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大學時，因為喜歡哲學，常常跑去哲學系旁聽，認識了一些人。當時有一個同學跟我很要好，他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留著很長的頭髮，可以很久很久不洗澡，發出異味，直到全班都快瘋掉。好像學哲學的人都會有些怪癖，至於為什麼會這樣，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這個同學突然很憤怒地跟我說：「台灣根本不可能有哲學。」我嚇了一跳，問他「你怎麼這麼武斷？為什麼說台灣不可能有哲學？」
如果說台灣人不瞭解哲學，我會認同。許多人不知道哲學系在讀什麼，讀了哲學系以後要做什麼。然而，不管是希臘的柏拉圖時期，或是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其全盛時期最強盛的學科就是哲學，或者說是思維－－哲學就是在復製一個文化裡所有與思維有關的東西。
這個同學繼續說：「你發現沒有，所有熱帶地方都沒有哲學。」他認為在溫度比較高的地方，人會比較注重感官經驗，以印度而言，雖然有很強盛的宗教信仰，我們也會將佛學歸類為一種哲學，但是那不純然是邏輯論證、理性思考的產物，大多是從感官發展出的直觀思維。
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哲學，其思維模式、思辨模式與希臘的邏輯學有很深的關聯。它有一個推論的過程，有理性探討的過程。當我們和別人交談時，會希望彼此之間有一個共同遵守的、推論的、辯證的過程，就像黑格爾提出的「正反合」之類的模式，我們會說這是「符合邏輯」。
但是不符合邏輯的感官經驗，就不能是一種思維嗎？翻譯佛經的人，常常會提到「不可思議」，例如《金剛經》裡的經義就是不可思、不可議。這種與希臘的辯證邏輯大相逕庭的模式，不是哲學？或是另一種哲學？當年一個哲學系學生提出來的問題，雖然不是一個嚴謹的論證，卻讓我思考到今日。
不可思、不可議
這個哲學系的同學，當時很喜歡的哲學家之一，是丹麥的齊克果（SorenKierKegaard），他的日記和作品《恐懼與顫慄》，國內都有翻譯本。齊克果所代表的是從基督教思想發展出的一個哲學流派，被視為七○年代存在主義的前導。他在《恐懼與顫慄》中，談到了人類對於原始自然和孕育生命的恐懼感，此一論點和《舊約聖經》有關。我們熟悉的基督教教義來自《新約聖經》，也就是經由馬太、馬可、約翰、路加這些人所傳播的四大福音，內容主要是耶穌以愛為中心的思想。
台灣基督教的朋友讀《舊約聖經》的人數不多，大家如果有機會讀《舊約聖經》，如〈創世紀〉，會讀到非常多神祕的事跡，出於耶和華對於人的試探，他以命令式的權威決定人的命運，使人時時刻刻存在巨大的恐懼感。齊克果所探討的就是類似的恐懼。
舉一個眾所熟知的故事為例。亞伯拉罕年老時才得到一個兒子，寶貝得不得了，有一天耶和華－－所謂絕對唯一的真神，在天上突發
奇想，他想：「亞伯拉罕平常都很聽我的話，是一個很忠實的信徒，是一個僕人。每一年都會到山上，宰殺羊獻祭給我。要是有一天我要他獻出自己的兒子，把兒子綁起來殺死，獻祭給我，他會不會照做？」
如果你對這個故事不熟悉的話，聽到這裡，會覺得這個神很奇怪，怎麼會有這種非人性試探的念頭。這不是暴力嗎？神怎麼會用這麼殘酷的方法試探人類？我們到媽祖廟拜拜，從來沒聽過媽祖要我們把自己的兒子綁起來祭神的吧！但在《舊約聖經》裡，這種非人性的動作表現，正好證明了他不是人，而是神。
這是不是呼應了佛經上的不可思議？神就是要不可思、不可議，才能夠稱之為神。
對於影響我們最深的儒家文化而言，很難理解此種人神關係。儒家文化認為，人與神的關係是相對的，神對我們好，所以我們祭拜他。可是基督教不同，他們主張「絕對」的人神關係。所以我們看到《聖經》裡，亞伯拉罕得到神的指令之後，二話不說就把兒子以薩綁起來。以薩嚇呆了，不曉得他的爸爸要做什麼？亞伯拉罕揹著以薩到山上，將他放在平常殺羊的祭壇上。刀子高高舉起，正要劃下去時，天使出現阻止了他，天使說：「神祇是要試探你。」
有一次，我在電影院看好萊塢拍攝的聖經故事，看到這一段，旁邊一個老先生激動地跳起來大罵：「這是什麼神？」我完全可以瞭解他的激動，因為中國儒家是不能接受這種違反倫理的事情，而當我們覺得神不像神的時候，是可以反叛他的。
齊克果所談的《恐懼與顫慄》，就是類似這種當神做了不像神的事情時，使人對於生命本質產生恐懼。在《舊約聖經》裡，神創造了人，將他放到伊甸園裡，看他很寂寞，又創造了女人，但不讓他們有任何的關係。在伊甸園裡什麼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吃知識之樹上面的果子，因為吃了之後就有知識。後來的結局，大家都知道了，只是你是否也想過，為什麼神這麼奇怪，創造了一個完美的世界，卻留下一個漏洞，暗示人類去背叛他？
神創造了人，人卻背叛了神，而人在背叛神後被驅逐出伊甸園，開始了生存的意義。這與我們所熟悉的希臘邏輯、理性思維有所不同，但在《聖經》裡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例如神因為不耐人的墮落，發動大洪水要把所有人淹死，這不是一種理性思維的表現，神以主觀的權威生殺掠奪，他可以創造、也可以毀滅，而且是「絕對的」創造與「絕對的」毀滅，沒有任何理由。然而，他在發動大洪水前，又有點後悔，好像不是每個人類都那麼壞，而要把所有的創造都毀掉，好像也很可惜。於是，他找了諾亞，要他造方舟逃難。這裡，我們又看到佛經上所說的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這個漢字翻譯是相當地精簡，讓我們不知道要達到如何的「不可想像」才叫作不可思議，凡可以想像、推理的狀態就不是「不可思議」。所以宗教，無論是佛教或是基督教，在哲學系統裡都歸於「神學」，與一般哲學的思維做區別。
多年後，我又遇到當年那個哲學系的同學。他做了生意、發了財，穿著西裝，有點發胖，我跟他提起齊克果，他有點失神，反問我：「齊克果是誰？」他可能忘了齊克果，我卻忘不了他大學時候說，台灣太
濕太熱不會有哲學。為了成為哲學家，他花了很多錢買了一台除濕機，放在家裡整天開著‥‥這大概是成長過程中，第一件引起我對哲學或思維發生興趣的事。
被簡化的思維過程
思維是什麼？我們都有一個大腦，經由大腦去思考很多事物，去推論、推理，最後下判斷，就是思維。
我在〈語言孤獨〉一章提過，儒家思想影響我們甚鉅，而儒家的主張，如孔子的哲學，常常是一種結論式的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個結論，是可以奉為教條的格言，聽了之後不必做太多的思考，照著做就可以了。希臘哲學則恰好相反，把推理的過程、思辦的過程，視為哲學中很重要的一環。我們讀柏拉圖的《對話錄》，在〈饗宴篇〉裡面就針對一個主題：Eros（譯為「愛」或「愛樂斯」，即所謂「柏拉圖式的愛」），以不同的角度進行討論－－發言的有醫生、有戲劇家、有詩人，各自提出對Eros的解釋。是否會有結論？柏拉圖反而不太關心。
如果你習慣閱讀儒家哲學的話，讀希臘哲學會有一些不耐煩，因為你會覺得，怎麼讀了好幾頁還沒有結論出現？
在儒家文化強烈的影響下，那個哲學系朋友說的話也許會成真，台灣不會有哲學家，因為我們其實不太善于思辨，也很少有機會思辨。
在解嚴之後，我發現台灣有好多機會可以產生思辨。當一個社會裡面，出現很多不同且極端的意見和看法時，就是思辨產生的時機。例如蘭嶼設立核能廢料儲存場，兩種結論性的答案：對或者不對，是兩個極端，中間才是思辨的空間。又例如統獨的問題，是台灣最值得思辨的一個問題，可是直到現在，很少看到兩個人好好坐下來，說他為什麼贊成統一，或為什麼贊成獨立。我們很少與人進行思辨，只是急著發表結論，當對方的結論和自己不一樣時，就是舉拳頭決定了。
台灣在解嚴前，沒有機會發展思辨，人民不被允許思考，不管說統說獨都要送進監牢，現在可以說了，卻沒有人注意別人怎麼說？怎麼把自己思考的過程，充分地與他人溝通，讓別人知道為什麼會得到這個結論？結果是，你不接受我的結論就變成我的敵人，演變成對立的狀況。
我在好多場合裡，遇到這樣的狀況。大家對於一個問題發表意見時，我不贊成A也不贊成B，可是當我對贊成A結論的人說：「你是不是可以說一下，你得到這個結論的思考過程？」對方已經產生敵意，他說：「那你就是贊成B嘍。」
因為缺乏溝通的耐心，思辨的過程完全被簡化了。
每次選舉的時候，你注意一下，不管各黨各派出來的人，發表到最後都是說好不好？對不對？底下的群眾只有一個選擇：好或者不好，對或者不對。解嚴後可以使人民思考問題的機會，完全喪失了。
思維最大的敵人大概就是結論吧！任何一種結論，來得太快的時
候，就會變成思維的敵人。
當我站在台上授課或是演講時，有麥克風、有桌子、有舞台，我的語言就已經具有「暴力性」。所以我會經常檢查自己講話的意識形態，並思考要如何讓講出來的話，不會變成「耶和華的指令」，而讓底下的學生或是聽眾，可以與我一起思辨問題。
這麼做不一定會得到好的回應，有些學生反而會覺得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一個問題會得到一個答案。老師直接給答案，是更方便、更簡單的做法。
有一個老師，他服務於台灣南部的專科學校，他告訴我一件千真萬確的事情，在學生的月考考卷上，出現了一道選擇題，題目是：台灣的民族英雄是：1邱逢甲2邱逢乙3邱逢丙4邱逢丁。
教育的思維模式怎麼會變得如此簡單？在這麼簡單的思維模式中，學生即使選對了邱逢甲，意義又何在？
處於生命荒謬的情境中
在〈暴力孤獨〉中，講到台灣最大的一個暴力事件主角陳進興，死前簽署了器官捐贈書，但是正等待換心、垂死的病人拒絕接受，他不要壞人的心臟。心臟原來不只是器官，還有好人心臟和壞人心臟的差別。如果我們把器官當作可以獨立出來運作的零件，我們還會說這
是個好人的零件或壞人的零件嗎？
這裡面可以有許多非常有趣的思考。因為你沒辦法求得標準答案，你也許會覺得好荒謬，可是你究竟要如何面對這件事？為什麼會有人捐贈器官被拒絕？而拒絕的人是寧死不從，像文天祥一樣慷慨激昂地說：「我不要他的心臟。」當時看到這則新聞，我又想哭又想笑，覺得生命真是既悲涼又荒謬。
存在主義非常喜歡談「荒謬」這個字，處於生命荒謬的情境中，就是人們思辨的時機。因為荒謬本身代表著不合理，所以你可以開始思考為什麼產生荒謬感？荒謬感從何而來？如何處置這個荒謬感？思辨於焉開始了。
思維的可能性
但在儒家的文化中，不管是孔子還是孟子，都把荒謬情境的思維過程省略了。他們覺得：「我負責思考，思考出最後的結論後，告訴你，你照做就好。」孔子有七十二個弟子，這七十二個弟子應該就是最遵守他戒命的人。可是他們是最好的學生嗎？不一定。我常常會覺得，當我站在講台上，碰到一個對抗的聲音、對立的聲音、懷疑的聲音時，我會很珍惜這個聲音。因為這個聲音非常不容易，他同時在幫助我，使這個帶著權威和暴力、站在講台上的角色，多一點彈性，不是單向指令的下達。
同樣地，我也一直期待一個政治哲學家，期待他能喚醒民眾。孫中山臨終前，諄諄告誡說要「喚起民眾」，因為他受西方啟蒙訓練，他是一個哲學家，不是政客。他不是要告訴民眾對不對、好不好，他要喚醒民眾的思維，他知道若是民眾無法思考，社會的繁榮強大都是假的，都將毀於一旦。
可惜直到目前為止，政治人物的選舉，不但不能喚醒思維，還使所有的思維崩潰。
解嚴這麼久了，人們關注的焦點，還是只在於他是哪一個政黨或誰應該下台、誰應該道歉。不只是政治人物，包皮括媒體，媒體常常暴力到不讓人去思考事件過程，就直接下了一個結論。是不是真如我哲學系同學突然請出的那一句荒謬的話：「台灣沒有哲學」，或者，台灣思維的可能沒有完全絕望，只是等待機會被啟發？
熱到頭腦不能思考是島嶼的宿命嗎？
與溫度、氣候有關嗎？在研究藝術史時，的確會發現追求陽光的畫派，如印象派，很多畫作都是感官的描繪，他追求的是一種「感覺」；可是在寒冷的北國，比如法蘭德斯畫派，就是非常冷靜理性的觀看，用眼睛分解、分析所有的物件，把物體化成一個非常精準的形式。
北歐人如哲學家齊克果，就是隨時保持一種高度的冷靜，不會隨意表現出激動之情。在南方的義大利，一個男人可能看一個女人一兩眼，就開始唱起詠嘆調了（我們知道歌劇的詠嘆調就是陶醉的）。我認識一個法國的女孩子，她對我說：「北歐人談戀愛，不會表現得很熱情，卻能天長地久。聽義大利人唱美麗的詠嘆調，很浪漫，但是第二天就找不到人，找到了，他也可能忘了你是誰。」
或許我們思維的模式真會受天氣的影響。似乎在寒冷的時候，人的頭腦會特別清楚，而熱的時候就變得混沌了。我七、八月時通常不會待在台灣，這個季節的台灣不太能工作；那種熱，混合著皮膚上的汗，空氣裡的濕度，而陽光又那麼刺眼‥‥我就會覺得頭腦裡的東西開始變得不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