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劉易斯（Norman Lewis），老旅行家，老作家。老，究竟多老？居然也頗隱晦。或因其生平受人所知甚少。一個英國作家在其本國文壇居然生年不確詳，不免令人猜度其為人跌宕不群，即連廣於旅行又著作等身的埃裡克·紐比（Eric Newby，1918－ ，著有《走過興都庫什山》）在其編纂的《旅行家遊蹤選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中撰寫劉易斯的生年也不得確切，謂一九一四；然更晚近的資料謂其今年六月剛過九十大壽，亦即他生於一九○八。
這不自禁透顯出劉易斯的傳奇色彩。
他的出身，被講述不多，學歷一欄，只說到「恩菲爾德中學」（Enfield Grammar School），這難免在傳統階級價值猶盛的二十世紀初的英式體系文壇與知識圈受到不夠重視之可能。與他同時的小說家並且遊蹤也極廣的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出身優尊，又受習於牛津，因而一早便大受矚目。格林以小說著稱，然即使他在一九三六年的描述利比亞徒步旅行的書《沒有地圖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也比劉易斯的多部著作更受普遍讀者知悉。
這兩人又有另外的共同點，除了劉易斯也將他遊歷的異國地域寫成多部小說外，兩人皆在戰時服務於英國情報機構（這一點竟無巧不巧地與一次大戰時的T. E. 勞倫斯也相同）。
劉易斯成名於五十年代初期，得自其兩本描寫亞洲的書：一九五一年的《出雲之龍》（A Dragon Apparent），關於北越；一九五二年的《金色大地》（Golden Earth），關於緬甸。
這兩個東方古老卻僻靜的國家當時正值戰火——越南對法國脫羈殖民之戰；緬甸的內戰——劉易斯看準了這塊勢必瀕臨強大的政治及文化變動的純樸農村異域作為他的探索之旅，寫下了讓他享名至今的書。
然他的旅行並非始於東亞。在二次大戰前，一九三八年，便出版了第一本旅行書《阿拉伯的沙與海》（Sand and Sea in Arabia），是他的攝影集，罕為人知，如今已成了藏書家的搜尋品。
二次大戰時，他服役於西西里島等地，當地的生活經驗與觀察人性在戰時的奇趣糾葛，讓他寫成一九五○年的小說《迷宮之內》（Within the Labyrinth）。
而他深度介入黑手黨家族之生活及親見他們之運作，寫成了一九六六年的《榮辱社會》（The Honoured Society）。
敏銳的旅行家總能在最微妙的時刻出現在最即將劇變的地方。他們常有這種幸運，並且，也可以說，他們常令自己身處險境。一次大戰前的T. E. 勞倫斯原就因他牛津的豐實考古素養走訪過敘利亞、埃及與北邊的美索不達米亞，也於是大戰爆發後他順理成章地在埃及服役於英國情報局，也終於沉浸於沙漠牧野式的文明而漸冥覺出其人生之另一曙光，甚更得一殊途可堪掩壓胸腔一徑潛存的莫名風暴，遂致離去他的制式勤役，去廁身阿拉伯各族長王公間為他們謀求對土耳其的抗埒，終成其獨一無二的卻又飄然若失的傳奇事功。
可以說，諾曼·劉易斯是「在野的」旅行作家。
所謂「在野」，是相對於那些早有名作一開始便登列「殿堂」經典的那些旅行大文豪，如Charles M. Doughty（1843－1926）或是Norman Douglas（1868－1952）。Doughty在一八八八年出版的《阿拉伯西北漠地旅行記》（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及Douglas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古老卡拉布裡亞》（Old Calabria）公認是世界旅行文獻的必要經典，並且直至今日仍是敘寫當地——Doughty的西北阿拉伯及Douglas的南意大利——的最佳一本書。我在美國各地凡走進老派文人的書房，書架上沒有不放這兩本書的。
相較之下，劉易斯的書從來沒有大紅過。
他幾乎要算是僻冷的旅行作家了。
劉易斯屬於實地細描的那種旅行作家，所寫既不類於十八、十九世紀的深入不毛者之探奇日記，也不同於略晚於他的鶼·莫裡斯（Jan Morris）細寫威尼斯及牛津等名著，那份很適合「臥游者」（armchair traveller）所瀏覽之物。
他書中頻頻敘及的粗蠻野風及著墨不多的文雅掌故，未必適合安坐家中閒怡展讀，然其曲黠文體與「如刀般尖銳的觀察力」（小說家V．S. Pritchett如此譽他）又令人嚼讀興味盎然。小說大師亨利·詹姆斯的遊歷見聞《美國景象》（The American Scene）固令人欽其雄雅筆力，卻也不免察覺詹姆斯委實不是投身深荒徒步苦旅之人。
劉易斯是二十世紀初的人，除了具有傳統英國人被薰養的長年安於蕭簡田野、粗樸身家，甘於冷食、自得其樂於山野跋涉外，也深好遠赴異國探奇尋險。而他去的，特別是尚未露出文明的地域；然本世紀的文明力量何其大，尚有什麼地方不披靡？旅行家的天職便是一徑在找尋這類角落。劉易斯愛挑選那些野蠻、未開化的地區，並且總在它們將被工業剷平或被西方觀光模式庸俗化之前便搶先一步趕到。他的一九五九年各地旅行的文集《正在變的天空》（The Changing Sky），結自於《紐約客》（The New Yorker）等期刊的多篇遊記及見聞，尤可看出他對野境之強烈興趣。
或正因劉易斯不夠紅，造就他旅行事業之更為綿長，這毋寧是他的幸運。太多早年成大名者，往往耽於富裕而致中老年頹唐無所事產。劉易斯則時時在出產，永遠在路上。
一九九三年，八十五歲的劉易斯還出版了他龍鍾老人的旅行實錄《東方帝國》（An Empire of the East），這本邊荒印尼的遊記，讓人見識到什麼才稱得上是「一生的旅行家」。
（一九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