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的轉換
因此，呂湘進一步的研究就是在黑暗中不經由發聲而用觸覺去認識自己模仿不同罵人口形時臉部肌肉的變化。
寫這部小說時，我自己會玩很多遊戲，例如用觸覺替代聽覺。我曾經在史丹佛大學教學生漢語時，教學生用手指頭放在嘴裡去感覺舌頭的位置，雖然不發聲，但是只要舌頭位置放對了，就可以發出正確的聲音。這是一種語言教學法，可以矯正學生為了發出和老師一樣的聲音而用錯發音方式，先讓學生學會舌頭發音的位置，例如舌尖放在牙齦底下，先用手去感覺，最後再發聲。呂湘在做的就是這個動作。
我們都知道海倫．凱勒，她聽不到聲音，可是她針對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寫過一篇偉大的評論。她用手放在音箱上，隨著節奏、旋律所產生的振動，用觸覺去聽，再寫出她的感覺。她證明了人類的感覺是可以互相轉換，聽覺不只是聽覺，也可以變成觸覺。尤其在漢文系統裡，任何一個聲音都是有質感的，我們說這個人講話「鏗鏘有力」，是說語言有金屬的質感；我們說這個人的聲音如「洪鐘」，或者「如泣如訴」，都是在形容語言的質感。
以詩詞的聲韻而言，如果是押江陽韻、東鐘韻，寫出來的詩詞會如〈滿江紅〉的激憤、昂揚和壯烈，因為ㄥ、ㄤ都是有共鳴、洪亮的聲音；若是押齊微韻，是閉口韻，聲音小，就會有悲涼哀愁的感覺，如淒、寂、離、依等字都是齊微韻腳。我們讀詩，不一定是讀內容，也可以讀聲音的質感，或如細弦或如鑼鼓，各有不同的韻味。
這個研究遠比直接模仿發聲要困難得多。有一些非常細緻的肌肉，例如左眼下方約莫兩公分寬的一條肌肉便和舌根的運動有關。
這一段內容也是我杜撰的，讀者可不要真的對鏡找那條肌肉。然
而，發聲所牽動的肌肉，甚至內臟器官，的確是微細到我們至今未能發現，例如發出震怒的聲音或無限眷念時的聲音，會感覺到身體內有一種奇妙的變化，所謂「發自肺腑」是真有其事。有時候我演講完回家，會覺得整個肺是熱的，而且三、四個小時不消退。
語言與情緒的關係
我相信，語言和情緒之間還有更細膩的關係，是我藉著呂湘這個角色所要探討的。
舌根常常把惡毒咒罵的語言轉成歌頌的文字，如「好個呂湘！」
好個呂湘！可以是讚美，也可以是咒罵，他可能等一下就會被砍頭，也可能下一秒變成英雄。民間常常用這句話，就看你用什麼情緒去說，意思完全不一樣。而呂湘已經自我鍛鍊到一看這個人的肌肉跳動，就知道對方說出此話是褒是貶。這裡語言又被顛覆了，本身有兩種南轅北轍的意義，當你說「好個呂湘！」聲音是從喉嚨出來時，你已經恨得牙癢癢。所以語言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東西，絕對不是只有單一的意涵。就像前文所說，不要聽他講了什麼，要努力去聽他沒有講什麼，這是文學最精釆的部分。
但是，一旦舌根用力，咬牙切齒，意義完全不同，就變成了惡毒的咒罵了。由於舌根看不見，所以，必須完全依靠左眼
上那一條細緻的肌肉帶的隱約跳動才看得出來。
呂湘這一發現使他又有了新的研究的快樂。使他不僅在夜晚別人睡眠之後獨自一人在房中做研究，當他對這種舌頭擴及人的嘴臉的變化研究到得心應手之時，呂湘便常常走到街上去，看著大街上的人，看他們彼此間的談笑、和藹可親的問好。只有呂湘自己知道，他並不是在聽他們說什麼，而是在聽他們「沒有說什麼」，那豐富的人的面容肌肉的變化真是有趣極了。
讀者可以想像，寫這段文字的作者，在那段期間亦是常常走在街上看人說話，卻是聽不到聲音的。
當我們用超出對話的角度去觀察語言，語言就會變成最驚人的人類行為學，遠比任何動物複雜，這裡還牽涉到很多人際關係，例如前面提到的宋江和閻惜姣，夫妻之間的語言別人很難瞭解，他們可能是在打情罵俏，別人聽來卻是像吵架。
張愛玲的小說寫得極好，一對夫妻在街上吵，丈夫說出的話惡毒得不得了，甚至要動手打妻子。旁人看不下去報了警，因為當時正推行新生活運動，丈夫不可以這樣對待妻子。正當丈夫要被抓進捕房時，妻子一把推開警察，拉著丈夫說：「回家吧！回家吧！回家你再罵再打。」這是夫妻之間的語言，並非一般人從字面上瞭解的狀況。
所以我相信語言也建立著一種「他者不可知」的關係。羅蘭．巴特在《明室》這一本講攝影美學的書中，開頭就說，他的母親過世了，整理母親的遺物時，在抽屜中看到母親五歲的照片，他突然深刻地感
覺到原來母親真的五歲過。因為母親的五歲對他而言是不存在的，他也無法瞭解，藉由母親的照片，他開始探討攝影、影像的意義和價值。
我想，語言就如同這張照片，常常會變成個體和個體間一個不可知的牽繫。
又好比我的母語，是母親給我的語言，這個語言對我而言就像緊箍咒，我不常用這個語言，只有去看母親的時候，會跟她說母語，而當我說出這個語言時，我整個人的角色都改變了，我平常的邏輯、平常的人性價值都消失，變成了母親的兒子。
一九八八年我到西安，我的母語就是西安的地方話，所以一下飛機我覺得非常混亂，滿街的人都是用我的母語在交談，那是一種很怪異的感覺，他們和我很陌生，但是他們的母語竟是我的母語。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母語，那是不容易理解的，它以另一種記憶模式存在基因和身體裡面，會變成很奇怪的東西。因為母語對個人的意義難以形容，我們常常會不自覺地就不尊重別人的母語。
我最近在讀夏曼．藍波安的書，他來自一個只剩下兩千多人的蘭嶼達悟族，如此努力地想要找回他的母語，可是這個語言從日據時代就已經消失了，當他的族人會說閩南話、普通話，就是不會講達悟語，母語帶給他的哀傷，對他生存所產生的意義會是什麼？我反覆地讀他這本得獎的小說《海浪的記憶》，寫他父親八十幾歲蹲在蘭嶼的海邊，他說：「父親是很低的夕陽了。」
他用漢字寫，可是我們知道，漢語不會用「很低的夕陽」，而會用衰老、將死、遲暮。夏曼．藍波安沒有用這些字辭，而是堅持達悟語的特殊語言模式。
溝通的開端
我們可以用類似西方符號學的方法，把語言重新界定為「既精確又誤導的工具」，語言本來就是兩面的刀，存在一種弔詭，一方面在傳達，一方面在造成傳達的障礙。所以最好的文學就是在語言的精準度裡製造語言的曖昧。
這種曖昧就像你在心情茫然時到廟裡抽了一支籤，你很希望這支籤會告訴你應不應該繼續交往、或要不要投資，可是籤文絕不會告訴你應該、不應該，會或不會，而是給你一個模稜兩可的答案。
我有一個學生做金屬工藝，好不容易存了點錢想開店，又怕血本無歸，就到廟裡求了一支籤，籤上寫著：「董永賣身葬父」，他想：「完了，賣身葬父是很慘的狀況。」他跑來告訴我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因為董永沒有錢埋葬父親，就插了一個草標跪在街上要賣身，後來感動天上的七仙女下凡來幫他，之後他榮華富貴，過著像神仙一樣的生活。那麼這支籤究竟是好或不好？
語言的曖昧性就在於此，它可以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既精確又誤導。
再談回到〈舌頭考〉，和〈熱死鸚鵡〉一樣都是沒有結局的小說。
回到中國以後，呂湘一面進行他有關舌頭與中國母系社會關聯的論文，一面常常跑到街上，繼續深一步瞭解一根舌頭所可能在人的身上發生的複雜作用。
他有點驚訝於街上行人左眼下那一帶兩公分寬的肌肉的急速擴大。在短短幾星期中已有著墳起而且變成醬紅色的趨向，甚至到了肉眼也不難察覺的地步。
呂湘有點不安。他想起平反時那個語調溫和的稱讚他的幹事。他又無端想起在芝加哥的討論會上自己的沒有離席是否落了什麼把柄。他變得有點神經質，走在東安大街上，一個人笑吟吟過來問路，呂湘像見了鬼一樣「哇」地一聲跳著跑開了。
他在北京社科院敷衍了事地做了一點言不及義的報告，並沒有透露絲毫他從馬裡茲別克教授那裡得來的啟發以及他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
他匆匆回到了湖南，失魂落魄，一個人站在街角看著行人。
呂湘怪異的行為自然引起人們的議論，呼應了上一篇所提及的，群體文化無法容忍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因為他們猜他得了不治的愛滋病。
鄉里中無事的女人們便開始傳說呂湘因為長期單身，又上了趟美國，在旅館半推半就玩了一個妓女，染患了不治的愛滋病。而愛滋病的初步症狀就是喜歡站在街上看人，把病傳染給八字弱的人云云。
我們不知道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但是已經沒有人敢靠近呂湘，只敢遠遠地對他指指點點。這是群體文化裡常見的現象，也是一個眾口鑠金的例證，語言的力量如此大，大到足以鎔化金屬。
事實上呂湘還是頭腦清醒的，他從北京回到家鄉之後，一直記掛著全國人的左眼下那逐漸墳起而且發醬紅色的一條肌肉，沒辦法專心繼續有關舌頭與女性進化的研究。有一次他聽說鄉里來了一個台灣同胞訪問團，便也跟著大伙跑去看。鄉里的人因為怕被傳染愛滋病，都離他遠遠的。呂湘一人大搖大擺走到訪問團的巴士前，一個台灣重要的來訪者看呂湘氣派不小，以為是高幹，便立刻搖著「台灣同胞訪問團」的小三角旗，快步趨前和呂湘握手，親切地叫道：「同志！」
不料，呂湘「啊！」的大叫一聲，直楞楞看著這位台灣同胞的左眼下方。不一會兒呂湘就倒地昏厥了。送醫不治，死時只有五十三歲。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結局？
呂湘死後，「留下白髮的老娘，每天夜裡手執一把純鋼的大刀在空菜板上一聲聲剁著」，我小時候確實看過鄰人這麼做，媽媽說她在招魂，我不太確定，只記得這件事，就把它寫成了呂湘的母親。「一面剁一面罵道：『天殺的，回來，天殺的，回來。』據說，這是湖南鄉下一種招喚亡魂的方法。」
寫到這裡，會覺得有點哀傷。我常覺得自己寫小說時，就像在幕後操作布袋戲的人，操弄著好幾個角色，有時候覺得好笑，有時候覺
得難過。而當我寫到這裡時，我會想，呂湘的母親到底是愚昧還是動人？其實我分不出來。我想到小時候鄉間的習俗，是在很無奈的狀況下，用一種既像咒罵又像歌頌的方式詮釋生命。對呂湘的母親而言，她唯一的兒子死了，她的兒子走過文化大革命，又從美國回來，卻被村人傳言得了愛滋病，最後莫名其妙死了，她不得不死命地揮動那一把純鋼的大刀，她在剁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就留給讀者去填空了。
最後，故事還有一段結尾，與其說這是結局，不如說是個寓言吧！
呂湘的手稿也經由省裡的文聯整理，發現了他新近有關《舌頭考》的手稿。但只有寥寥數十字，沒有什麼研究價值。為了紀念，便做為遺稿，刊登在一個不太有人看的文聯機關報上：
呂湘同志遺稿《舌頭考》：
這個種族連續墮落了五千年之後，終於遭到了懲罰，被諸神詛咒，遭遇了厄運。
厄運開始是從婦人和像婦人的男子們的口舌開始的‥‥
我想說的是一種語言的孤獨，當語言不具有溝通性時，語言才開始有溝通的可能。就像上一篇所提及，孤獨是不孤獨的開始，當懼怕孤獨而被孤獨驅使著去找不孤獨的原因時，是最孤獨的時候。同樣地，當語言具有不可溝通性的時候，也就是語言不再是以習慣的模式出現，不再如機關鎗、如炒豆子一樣，而是一個聲音，承載著不同的內容、不同的思想的時候，才是語言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