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才遷到，接得夏丐尊老師逝世的消息。記得三年 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後消息， 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 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這使我 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 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秋，蘆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 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歎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 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 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 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 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 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 是精神的象徵，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 難，使我不能早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 是「抱恨終天」的事！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 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國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 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 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 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 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 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 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靈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 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鑒 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 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 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 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 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 到請願，也許暗嗚叱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 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 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准講空話，要 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 「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 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 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 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 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 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 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 講台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 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了。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 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嘻皮笑臉，同他親近。 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 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 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實在感激 他，敬愛他。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 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後 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 辭職閒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係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 的絳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 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雲遊四方，和夏先生彷彿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 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範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 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 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 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 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歎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 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 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 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 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歷史小說看 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歎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 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但 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他只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裡，這二位導師 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與「媽媽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麼，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 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斛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 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因為 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 「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
1946年5月1日於重慶客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