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些時看到一份資料，說抗清英雄閻應元墓在江陰小石灣。
我一直認為，如果要在明末清初的鐵血舞台上推舉出幾個慷慨赴死的大忠臣，大凡有點歷史知識的都能隨口說出幾個來；但如果要推舉的是集忠臣良將於一身的人物，恐怕就不那麼容易了，而閻應元便可以算是一個。偏偏歷史對他一直吝嗇得很，雖然中華英烈燦若繁星，這位小小的典史卻一直只能出現在江陰的地方志上。這種遺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我扼腕歎息。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歎息也沒用，且到小石灣找閻典史去。
小石灣依偎在要塞古炮台下。在這個昇平年頭，又正值落日黃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陽的餘暉裡。衰草寒煙中，墳堆倒有不少，而且大多修葺得很講究，但細細找過去，那些「先考」「先妣」皆名諱鑿鑿，始終沒有發現一塊屬於「典史閻公」的小石碑。問一位搞文物的老先生，說，當年閻應元不屈被殺之後，一位鄉民把他從死人堆中背出來，偷偷葬在這裡。兵荒馬亂，又加月黑風高，自然沒有留下標記，到底是哪座墳，搞不清了。
我無言，說不清心裡是一種什麼滋味。
二
一個小小的典史，按今天的說法，最多不過相當於一個正科級的縣公安局長。在那個民族危亡之秋，率義民拒二十四萬清軍於城下，孤城碧血八十一天，使清軍鐵騎連折三王十八將，死七萬五千餘人。城破之日，義民無一降者，百姓倖存者僅老幼五十三口。如此石破天驚的壯舉，在黯淡而柔靡的晚明夕照圖中，無疑是最富於力度和光彩的一筆。
然而，江陰城沸沸揚揚的鮮血和吶喊，在史家筆下卻消融得了無痕跡，洋洋大觀的《明史》和《清史稿》對此竟不著一字。倒是有一個在江蘇巡撫宋犖門下當幕僚的小文人，於清苦寂寥中，推開遵命為主人編選的《詩鈔》，洋洋灑灑地寫下了一篇《閻典史記》。他叫邵長蘅，江蘇武進人氏，武進是江陰的近鄰，閻應元率眾抗清時，邵長蘅大概十歲左右，因此，他的記載應該是史筆。
「當是時，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計。」這是邵長蘅為江陰守城戰勾勒的一幅相當冷峻亦相當低調的背景圖。大局的糜爛，已經到了無可收拾的地步。那種望風而降的景觀，恐怕只有借用歷史上一個巴蜀女人的兩句詩才能形容：
十四萬人齊解甲，
更無一個是男兒。
川人嗜辣，詩也辣得嗆人，這個女人也是在亡國之後發出如許詛咒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經沒有一點雄性的陽剛之氣了。
但史可法呢？這個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難道還不算奇男子、偉丈夫？
我們就來說說這個史忠烈公。
就在江陰守城戰兩個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學士領兵部尚書銜督師揚州，與清軍鐵騎只周旋了數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盡忠的民族氣節而名垂千古，但十萬大軍何以一觸即潰，當史閣部走向刑場時，難道不應該帶著幾許迷惘，幾許愧赧嗎？
給史可法立傳的全祖望比邵長蘅的名氣可要大得多，這位在清乾隆年間因文字獄獲罪幸而免死的大學者也確是文章高手。「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揚州）圍急，督師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為……」 《梅花嶺記》一開始，作者就把文勢張揚得疾風驟雨一般，讓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勢中凜然登場。
「勢不可為」是客觀現實。正如後來「史公墓」前抱柱楹聯的上聯所述：「時局類殘棋楊柳城邊懸落日。」當時福王朱由崧昏聵荒淫，權奸馬士英、阮大鋮把持朝政，「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腳。」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踐著風雨飄搖的大明江山。驍勇強悍的八旗大軍挾帶著大漠雄風，一路勢如破竹，直薄揚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鎮兵馬又不聽史可法調度。從軍事上講，孤城揚州很難有所作為。
史可法登場了。他的第一個亮相不是在督師行轅裡謀劃軍事，也不是在堞樓城壕邊部署戰守，而是召集諸將，安排自己的後事。他希望有一個人在最後幫助他完成大節，也就是把他殺死，副將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當即認為義子。又上書福王表明自己「與城為殉」的心跡，並當眾再三朗讀奏章，涕淚滿面，部將無不為之動容。最後遺言母親與妻子：「吾死，當葬於太祖高皇帝之側；或其不能，則梅花嶺可也。」
這就是說，仗還沒有打，自己就先想著怎麼個死法，如何全節。這如果是作為激勵將士拚死決戰的手段，本也無可非議，中國戰爭史上諸如破釜沉舟或抬著棺材上陣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給人的只是無可奈何的莊嚴。兵臨城下，將至壕邊，他想得更多的不是怎樣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後的造型。當年隋煬帝在揚州攬鏡自歎：「好頭頸，誰當斫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統率十萬大軍的督師輔臣，不管怎麼說，十萬人手裡拿的並非燒火棍，即使「勢不可為」，也要張飛殺岳飛，殺個滿天飛。說一句大白話：打不過，也要嚇他一跳；再說一句大白話：臨死找個墊背的，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
可惜史可法不會說這些粗陋的大白話，他太知書識理，也太珍惜忠臣烈士的光環，他那種對千秋名節純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對眼前刀兵之爭的創造性謀劃。可以想像，統帥部的悲觀情緒將如何軟化著十萬大軍的脊樑。這支本已惶惶如驚弓之鳥的御林軍，無疑將更加沉重地籠罩在一片失敗的陰影之中。
到了這種地步，戰爭的結局只是個儀式問題了。
儀式或遲或早總要走過場的，接下來是清兵攻城，幾乎一蹴而就，史稱的所謂「揚州十日」，其實真正的攻守戰只有一天。史可法既沒有把敵人「嚇一跳」，也沒有能「臨死找個墊背的」，古城揚州的屍山血海，不是由於慘烈的兩軍決鬥，而是由於八旗將士野蠻而瀟灑的殺人表演。弄到後來，連史可法本人苦心安排的全節，也得靠敵人來成全他，「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刀。」終於被俘。清豫王多鐸勸降不成，冷笑道：「既為忠臣，當殺之，以全其節。」史可法遂死。
平心而論，史可法不是軍事家，這位崇禎元年的進士，其實只是個文弱的儒生。儒家歷來信奉的是「修、齊、治、平」之道，這中間，「修身」是第一位的。史可法個人的品德修養毋庸置疑，一個頗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他年過四十而無子，妻子勸他納妾，可法歎息道：「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終於不納。這樣潔身自好的君子，在那個時代的士大夫中相當難能可貴。若是太平歲月，讓這樣的人經綸國事自然沒有問題，但偏偏他又生逢亂世，要讓他去督師征伐，這就有點勉為其難了。在浩浩狼煙和刀光鐵血面前，他那點孱弱的文化人格只能歸結於滅寂和蒼涼，歸結於一場酸楚的祭奠和無可奈何的悲劇性體驗。
在這裡，我得說到一樁政治文化史上的軼聞。就在清軍兵臨揚州城下的幾個月前，清攝政王多爾袞曾致書史可法勸降，史可法有一封回信，這封海內爭傳的《復多爾袞書》雄文勁彩，寫得相當漂亮，今天我們捧讀時，仍舊會感到那種澎湃湧動的凜然正氣。可以想見，當初作者在起草回信時，必定是相當投入的。那大抵是一個夜晚——「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這樣的境界自然是沒得說的，多少文人曾把揚州的月色塗抹成傳世佳句；或細雨淒迷，間離了塵世的喧囂，將督師行轅浸潤在寧定和寂寥之中，這也是寫文章的理想氛圍。當然，遠處的城樓上會不時傳來軍士巡夜的刁斗聲；而在北方的驛道上，快馬正傳送著十萬火急的塘報，那急遽的馬蹄聲不僅使夜色驚悸不安，也足以使一個末日的王朝瑟瑟顫抖。但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篇文章。此刻，史可法的文化人格揮灑得淋漓盡致。吟讀之餘，他或許會想到歷史上的一些事情，古往今來的不少好文章都是兩軍決戰前「羽檄交馳」的產物。首先是那位叫陳琳的揚州人，他替袁紹起草的《討曹操檄》使曹操為之出了一身冷汗，久治無效的頭風也因此大愈。丘遲致陳伯之的勸降書寫得那樣文采瑰麗，把政治誘導和山水人情交融得那樣得體，「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誰能相信這樣清新明麗的句子會出現在冰冷的勸降書中呢？「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更不愧是大才子，他的那篇《討武曌檄》，連被罵的武則天看了也拍案叫絕，驚歎不已。這些千古佳話，史可法此刻大概不會不想到，因此，他很看重這篇署名文章。事實上，就憑這一篇《復多爾袞書》，後人就完全有理由認定他是一位文章高手，而忘卻他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書、節制江北四鎮的督師輔臣。
說史可法很看重這篇文章，還有一個頗有意思的旁證。據說史可法對自己的書法不甚滿意，便四出徵求書家高手執筆謄寫。當時，書法家韓默正好在揚州，便到軍門應召。關於韓默其人，我知道得很少，但從史可法對他的賞識來看，大概檔次是不低的。韓默筆走龍蛇時，史可法和諸將都在一旁觀摩，只見那素箋上氣韻飛動，從頭到尾一筆不苟，雖微小到一點一畫，也不離「二王」的筆法。書畢，史可法讚賞再三，這才令快馬送出。
今天我們很難猜測史可法站在督師行轅的台階上，目送快馬遠去時的心態。對國事的惆悵？對明王朝的孤忠？對江北四鎮防務的憂慮？實在說不準。但有一點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即對剛剛發出的這封復書的幾許得意。中國的文化人總是把文章的力量誇張到十分了得，似乎一篇檄文就可以讓人家退避三舍，最典型的莫過於李白表演的「醉草嚇蠻書」，憑半壺水的洋文便震懾住了覬覦唐帝國版圖的番邦。《西廂記》的作者王實甫說：「筆尖兒敢橫掃五千人。」牛皮吹得還不算大。詩聖杜甫就有點豁邊了：「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一支舞文弄墨的纖纖之筆，簡直有如上帝的魔杖。既然文章有這樣無所不能的造化之功，人們便生生世世地重視考究起來，斟酌推敲起來，咬文嚼字起來；好像一字一詞的差異，就真能演化出天壤之別的大結局來。北宋末年，靖康城陷議和，趙恆（欽宗）遞降表，文中有「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之句，金將粘罕不滿意，一定要叫易「負罪」二字為「失德」。討價還價不得，戰敗者只好屈從。其實，「負罪」也罷，「失德」也罷，都改變不了戰場上的事實。不久，趙恆父子全被敵人擄去，算是給用字之爭下了一道註腳。
史可法給多爾袞復書大約是弘光甲申秋月，半年以後，清兵大舉南下，揚州城破。
三
扯遠了，還是回到江陰小石灣。
江陰和揚州完全是兩種格調，兩種情韻。這裡沒有揚州那麼多的詩文書畫和歌吹入雲的綺麗風華。揚州是歷史文化的淵藪，是令帝王、文士、妓女們銷魂的舞榭歌台。只要是個稍微有點頭臉的人到了揚州，便總要弄出點風流韻事來，捨此似乎對不起這裡的清風明月。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其中並沒有半點懺悔的意味，十足是一種洋洋自得的炫耀。而江陰只是一座要塞，一片馳馬衝殺的戰場，戰事多了，自然便無暇去吟風弄月。即使像王安石這樣的大家站在這裡，也只能擠出幾句乾巴巴的「黃田港口水如天」，這樣的句子，應該說是相當蹩腳的。大詞人辛棄疾在江陰做過簽判，但令人遺憾的是，洋洋大觀的《稼軒詞》中，卻沒有一句是與江陰有關的。要看長江，他寧願跑到京口北固亭去慨歎：「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要排遣胸中塊壘，他寧願登上建康賞心亭「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你說怪也不怪？在文人眼中，江陰顯得有點尷尬。這裡的碼頭太小，豪放派往往來不及把這裡的喧天激浪梳理成詩句，便匆匆解纜離去；婉約派又嫌它兵氣太足，沖淡了風月情懷。江南一帶從來就有「江陰強盜無錫賊」的說法，這裡所謂的「強盜」，是指一種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就正如揚州多的是書肆和船娘一樣，江陰多的是炮台和壯漢，這裡民風強悍，連方言也「沖」得很，全不像典型的吳儂軟語那樣奶油氣。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江陰強盜」閻應元。
閻應元是個粗人，他沒有科舉功名，在那個時代，這意味著在官場上很難有所作為。嚴格地說，他擔任的那個典史算不上官，只能稱為「吏」。在此之前，他還擔任過京倉大使，這是個管理倉庫的小吏。管理倉庫至少需要兩方面的素質，一要有武藝，施保衛之職；二要有協調統籌能力。我們在以後的江陰守城戰中將會看到，閻應元如何把這兩種素質發揮得淋漓盡致。
順治二年七月初九夜間，閻應元在瀟瀟細雨中悄然進入江陰東門，直奔孔廟大成殿後面的明倫堂，主持守城軍務。從這個時刻開始，他就把自己和全城六萬多人放到了一座巨大的悲劇祭壇上，他們將用自己噴湧的熱血和強悍的生命作為犧牲，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愴然傲岸的民族精神。
江陰舉事之初，閻應元已經離任，奉老母避居華士砂山，他是在戰事開始一段時間以後，應義民之邀入城的。據說，在從華士赴江陰途中，他曾題詩於東門七里廟之壁，情辭慷慨，有易水悲音。三百多年以後，一個文化人發思古之幽情，沿著當初閻應元入城的路線從砂山出發，一路尋尋覓覓，力圖找到當年那座七里廟的遺跡，卻一無所獲。他終於領悟到，自己的舉動實在無異於刻舟求劍，所謂寺壁題詩很可能是後人的假托或杜撰。閻應元一介武夫，有沒有那種寄志抒懷的雅興，很值得懷疑。況且當時軍情火急，城外到處是清軍營寨，即便有雅興也未必能盡情揮灑。中國人歷來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崇拜，他們心目中的英雄總應該有點儒將風度，起碼也要能「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最高典範自然是那個在燈下披著戰袍讀《春秋》的關雲長。因此，即使是目不識丁的村夫丘八，一旦留之青史，後人總要給他湊上幾句打油詩，以顯出幾分文采風流的人格氣韻。你看我們的閻典史從容地輾轉於敵營之中，還能在寺壁上題上幾句豪言壯語，實在夠瀟灑的了。但問題是，閻應元恐怕沒有那樣的情致，此刻，他根本沒工夫去憧憬青史留名之類，而只會想著如何提著腦袋去衝殺。因此，只能辜負七里廟的那堵牆壁和後人為他附會的那幾句絕妙好辭了。
今天我們讀著《閻典史記》時，不得不驚歎閻應元那卓越的軍事天才，可惜歷史只給他提供了這麼一塊小小的舞台。任何英雄都離不開造就自己的那塊舞台，如果沒有奧斯特裡茨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拿破侖最終可能只是法蘭西曆史上一個黯然無光的過客。同時，多少天才卻由於沒有自己的舞台而默默無聞，被深深湮沒在風乾的青史之中。歷史學家從來就是一群淺薄而勢利的觀眾，他們喜歡看熱鬧，他們的目光只盯著舞台上線條粗獷的動作，而對所有的潛台詞不屑一顧。是的，閻應元腳下的這塊舞台太蹩窄了，「螺螄殼裡做道場」，連閃展騰挪的餘地也沒有。彈丸之地的江陰城，一場力量懸殊、根本無法打贏的戰爭，悲劇性的結局是無可逆轉的。但有時候結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結局的過程。閻應元的天才就在於他把自己僅有的一點力量恣肆張揚地發揮到了極致，多少抗爭和吶喊，多少謀略和鮮血，多少英雄淚和兒女情，把走向結局的每一步都演繹得奇詭輝煌，令人心旌搖動而又不可思議。這樣，當最後的結局降臨時，轟然坍塌的只是斷垣殘壁的江陰城樓，而傲然立起的則是一尊悲劇英雄的雕像。
作為有清一代著名的詩人和史學家，趙翼是個相當苛刻的人，有時甚至相當狂妄。他對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也不以為然，「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口氣中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但他站在閻應元的畫像面前卻不得不肅然起敬，他的那首《題閻典史祠》，把閻應元放在那個時代的大背景中，和明季的諸多忠臣義士、叛官降將進行對比，發出了「何哉節烈奇男子，乃出區區一典史」的慨歎，應該說是很有見地的。一場本來是一邊倒的戰爭，卻悲壯慘烈地進行了八十一天，孤城困守，六萬義民面對二十四萬清兵，並且讓對方付出了七萬五千人的代價，這在中外戰爭史上可以算得上一個奇跡。三十六計中能用上的計謀，差不多都用上了，詐降、偷營、火攻、釘炮眼、草人借箭、裝神弄鬼、小股出擊、登陴楚歌，無所不用其極，無不閃爍著創造性的光芒。最壯烈的莫過於派白髮耆老出城假投降，把火藥暗藏在放銀子的木桶底層，等清軍升帳納降時，火發炮裂，當場炸死清軍三千餘人，其中有親王一、上將二，清軍為之三軍掛孝。與此同時，江陰城頭也響起了悲愴的炮聲，那是在為慷慨赴死的鄉賢耆老們致哀……
至此，我們也許會生出這樣的設想：如果讓閻應元站在揚州的城堞上……
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趙翼的詩中還有這樣兩句：「明季雖多殉節臣，乙酉之變殊少人。」按理說，「揚州十日」當是「乙酉之變」中最重大的事件，有壯烈殉國的大忠臣史可法在那兒，這「殊少人」就有點令人費解了。趙翼在對閻應元由衷讚賞的同時，有沒有對史可法不以為然的意思呢？
這就很難說了。
四
同是與城為殉的南明英烈，史可法死後封忠烈公，名垂青史，揚州廣儲門外的梅花嶺更是成了歷代仁人志士朝覲的聖壇，而閻應元的光芒卻要黯淡得多。這種死後哀榮的差距，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其實也無需深思，歸根結底，恐怕還是兩人生前的地位使然。史可法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書，而閻應元只是一個小小的典史。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氣節自許，便相當難能可貴，而小人物則合當提著腦袋去衝殺。閻應元站在江陰城頭上回答清將劉良佐的勸降時，有一句地道的大白話：「自古有降將軍，無降典史。」閻應元是個粗人，他不會故作驚人之語，但這句大白話卻石破天驚地撩開了歷史的面紗：太平盛世，天下是達官貴人的天下，可到了國將不國的時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達官貴人一般都放達得很，他們有奶便是娘，人家打過來了，大不了彎一彎膝蓋，換一副頂戴，仍舊堂而皇之地做他的官。而老百姓卻沒有這樣放達，他們要認死理，腦袋可以不要，但膝蓋是不能彎的。我們這位閻典史就特別珍重自己的膝蓋，他城破被俘之後，在清軍貝勒面前硬是挺立不跪，被活生生地用槍刺穿脛骨，於是「血湧沸而僕」，身子是倒下了，膝蓋終究沒有彎。有人說閻應元是下里巴人，雖然打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仗，卻沒有自己的綱領之類，那麼他站在城頭上講的這兩句大白話算不算綱領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足以勝過一打綱領，就是和史可法文采瑰麗的《復多爾袞書》相比，恐怕也不會遜色的。
但閻應元畢竟「略輸文采」，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本身固有的光芒。因為歷代的史書都是文人寫的，胳膊肘朝裡彎，他們對那些富於文化氣質的志士貞臣當會有更多的欣賞。事實上，在那些寧死不折的明末遺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江南的文化人，他們操著並不剛健的吳儂軟語為反清復明奔走呼號，以彬彬弱質支撐著異常堅挺的文化人格。在朱明王朝那一段不絕如縷、淒怨悠長的尾聲中，最具光彩的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一群柔弱的文化人，這實在是一幕很有意思的歷史現象。這中間，張煌言算得上是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但他除去和鄭成功合師入江、在南京附近熱鬧了一陣而外，此後便再沒有什麼大的作為，只是跟著魯王朱以海淒淒惶惶地東躲西藏，後來被清軍俘獲。但他是個文人，會做詩，字也寫得相當不錯，即使在獄中，也「翰墨酬接無虛日」。臨刑前，有絕命詩兩首，又舉目望吳山，長歎道：「好山色！」就這樣文縐縐的一句慨歎，便托起了一個中國文人的終結性造型。是啊，吳山媚好，黛色空瀠，這無疑是詩的境界，自己這些年為國事奔波，何曾好好看過眼前這景致。如今忠義已經盡了，身後的名節也是不成問題的，作為一介文士，最後能在這樣的山光水色之間找到歸屬，也就無憾無怨了。於是張煌言整一整衣袂，飄然前行，他似乎並不是走向斷頭台，而是走入了如詩如夢的江南煙水，融入了中國文化的總體氣韻之中。這樣的造型，難怪後世的文人學子們要傳為佳話了。反觀閻應元，同是慷慨就義，只大呼：「速殺我！」痛快則痛快矣，但在那些握著史筆的文人眼裡，終究顯得粗魯，所見到的只是一片鮮血淋漓的悲壯，因而從人格氣韻上講，也就淺顯得多了。
志士貞臣而又富於文化氣質，這往往為後人提供了偌大的想像空間。張煌言就義後，葬在西子湖畔的南屏山下，與岳墳和於忠肅公墓（明代名臣于謙之墓）相去不遠，「賴有岳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連西湖也得借重於忠臣義士。如今張煌言也來了，後人也就把三墓並稱，對張煌言來說，這是相當高的榮譽了。人們的想像也就到此為止，接下來又輪到史可法。史可法就義後，屍體一直沒有找到，揚州梅花嶺上只是一座衣冠塚，這就為後人留下了想像的空間。因史可法眾望所歸，具有相當大的號召力，以後若干年內，關於「史可法未死」的傳說和冒充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一直連綿不斷。鬧到後來，「死諸葛嚇走生仲達」，連清政府也跟著疑神疑鬼，搞不清真假了。於是便有了洪承疇和被俘的吳中義軍首領孫兆奎的一段對話。洪承疇是明末第一號大漢奸，他在松山被俘降清，但崇禎皇帝起初聽信傳聞，以為他死了，曾下詔為他在正陽門建「昭忠祠」。這一段對話實在令人拍案叫絕。
洪問孫：「你從軍中來，知不知道在揚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還是活著？」
孫反問洪：「你從北地來，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難的洪承疇是真的死了，還是活著？」
洪承疇狼狽不堪，急忙下令把孫兆奎殺了。
史可法不簡單，人雖然死了，但他的人格力量仍然令敵人膽戰心驚。
此後不久，洪承疇又遇上了被俘的一代名儒黃道周，但這次他連開口對話的機會也不曾有，便狼狽而返。
福建漳州黃道周石齋先生，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學士入江西募兵抗清，被執於婺源，後來又押解南京。當時洪承疇任清廷「招討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也駐節南京。因為黃道周的名聲很大，道德文章冠於一時，洪承疇想親自到獄中勸降，庶幾可分青史之謗。黃道周聞訊，自然不會給他機會，便手書楹聯一副於囚室門枋，聯云：
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
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
這位石齋先生不愧是國學大師，聯語用諧音、嵌字的方法，暗寓「史可法忠」「洪承疇反」的意思，看似信手拈來，實在妙不可言。洪承疇見了，羞愧得無地自容，哪裡還有臉面勸降？隨即下令將黃道周處決。黃道周遙拜孝陵，然後端坐在紅氈上，神色自若。一弟子請他給家裡留下遺言，他撕開衣襟一幅，將右手食指咬破，滴血書聯云：綱常千古；節義千秋。
黃道周用血寫下的這個「綱常」和「節義」，便是中國儒家文化中最為神聖的兩塊基石，之所以有那麼多的文化人為反清復明矢志不移，其源蓋出於此。要說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澤，實在沒有根據，在此之前，他們大多「處江湖之遠」，鬱鬱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舊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轉得比誰都快。因此，這些文人祭奠的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張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而江南又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當此舊王朝覆亡之際，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隊伍中最為痛心疾首的一群。當時名滿天下的一些學界鉅子，幾乎無一例外地加入了這個行列：黃宗羲、顧炎武、劉宗周，當然還有我們剛才說到的黃道周。只要大略看一眼這串在中國文化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檢也應該感到欣慰了。
新王朝的統治者起初只顧忙於殺伐征戰，對這群不要命的文化人很有點不以為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幾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怕他作甚？但等到天下初定，甲冑在身的武士們或歸順或敗亡以後，他們才意識到，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騎在馬上解決的，文人自有文人的厲害，「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拋處血斑斑。」殺幾個文人固然不費勁，但問題是總殺不乾淨，你這邊刀上的血還沒有揩去，他那邊又把脖子迎上來了。再一細看，原來他們手中雖沒有吳鉤越劍，卻握著「批判的武器」，這武器就是巍巍蕩蕩的漢文化。
事情於是發生了變化，起初是南明的武士們在清軍鐵騎面前頂禮膜拜，現在卻輪到新王朝的統治者在氤氳纏綿、雲蒸霞蔚的漢文化面前誠惶誠恐了。這中間一個最明顯的信號是：康熙二十三年，清聖祖玄燁帶領文武大臣來到南京的明孝陵前，當今皇上的一切顯赫和威儀都免了，一行人在陵前規規矩矩地下了馬，不走正門不走中道，卻從旁門步行，一路上行三跪九叩首禮節，到了寶城前，則行三獻大禮。禮畢，又親書「治隆唐宋」碑文，令江寧織造郎中曹寅刻石製碑，立於陵殿大門正中。對朱元璋的評價在唐宗宋祖之上，這不是一般的抬舉了。當雄才偉略的康熙大帝在朱元璋面前躬身拜倒時，那身影所投射的，顯然不僅僅是對一位前朝君王的禮節性尊重，而是傳遞了一種信息：以「外夷」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對漢文化同樣是很推崇的。
康熙謁陵完畢，又繼續南巡去了，接下來的工作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來做。曹寅不光是負責將皇上的御筆刻石製碑，那事情很簡單。在長達數十年的江寧織造任上，他實際上負起了對江南知識分子進行統戰的責任。從他給康熙的那些連篇累牘的奏折中可以看到，康熙想瞭解的事何等詳盡，有些看來不應該出現於奏折中的瑣碎小事，諸如風俗人情、街談巷議、三教九流、詩酒趣聞之類，曹寅也都包包紮扎，用快馬送往京城，那裡面的口氣，竟有如君臣就著一壺清茗拉家常一樣。曹寅這樣做，自然是得到康熙授意和鼓勵的。康熙喜歡看這些花邊新聞，大概不會是為瞭解悶兒，他是要把江南文人的一舉一動都掌握無遺。同時也不可否認，當今皇上在津津有味地批閱從江寧府送來的奏章時，那種對漢文化難以抑止的熱情也流瀉得相當充分。
大約就在這個時期，清廷詔令表彰前明忠義，也就是說，對當年那些提著腦袋和他們拚死作對的人予以褒揚。應當承認，這種氣度還是很難得的。於是，小小的閻典史才得以「跟哥哥進城」，在江陰的「忠義祠」裡佔了一席之位。此後，江蘇學政姚文田又手書「忠義之邦」四個大字，刻嵌於江陰南門城樓之上，算是給了閻應元和江陰守城戰一個「說法」。
五
但小石灣依然寂寞。
又有三兩遊人從那邊過來了，或意態悠閒，或行色匆匆，夕陽下的身影拖得很長，驚起一群不知名的水鳥，淒惶逸去，那呼叫使得天地間平添幾分蒼涼的餘韻。幾年前，小石灣的江灘上出土了幾尊清代道光年間的大炮，到要塞炮台的遊客往往在歸途中要攏過來看看，人們摩挲著古炮上鐵銹斑駁的銘文，望大江，思榮辱，發出由衷的感慨。他們當然不會想到，就在自己腳下的某個地方，民族英雄閻應元正孤獨地安息著。
我唯有無言，說不清心裡是一種什麼滋味。「煙波江上使人愁。」此情此景，難道是一個愁字所能了結？
卻又想起一樁不相干的事：不久前，有一位學者考證出，盛宣懷的墓可能在江陰馬鎮，一時上下都很振奮。因為誰都知道盛宣懷是武進入氏，與江陰原不沾邊，若果真那把老骨頭最後埋在江陰，就差不多算得上是半個江陰人了。盛宣懷何等人物！他是李鴻章的經濟總管，是舊中國的三井、三菱式人物，在今天這個經理廠長腳碰腳的年頭，一個地區若能和這樣的經濟巨擘（即使是一堆腐骨）攀上點緣分，「名人效應」自然是不用說的。於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論證會接著研討會，忙得不亦樂乎。
當然，接著還要修墓。
我真想大喊一聲：閻應元的墓在江陰小石灣，這已經用不著你們論證研討了。
但終究沒有喊，隱隱約約總覺得氣不壯：閻應元的墓修好了，能搭台唱戲三資合資投資嗎？
嗚呼！閻應元這次不光吃虧在「文化」上，還「略輸」美元和港幣……
江風大了，回去吧。
回來後，寫成了這篇小小的文章。
但文章寫完後，偶爾翻閱清代大學者俞曲園的《春在堂隨筆》，見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史閣部復攝政睿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余惟忠正此書，海內爭傳，然莫知其為王君筆也，故特表而出之。
文中的「攝政睿親王」即多爾袞，而這位春在堂主人即一代紅學大師俞平伯的曾祖父。
作為野史，這中間的真實性是大可懷疑的，但我卻希望它是真的，我寧願史可法不是一個文章高手，而是站在揚州城樓上苦心孤詣的督師輔臣。誠如是，則我在上文中的有些說法就無法立足了。
我真誠地希望春在堂主人的記載是千秋史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