來炒熟,強塞給陳迪吃,還喪心病狂地問他「香不香」……

午朝門前這些血淋淋的場面實在過於陰森恐怖了,那麼,把目光移向冠蓋雲集的朝廊,看看御案上那些堂皇的聖旨吧。

副都御史茅大方被殺後,其妻張氏年已五十六歲,仍被發送教坊司「轉營奸宿」,不久死去。有關方面負責人奏請處理,朱棣下旨云:「著錦衣衛吩咐上元縣抬去門外,著狗吃了,欽此!」

齊泰的妹妹和兩個外甥媳婦及黃子澄的妹妹,也被發送教坊司。四名無辜婦女,每天被二十多條漢子看守,都被輪姦生下孩子。有關方面又奏請旨意,朱棣下旨云:「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個淫賤材兒,欽此!」

原北平布政使張昺的親屬被押赴京師後,朱棣下旨云:「這張昺的親是鐵,錦衣衛拿去著火燒。」

當然又是「欽此!」

這種流氓氣十足的醜行穢語,竟然出現在堂堂正正的紅頭文件中,實在令人毛骨悚然。我們不知道朱棣在寫下這一個又一個「欽此」時是一種什麼心態,他濡濡墨,望著宮城巍峨的殿角,或許有一種報復狂的快感和勝利者的洋洋自得。「欽此」,君王瀟灑而果決地在杏黃色的桑皮紙上筆走龍蛇;「欽此」,宣旨太監那充分女性化的嗓門在宮城內拖著尖利的尾聲;「欽此」,帶著鐵環的鬼頭刀在夕陽下劃出一道道血色的弧線……

「欽此」代表著一種為所欲為而不可抗拒的權威。

但至少有一個女人對這種權威提出過挑戰。

她是朱棣的「孩子他阿姨」,也就是中山王徐達的小女兒徐妙錦。朱棣的妻子徐氏早亡,他看中了小姨子,這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徐妙錦偏是個有思想有骨氣的女人,她對朱棣的人格極為反感。朱棣的「欽此」可以遮天蓋地,卻遭到了一個女人毫不含糊的拒絕,潑皮無賴相立時暴露無遺:「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婿?」意思很明顯,天下都在我的手裡,你不嫁給我,還有誰敢要你?這種訛詐當然是很現實的。好一個徐妙錦,當下鉸去滿頭青絲,走進了南京聚寶門外的尼姑庵。

對徐妙錦的抗婚顯然不應作過高的評價,她不是祝英台和劉蘭芝,甚至不是在金兵薄城時毀家紓難的李師師。在她出家為尼的動機中,摻雜著眾多的政治和個人恩怨的情緒因素。例如,她大抵是從封建正統觀念出發,對朱棣的奪位持激烈的否定立場;例如,她的父親徐達實際上是被朱皇帝以一盆蒸鵝賜死的,她的長兄徐輝祖也因抵抗燕師入城而被削爵幽禁,鬱悒而死;例如,朱棣是她的姐夫,她從姐姐那裡有可能知道一個表面堂皇的形象的另一面,等等。而所有這一切深層次的情緒積累,都因浸漬了午朝門外過多的鮮血而膨脹發酵,促成了一個貴族少女的終極選擇。為了逃避那座充滿了血腥味的宮城,她義無反顧地走進了青燈古佛的庵堂。

宮城內外的血腥味,朱棣自己也感覺到了。在這裡他殺人太多,積怨太深,冥冥之中總見到一雙雙怨忿的眼睛包圍著他,他要衝出這種包圍。於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出巡、親征,把宮城作為一堵背影冷落在身後。對這座江南的宮城,他有一種本能的隔膜感,雖然這裡是父親的定鼎之地,但他自己的事業卻是從北方開始的。「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這都是文人的屁話。這裡的山水太小家子氣,連氣候也令人很不開心,一年四季總是潮滋滋的,午門前殺幾個人,血跡老半天也不干;多殺幾個,便恣肆張揚地浸漫開去,鑾駕進出,車輪碾出一路血紅,沿著御道迤邐而出,一直延伸得很遠,這似乎不是聖明天子的氣象。因此,無論是出巡還是親征,他總是往北方跑。那雄奇曠遠的大漠,好放韁馳馬,也好盡興殺人。黃塵滾滾,風沙蔽天,縱是屍山血海,頃刻間便了無痕跡。在這期間,他先是選定了昌平黃土山的一塊風水寶地為自己經營陵墓,又下令在北平建造新的宮城。幾年以後,他下詔遷都,回到他「肇跡之地」的北平去了。

離開南京之前,朱棣還心思唸唸地惦記著江南的文人。當初從朱元璋的屠刀下得以倖存的才子解縉,前幾年因得罪朱棣被囚於錦衣衛獄,朱棣查看囚籍時發現了這個熟悉的名字,皺了皺眉頭:「縉猶在耶?」語氣中流露出顯而易見的殺機。錦衣衛的官員和解縉有點私誼,破例採取了一種比較有人情味的做法,讓解縉喝醉了酒,埋在積雪中捂死了。這是朱棣對江南文人的最後一次報復。

但這一次絕對沒有流血,午朝門外只有一堆晶瑩的白雪,埋葬著一個正直狂傲的文人。在他的身後,那座在瀟瀟血雨中顯赫了半個多世紀的明宮城的大門,緩緩地關閉了。

主角一走,南京宮城便有如一座被遺棄的舞台,立時冷落下來。但場面還不能散,生旦淨末也都按部就班地預備著,因為這裡仍然是南北兩京之一,六部內閣一個不少,只是少了一個皇上。當然,這裡的尚書侍郎們大都屬於榮譽性的安排,他們可以看相當一級的文件,可以領取一份俸祿,可以受用部級幹部的車馬品服,卻沒有多少實際權力。京城離他們太遠,皇上的聲音通過快馬傳到這裡時,已經不那麼朗朗威嚴。留守官員們與京官雖然免不了那種千絲萬縷的瓜葛,但畢竟不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心,因此,只能從邸報上揣測京師那邊的連台好戲:某某倒台了,某某新進聖眷正濃,京城的米價看來漲得挺厲害,等等。放下邸報,他們感慨一陣,說幾句不痛不癢說了等於沒說的官話,然後早早地打道回府。京城裡的事情太多,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皇上很少顧得上向這裡看幾眼。而且自遷都以後,歷代的皇上都沒有永樂大帝那樣的精力,一個個都病懨懨的,因此也根本不會想到巡幸南都。南都在冷落和無奈中已見出衰頹的樣子,大樹砸坍了殿脊上的龍吻,廊柱上的金粉一塊一塊地剝蝕了,午朝門正中那專供鑾駕進出的宮門年復一年地緊閉著,黃銅門釘上的銹跡正悄悄地蔓延開來,如同老人臉上的壽斑。值宮太監邁著龍鍾的步態在宮城內踽踽獨行,夕陽下拖著長長的身影。

皇上大概是不會再來了。

南京宮城的大門整整關閉了一百年,正德十五年,皇上終於來了。

來的自然是正德皇帝朱厚照,他是朱棣的六世孫。大概有愧於幾代先人的腳頭太懶、欠債太多,他在這裡一住就是一年,並且在午朝門外導演了一場相當具有觀賞價值的好戲。

中國歷史上的皇帝,什麼樣德性的都有,好玩的也不少,但是像正德這樣玩得出格,玩得豪爽闊大,玩得富於浪漫色彩的恐怕絕無僅有。他是皇上,富有四海,這份大家業足夠他揮霍的。但皇上自有皇上的難處,那一套從頭管到腳的封建禮法也實在令人不好受。正德的瀟灑之處在於,他既充分張揚了家大業大手面闊綽的優勢,又把那一套束縛自己的封建禮法看得如同兒戲。大約七八年前,我看過一本台灣作家高陽的歷史小說《百花洲》,寫的是唐伯虎在南昌寧王府的一段經歷,也涉及正德,內容提要第一句這樣寫:「正德是個頑童。」說得很有意思。這位頑童雖貴為天子,卻頗有幾分真性情,他並不很看重自己的身份,也不大拿架子。且看《明良記》中的一段記載:

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蔥,實氣促之作聲為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蔥價陡貴數月。

這種以黃蔥或蘆膜之類「實氣促之作聲」的兒戲,相當多的兒童都玩過。但作為皇帝來玩,且玩到「以車載進御,蔥價陡貴數月」的程度,算不算有點出格呢?

這還只是在宮城內小玩玩。

要大玩就得走出宮城。他常常簡裝微服。一聲不響,一個人一走了之。如果有什麼人來勸阻,對不起,那就請他吃傢伙——廷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口外的宣府大同,據說那裡的女人水色特好,這正對皇帝的口味,什麼樣的女人都像皮匠的針線逢著就上。京戲《游龍戲鳳》所演的,就是他在宣府的一段艷遇。既然上了後世的舞台,可見是蓋棺論定的了。戲中的那些調情場面自然意思不大,卻有一段台詞相當不錯:正德說京城裡的皇宮是「大圈圈裡的小圈圈,小圈圈裡的黃圈圈」,他一概住不慣——倒很有幾分個性解放的味道。

現在,他到南京來了,帶著一個從口外嫖來的叫「劉娘娘」的妓女。

正德這次南下,有一件很風光的事,不久前,寧王朱宸濠偽稱奉太后密詔,在南昌起兵反叛。這場鬧劇來得快去得也快,前後不過四十三天,贛南都御史王守仁只用三千人馬,就把朱宸濠捉進了囚車。但正德卻偏要小題大作,下詔御駕親征,他是想藉機到南方玩玩。大軍剛出了京師,就已經得到了王守仁的捷報。正德怕攪了南遊的好事,命令封鎖消息,繼續前進。一路上旌旗蔽日,翠華搖搖,十數萬大軍實際上成了皇上的儀仗隊,這樣的大排場真是少見。

淒清冷落的南京宮城立時冠蓋如雲,午門正中那銹跡斑斑的大門打開了,陽光喧囂而入,鋪滿了苔蘚陰濕的御道。六部的官員們翻箱倒櫃,尋找自己的補服和朝笏。平日閒得無聊的太監忙得顛兒顛兒的:皇上要在這裡導演一場「獻俘闕下」的好戲哩。

那麼,就拉開帷幕,轟轟烈烈地開場吧。

「獻俘闕下」本來有一套固定的程式:俘虜從前門經千步廊、承天門、端門解至午門,沿路禁軍森嚴、刀劍林立,呼喝之聲如山鳴谷應,那種凜然至尊的威懾力令人不寒而慄。皇帝則在午門城樓上設御座,一面展示天威,親自發落敵酋,一面嘉獎有功將士,這場面不消說是相當威武壯觀的了。但正德還覺得不過癮,他是大玩家,玩就要玩個刺激,而不僅僅滿足於一幕走過場的儀式;他自己也應該走下城樓,做一個威風八面的參與者,而不僅僅是呆坐在城樓上審視裁判。於是,他設計了這樣的場面:朱宸濠等一干叛臣從千步廊外押過來了,只見當今皇上戎裝罩甲,立馬於旗門之下,喝令將叛臣一律鬆綁,任他們滿場奔逃,皇上則策馬揚旗,指揮將士分兵合擊,在驚天動地的金鼓和吶喊聲中一舉將其抓獲。這樣一鋪排,自然精彩且絕倫矣。可正德興猶未盡,又別出心裁,要移師玄武湖,把朱宸濠投之湖水,讓自己親自生擒活捉(那個倒霉鬼是在鄱陽湖中被俘的),因是日風浪太大,臣下再三勸阻,才不得不作罷。

儘管如此,午朝門前的這一幕活劇,從創意到表演,從排場到氣氛,都玩得相當圓滿。經國偉業,治平武功,竟如此輕鬆地演化為一場遊戲,當今皇上總算讓南都的臣僚們開了一回眼界。

明代的皇帝,大體上是麻布袋草布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這個時候,開國之初那種叱吒風雲雄視高遠的自信已經消磨得差不多了,內憂外患,危機四伏,整個王朝的架子雖沒有倒,內囊卻也空了。正德既然沒有中興振作的能耐,便只能借助於午朝門外這種虛張聲勢的表演,來作為自己脆弱的心理支撐,這實在算得上一個時代的氣象。可以設想,在朱元璋和朱棣那個時代,對獻俘大概是不會這麼看重的,他們打了那麼多的仗,有些仗甚至在中國戰爭史上都是很值得一提的。俘虜進京了,很好,該殺頭的殺頭,該流放的流放,一道朱批便發落了。他們也不缺乏參與意識,一次又一次地親征,騎著烈馬,操著長戈,在血雨腥風的搏殺中展示自己的豪強和雄健,根本用不著在午朝門前來一番表演,那沒有多大意思。因為他們有一種噴薄躍動的自信,而正德恰恰失卻了自信。一座行將傾頹的舞台,一群底氣不足、強打精神的演員,一幕純粹屬於表演性質的兒戲,這就是16 世紀中期的明王朝。

是的,明王朝已經相當疲憊慵倦了,這從皇上離開南京時的步履可以看出來。一年以後,當正德回蹕京師時,遠沒有他的祖先朱棣北上時那樣虎虎有生氣,雖然他比朱棣當年整整年輕了三十歲。而就在他離開南京三個月後,這位浪蕩子就在他尋歡作樂的豹房裡「龍馭賓天」了。

南京宮城的大門又關閉了,午朝門前的那一幕好戲,成了一茬又一茬的留守官員們永恆不衰的話題。不管怎麼說,這是一次堪稱空前絕後的壯舉,因為從此以後,即使作為一種表演,這種機會也再不曾有過,從戰場上送來的大多是一敗塗地的塘報,從來只有自己的總兵督撫被人家殺頭俘虜的份兒。在後來的幾代君王眼裡,那標誌著聖朝武功的獻俘大典,已經成了一種相當奢侈的憧憬,一個沉埋在風塵深處的遙遠的夢。

自正德以後,明王朝又經歷了六代帝王共一百二十餘年,這中間,除亡國之君崇禎而外,沒有一個不是玩家。但說來可憐,國事日非,風雨飄搖,世紀末的靡廢感年復一年地浸淫著宮城,這幾位君王的人格精神也日趨宵小猥瑣。他們已玩不出正德那樣闊大的氣派,而只能演化為深宮一隅的自虐,一種心理變態者的怪癖。嘉靖玩方術,最後把自己的老命也搭上去了;萬曆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是躺在煙榻上的;天啟本是個懦弱無用的窩囊廢,便只能玩玩斫削雕琢之類,他似乎有希望成為一個不錯的木匠,國家卻治理得一塌糊塗。至於玩女人,這個絕對古典主義的保留項目,玩到啥時候也是新鮮的。反正國事已經不可收拾了,管它怎的,豁出去玩個痛快得了。這樣,到了不大會玩的崇禎執政前,前人欠下的爛污賬卻一齊要他承擔,他只得去上吊。好端端的一份大家業終於玩光了。

這是公元1644 年春天,北京的一幕戲。

接下來輪到南京的戲了。

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好多王朝來說,南京可不是一處「吉宅」,這裡演慣了淒婉動人的亡國悲劇,一個個短命的王朝在這裡最後落下收場的帷幕,一隊隊「面縛輿櫬」的末代君臣從這裡的宮門魚貫而出。本來,明王朝已經曲終人散了,可偏偏還要到這裡來續上一段不絕如縷的尾聲。

皇上在煤山吊死了,不礙,三隻腳的蛤蟆難找,朱家宗室裡想當皇帝的鳳子龍孫多的是。不久,一個從河南洛陽逃難來的藩王進入了南京城。這位整天哈欠連天、委靡不振的藩王叫朱由崧,他坐上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金鑾殿。

這個弘光實在糟糕透頂,國事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他念念不忘的仍舊是玩。他當皇帝總共不過大半年時間,這期間幹得最起勁的一件實事就是發動老百姓抓蛤蟆,為了用蛤蟆配製春藥,鬧得全城雞犬不寧、怨聲載道,他自己也因此得了個「蛤蟆天子」的稱號。朝政已經敗壞到了極點,群小弄權,鼠竊狗偷,宮城內瀰漫著一股黯淡柔靡的陳腐氣息,有如一座陰森森的古墓。這裡沒有議政的莊嚴,沒有禦敵的慷慨,甚至連幾句欺世盜名的高調和清談也沒有。每到夜晚,宮牆內笙歌低徊,舞影淒迷,與宮牆外捉蛤蟆的燈火遙遙相望,常常有被奸死的女孩子被扔出宮門。新鬼煩冤舊鬼哭,任何人都會感到這種末世的不祥氣象。弘光自己倒是坦然得很,他的思維方式相當實際:反正這皇帝是撿來的,不玩白不玩。再說清兵已經飲馬淮河,說打過來就打過來了,到那時想玩也玩不成了。就這種德性,送他一句「荒淫誤國」也太抬舉了,因為國家本來就不是他的,他是在揮霍別人的家業,所以唯恐來不及。這是南京歷史上任何一個末代皇帝也不曾有過的腐朽。陳後主的昏聵,還能寫出相當不錯的《玉樹後庭花》,讓後人傳唱;李煜即使在肉袒出降前,還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臨江仙》詞,那種對藝術的癡迷,亦令後人感慨不已。弘光什麼也沒有,他已經完全蛻化成了兩腳獸,只有近乎變態的肉慾。這樣一個皇帝,這樣一個南明小朝廷,當年那麼要強的朱元璋也只能躲在鍾山一隅暗暗飲泣吧。

南京宮城坍塌了,坍塌在「窩裡鬥」的鬧劇和笙歌舞影之中。事實上,從袍笏登場的那一天開始,南明的權力中心就不在這裡的朝廊和大殿裡,而在遠離宮城的雞鵝巷和褲子襠。這是兩條偏僻的深巷,名字都不怎麼雅,但在當時是很顯赫的,因為這裡住著兩個權傾一時的大人物:馬士英和阮大鋮。馬阮聯手,把弘光朝的政壇攪得烏煙瘴氣。其實這兩位倒也是文人的根底,馬瑤草的書法和詩文都說得過去;阮大鋮甚至可以列入戲劇家的行列,他的《燕子箋》《春燈謎》等劇作在當時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對後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談兵夜雨青油幕,買笑春風錦瑟房。」這雖說有點王婆賣瓜的味道,但不可否認,他確實是很有才氣的。如果把他算作一個文人,那麼便是壞文人的典型。在某種程度上,壞文人比其他的什麼壞人都更可怕,因為他們有才,更懂得怎樣鑽營,怎樣整人。這個阮大鋮,早年和魏忠賢貼得很緊,卻「內甚親而外若遠之」,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至於「每投刺,輒厚賂閽人毀焉」,這就更厲害了,既上書討好權貴,又不留下把柄,馬上買通門人把效忠信給毀掉,所以後來魏忠賢事敗抄家時,就抓不住他投靠的證據。在那個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城南聚寶門外的那條深巷裡卻每每流瀉出抑揚宛轉的歌吹和蘇白,矮胖而多須的阮大鋮一邊拍著檀板,導演家伎上演自編的劇本,一邊盤算著怎樣整人,怎樣斂財,以至於日後怎樣改換門庭投靠「建虜」。這是當時宮城外的一幅相當富於時代感的畫面。

真正站在南明政治舞台中心的是一群有骨氣的文人,他們每個人的身邊大抵還站著一位深明大義的青樓女子。在這裡,他們的聚會超越了癡男怨女的小悲歡,呈示出慷慨嘹亮的主調。一輛輛馬拉的青油包車或轎子在秦淮河畔的青樓前停下,晚明政治史上的一系列大情節也由此悲壯地展開。包車和轎子裡走下侯朝宗、陳子龍、冒辟疆、方以智等復社名流,他們大抵披著那個時代的貴公子所流行的白袷春衫,極是倜儻瀟灑。門楣下則迎出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妓,於是脂香粉膩,說劍談兵,才子佳人的艷歌中流動著民族復興的宏大主題。這中間,最為哀艷動人的莫過於《桃花扇》的故事。孔尚任真是大手筆,把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濃縮於笙歌紅裙之中。上上下下都在忙著賣國求榮,賣友求榮,賣身求榮,只有那椒蘭紅粉、煙花世界之中還保存著一腔未被污染的氣節,這是多麼深沉的悲哀。一般來說,在中國的古代社會中,女人面對的永遠是男人,選擇新主子還是舊主子,主要是士大夫的事情,即使國難當頭,女人所感受的痛苦,一般還是以家難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李香君的不同「一般」,就在於她的愛憎具有更為廣闊的時代和社會的內涵。「桃花扇底送南朝」,當一個青樓女子倒地撞頭,血濺扇面時,這就不僅僅是對權貴的抗爭,同時也撞響了南明小朝廷滅亡的喪鐘。

弘光的預計大致不差,清兵說打過來就打過來了。不過人家沒用得上怎麼「打」,是堂而皇之地開進南都的。城門兩側跪滿了迎降的南明顯貴,當年朱元璋耗費了那麼多的人力物力所築的城牆,到這時純粹成了一圈紙糊的擺設。而緊挨著朝陽門的大內宮城,這時也根本用不著擔心防衛問題了,這一點似乎早在朱元璋的預料之中。當然,這位剛愎專橫的老皇帝也有始料未及的:當年自己最不放心,因而也殺得最多的文人,在明王朝人去場空時,卻成了送葬隊伍中最為哀戚的一群。

清兵過了長江,很快就把明宮城丟在身後,又馬不停蹄地向南征討去了。據說迎降的南明官員為了拍馬屁,曾請豫親王多鐸下榻於明宮城,被多鐸以「僭越禮法」而拒絕。這裡是皇權的象徵,豈是可以隨便住得的?他怕引起攝政王多爾袞的疑忌。因為清廷已經有了一座北京的宮城,不再需要宮城了。

那麼,就把它冷落在一邊,讓它慢慢地圮毀湮滅吧。

過了差不多兩百年,到了清咸豐二年的三月,隨著鳳儀門下的一聲轟然巨響,又一個束著黃頭巾的草頭王進入了南京城,這位從廣東來的私塾先生叫洪秀全。

現在輪到洪秀全站在鍾山之巔來規劃宮城了,在可供選擇的方案中,明故宮無疑具有相當的競爭力,但洪秀全斷然否決了這座沒落的宮城,其原因恰恰是當年朱元璋所不屑考慮的:宮城位置太偏,不利於防衛。

歷史似乎在磨道上蹣跚了五百年,又兜回到原來的地方。五百年後的洪秀全揮手之間否決了朱元璋的選擇,在重提「防衛問題」的背後,朱元璋那種透著王霸之氣的自信和進取意識早已成了歷史的陳跡。

洪秀全是到南京來當皇帝的,站在這裡,他看到的只有江南一隅的富庶繁華和城高池深,所謂經營八表以取天下的念頭已經相當淡薄了。因此,他下令把新建的天王府深深地藏進京城的腹地,這樣,他在金鑾殿裡可以清靜些。

明故宮拆毀了,一座座當年由江淮工匠營造的崇宏巨殿,被一群來自廣西湖南的農民鬧哄哄地肢解,那些巨大的樑柱和石料被運往天王府工地,去構建一個新王朝的儀仗。龍吻依舊,鴟尾威嚴,只是廊柱上重新塗上了一層金粉。

但清靜卻從來不曾有過。幾乎所有的攻防都圍繞著天京而展開,奔騰湍急的農民戰爭巨流,一下子匯成了以天京為中心的回浪淺灘。定都以後,太平天國雖曾有過北伐、西征之舉,但西征意在經略上游,屏障天京;而北伐則是以偏師孤懸險地,與其說是犁庭掃穴,不如說是以攻為守。造反而以戰略保守為能事,這是令後人不能不為之扼腕歎息的。與此同時,六朝綺羅滋長了天朝內部的安富尊榮意識,隨之而來的是人間天國的急劇封建化。忠王李秀成似乎比較清醒,面對清軍潮漲潮落般的圍攻,他曾多次提出放棄天京,以運動戰經略東南的建議,所謂「陛下在外,猶能騰騫天際。若守危城,譬處籠中。」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但是洪秀全已經嘗到了坐在宮城裡當皇帝的滋味,根本不願再騎上戰馬顛兒顛兒地「運動」了,他已經失去了那種席捲千軍的銳氣。完蛋就完蛋吧,天京龍盤虎踞,足夠守一陣子的,死了就埋在宮城下,好歹當了一回皇帝。但「清妖」卻不肯讓他入土為安,曾九的湘軍進城後,洪秀全被掘屍焚灰,又和以火藥,入炮轟散。然後一把火燒光了天王府。黃鐘毀棄,天傾東南,大火七日不絕。

所有這一幕幕悲劇,早已成了一片廢墟的明故宮都看在眼裡,它靜靜地躲在京師一隅,沒有悲哀也沒有迷惘。世事如棋,天道輪迴,轉來轉去總轉不出那個小圈圈。遠望著天王府裡沖天的火光,它歎息一聲,更加深深地藏進荒煙茂草之中。

時在公元1864 年7 月,甲子當頭。

又過了兩輪甲子,我到南京來掙文憑,在明故宮的東北角住了兩年。考證下來,那地方當是明代的冷宮。那兩年過得很平淡,百無聊賴,就去看看明故宮遺址,其實現今已沒有什麼可看的了,只有一座午朝門,當年殺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