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健在的父親們，他們每個人自然都存有某些戰爭紀念品。或是一副望遠鏡(蔡司牌！)，或是一頂帶有相應標誌的德國潛艇軍官軍帽，或是一架鑲嵌著珠母的手風琴，或是一隻銀煙盒，或是一台留聲機，或是一架相機。在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父親突然拿出一台短波收音機，讓我欣喜若狂。這是一台「飛利浦牌」收音機，它能收到世界各地的電台，從哥本哈根到蘇臘巴亞。至少，這台收音機的黃色調檯面板上標出了這些城市。
這台「飛利浦」收音機就當時的標準看相當輕便，是一個10×14英吋大的褐色塑料匣子，帶有上面提及的黃色調檯面板和一個用來顯示接收信號好壞的綠色信號裝置，這裝置如貓眼一般，絕對讓人著迷。如果我沒記錯，這台收音機只有六根陰極管，一根兩英尺長的金屬絲便是它的天線。但這造成一個困難。把天線挑出窗外，這對於警察而言只有一種意思。要把你的收音機連到樓上的公共天線上去則需要專業人士的幫助，而這專業人士便會反過來對你的收音機表現出不必要的關注。總之，人們不該擁有一台外國收音機。解決方式就是在你房間的天花板上弄出一個蛛網般的裝置，我就是這麼做的。當然，我無法利用這種裝置收聽到布拉迪斯拉法電台，更遑論德裡電台。不過，我當時既不懂捷克語也不懂印地語。BBC、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廣播電台的俄語節目也受到干擾。不過，還是可以收聽到英語、德語、波蘭語、匈牙利語、法語和瑞典語的廣播節目。這些外語我全都不懂，但這裡有美國之音的「爵士樂時間」，其音樂主持人就是世界上嗓音最渾厚的男中低音歌手威利斯·考諾沃！
仰仗這台褐色的、像舊皮鞋一般珵亮的「飛利浦」收音機，我第一次聽到英語，第一次踏進爵士樂的萬神殿。在我們十二歲的時候，掛在我們嘴邊的那些德國名稱開始漸漸地被這樣一些人名所替代，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杜克·埃林頓、艾拉·菲茲傑拉德、克裡夫特·布朗、斯德內·貝切特、迪安戈·瑞因哈德和查理·帕克。我記得，甚至連我們的步態都發生了某種變化：我們那高度壓抑的俄國骨架中的各個關節也開始「搖擺」起來。看來，在我們這一代人中間，我並非唯一懂得如何很好使用那兩英尺普通金屬絲的人。
透過收音機背面那六個對稱的孔洞，在收音機陰極管閃爍的微光中，在由焊點、電阻和陰極管(這些東西像語言一樣難以理解，在不斷生成新的意義)構成的迷宮中，我認為我看到了歐洲。收音機的內部看上去永遠像一座夜間的城市，到處都是斑斕的燈火。當我在三十二歲時真的來到維也納時，我立即覺得，就某種意義而言我似乎很熟悉這個地方。至少，在維也納沉入夢鄉的最初幾個夜晚，我都能清晰地感覺到，似有一隻遠在俄國的無形之手擰上了開關。
這是一台很結實的機器。一天，見我終日沉湎於各種廣播頻道，父親怒火中燒，把收音機摔在地板上，收音機散架了，但它仍能收聽節目。我不敢把它拿到專門的收音機修理鋪去，而試圖利用膠水和膠帶等各種手段來竭盡所能地修復這道如同奧得河尼斯河界線[4]的裂痕。但是自此時起，這台收音機的存在狀態始終是結構鬆散的兩個笨重部分。等到陰極管壞了，這台收音機便壽終正寢了，儘管有一兩次，我曾私下在朋友和熟人那裡找到替代配件。即便它成了一個啞巴盒子，也依然留在我們家，與我們這個家庭共存亡。六十年代末，人人都買了拉脫維亞產的「斯皮多拉牌」收音機，這收音機帶有一根拉桿天線，內部裝有許多晶體管。誠然，這種收音機的接收效果更佳，攜帶也更方便。不過，我有一次在修理鋪看到它被打開的背板。我所能說的就是，其內部看上去像是一張地圖(公路、鐵路、河流和支流)。它不像是任何一塊具體區域，甚至也不像是裡加[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