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不知道我現在在採訪你，會把你說的都寫出來？」
「那你還跟我說這些？」
「沒關係，這也是我經歷的一部分。」
「回了國，很多人會把你視為英雄，當做偶像的，他們要知道你殺過人，心裡會很矛盾的。」
「我沒想過當什麼英雄、偶像，別人怎麼看是別人的事，我只是要實現自己的夢想，跟我的夢想比起來，那些想毀掉它的人只配吃一顆子彈。」
「你不擔心自稱『殺人犯』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我說我開槍打死過人，就真開槍了？我在外面十年，到過九十多個國家，我什麼時候開的槍，在哪國開的槍，我的槍呢？法律是講證據的。」
採訪是偶然遇上的，當時，我在墨西哥旅行，當地朋友告訴我有個叫郭大浩的北京人，騎自行車周遊世界，出來十年了，現在正在墨西哥城等美國的簽證，問我想不想聊聊。我說，好啊。於是，朋友便安排我們在一個購物廣場裡的星巴克裡見了面。整個下午，我們靠在窗戶邊上喝著咖啡聊著天。我一直猶豫，要不要相信郭大浩的話並把它們寫出來。
「我說我的，你寫你的，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你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在乎的事兒太多，活得就會平庸……」他這麼鼓勵我。
二
黑暗中騎車危險，他攔了輛車。他請車上的人把自己帶到山下那個加油站，他準備在那裡過夜。上車後，「好心人」露出了凶相，那兩人讓他把錢都交出來。他說錢在後備廂的包裡，跟自行車在一起。其中一人下來打開了後備廂的蓋子，他假裝翻包取錢，然後乘其不備迅速從車架的管子裡拔出了隱藏的武器——一根削了斜面的鋼管，毫不猶豫地戳進了那人的胸膛，血從鋼管裡湧泉般噴了出來，冒著熱氣。另外一個傢伙嚇傻了，拔腿便跑。他也不追，只是把鋼管上冒著熱氣的血擦乾，插進車架，背上包，騎上車，消失在異國他鄉的黑暗裡。
驚心動魄的回憶，一直藏在他心底，那些被他幹掉的傢伙也一直沉睡在他夢裡，稍有動靜，便甦醒過來。
2001年，在烏拉圭，五個人開車將他撞倒，然後持槍搶走了他的自行車、行李及身上的證件，藏在自行車車架鋼管中的2萬美金也沒了。從那以後，凡經過那些危險的國家，他便會為自己弄把槍。
越是容易弄到槍的地方就越危險，越危險的地方也越容易弄到槍。意外這種東西，一年半載也許不會有，但十年八年就一定會有。
偷他的人他沒辦法，但那些搶他的人，必定是他報復的對象。誰搶他，誰想搶他，他都會送些子彈給他們。槍用過後，要把槍管拆下，扔進河裡。
槍管是唯一能定罪的東西。這是賣槍人告訴他的。
他並不覺得自己殘忍。荒郊野外，他沒有手機，即便有，他也不知道該如何用某種語言去向警察描述自己的遭遇。要麼活，要麼死，他只能自己處理，堅強和果斷是必需的。他從不刻意尋求挑戰和冒險，只是努力保持警醒，確保自己的安全。沒人會想到像他這樣一位風塵僕僕的自行車旅行者身上會有槍，更不會想到他會近距離首先開槍。他相信：那些想搶他的人是活該、找死，而那些沒有殺死他的，則會使他更強壯。
三
郭大浩有著標準的戶外打扮：黃色衝鋒衣，藍色衝鋒褲，灰色運動鞋。黝黑精瘦的臉刮得很乾淨，雙眼炯炯有神。他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講述自己時，嘴裡的話像是在賽跑，從不沉默或遲疑。他說自己這點隨母親，母親說起話來便是滔滔不絕；不像父親，稟性孤僻，不愛說話。
郭大浩是屬狗的，是家中的獨子。母親在1970年11月8日那天生的他。
「我媽說，生我那天，倪志欣在北京以2.29米的成績打破了男子跳高的世界紀錄，是中國首次打破田徑男子項目的世界紀錄。所以，我也要成為中國首個騎自行車環遊世界的人。」
星巴克裡播放著懶散的歌曲。人們拎著五顏六色的購物袋從窗前走過。杯中的拿鐵快喝光時，郭大浩便會跑到櫃檯旁拿幾個小奶杯給自己續上。他似乎很能喝奶。
他不時地向店裡的客人豎大拇指，喊聲「阿米哥」，對方也以同樣的方式回應他的友好。「阿米哥」是西班牙語「朋友」的意思。
在墨西哥城，這家星巴克是他最常來的地方。硬盤容易壞，照片存到自己的郵箱裡才是最保險的，星巴克的免費網絡能幫助他儲存照片，為記憶之樹添枝加葉。他有一個主郵箱以及無盡的副郵箱。主郵箱是他的名字，副郵箱是名字後加數字，密碼相同。
每天，他都遇到很多人，有的請他吃，有的讓他住，有的捐給他錢，有的為他指路，有的向他豎拇指……他會跟他們合影，記下他們的聯繫方式，把他們視為「阿米哥」。他不太記得朋友的名字，太多了，每段友誼都要維繫，這讓他這一生都忙不過來。他沒機會再跟他們重逢，友誼對他來說，沒有天長地久，只有當下。
他幾乎不跟國內的同學、朋友聯繫，他有任何困難，除了父母，沒人能幫到他。裝備被偷被搶後，他只能打電話回家，讓父母從國內將「一號箱」速遞過來，箱子裡有他旅行的整套備份。出發前，他準備了三輛專業自行車，兩輛打好包在家備用。
他的家庭並不富裕，母親是工人，父親是工程師，都是在首鋼工作的工薪階層。周遊世界的錢最初是自己在國內掙的，但被偷過搶過幾次之後，2007年，實現夢想的錢就花完了。父母早已退休，但為幫助兒子實現夢想，快70歲的父親依然幫人打工，節衣縮食地支持著他。「我媽參加過北京市工人運動會，百米跑過第三。我媽在陽台上弄了個佛龕，天天求菩薩保佑我平安……我爸雖是中專畢業，但特聰明，是首鋼的教授級工程師。我從小學習不好，但我爸說，聰明不在於做題，而在於做事，我出來，我爸特支持……」談起父母，郭大浩眼神裡充滿了幸福。父親那封鼓勵的信他一路帶著，疊得整整齊齊，時時溫暖著他的孤旅天涯。偶爾他也為自己40歲還「啃老」而感到不安，但一想到今年就能結束行程，回國行孝，便又滿心歡喜起來。
四
夢想緣於一則新聞。初三時，郭大浩在《參考消息》上讀到，一個英國人騎自行車環遊世界，從倫敦剛到了北京。這消息讓他莫名地興奮。他跑去問地理老師，英國在哪兒？老師把《世界地理》課本丟給他，說，48頁。
從小他就愛騎自行車。石景山附近的山，初中時他就騎遍了，他喜歡那種和自然融為一體的感覺，沒有什麼擋住視野，清風拂面，路在腳蹬子下飛馳。
他把那期《參考消息》珍藏起來，把騎自行車周遊世界的夢想放在自己心靈深處揮之不去的地方。
1989年，他高中畢業，沒去參加高考。他想，上四年大學，畢業後再工作幾年，等錢存夠時，他已經騎不動了，還怎麼實現夢想呢？為了心靈深處的那個夢想，他要馬上工作掙錢。他想辦法進了剛開張的王府飯店，周遊世界需要外語，在這家涉外酒店，他練就了流利的英語，並從服務員做到了大堂領班。
那年代，進飯店的不都是住店，很多人在飯店大堂談生意。他很快找到了合作夥伴，開始從國外進口自行車零件來中國賣，並為自己攢自行車。
父親常對他說——「有了夢想，就要全力以赴、竭盡所能，拿出架勢來」。夢想誰都有，但要實現它，得經常問自己為之付出了什麼。
為了實現周遊世界的夢想，他拿出了「自虐」的架勢。
他不抽煙，不喝酒，幾乎不喝飲料，一日三餐以饅頭、大餅、青菜和白水為食。他相信，對生活的需求越低，戶外生存的能力就會越強。無論在家還是出差住店，他都堅持睡在地上。他知道，以自己打工和做小買賣攢的那些錢要想環遊世界，旅館是住不起的，他要訓練自己隨地而眠。
1993年，他騎車去了廣州，1997年又騎車去了上海，1998年夏天，他開始了最後一次自我拉練。他想，西藏要能騎回來，周遊世界便可以開始了。他從北京經格爾木到拉薩；再騎至日喀則、定日到珠峰大本營，最後，返回拉薩，順著川藏線，經成都回到北京，歷時五個月。在青藏高原，他碰到狼群，他把自己的羽絨服燒了，嚇走了狼群；在珠峰大本營，他遇到一個四十來歲的日本人，日本人抽煙，煙頭掐滅在膠卷盒裡。他想，在這方圓幾十公里荒無人煙的地方，若是來1000個中國人，也許會留下1500個煙頭。日本人的自律精神深遠地影響了他。他相信：運氣並不可靠，他必須不斷磨煉自己的能力，自律行為，以隨時應付運氣用盡的那一刻。
五
睡袋、防潮墊、衣服、食物、水、相機、日記本、世界地圖冊、修車工具、手電……以及一些零碎的小東西。1999年5月，郭大浩背上35公斤的背包從北京出發，經新疆進入哈薩克斯坦，開始了漫長的環球之旅。那一年，他29歲。
從哈薩克斯坦進入吉爾吉斯斯坦，再進入烏茲別克斯坦都算順利，但在烏國辦理土庫曼斯坦簽證時，他被土國拒簽了。除了一本貼了三張簽證的護照，他什麼資料都沒有。拿不到下一國的簽證就意味著他必須打道回府，而他並不甘心只三個國家便從周遊世界的夢裡醒來。
他決定「闖關」。
烏茲別克簽證到期的最後一天，他離開了烏國海關。沒有土庫曼斯坦簽證他進不了土國，烏茲別克簽證過期了，他也回不去烏國。他把自己逼成了烏土邊境那500米真空地帶上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星期後，中國駐土庫曼斯坦大使館為他開具了一份外交照會，以國家名義向土國為他作了簽證擔保，他騎進了土庫曼斯坦。
闖關時，他沒想過會得到中國使館的幫助，他那時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外交照會。當他在中國駐土國使館裡講述了自己的夢想並為其展開的架勢後，一位姓鶴的參贊對他說：「大浩，騎！能騎多遠騎多遠！」
開了「外交照會」的頭，後面的中國駐外使館就不好否定了。他像年糕一樣，粘上了他們。幾十個駐外使館為他的簽證開具了外交照會，條件是禁止他接受任何商業贊助。他成了外交部的知名百姓。駐芬蘭大使呂新華給過他200美元，二十多位大使給他留下勉勵的話。
「外交照會」一年兩年行，十年八年就不合適了。時間久了，外交部領導對他有了意見。
「都跟你似的，拿使館當旅行社，外交部還工不工作了？」
「可有幾個中國人像我呢？」
「有一個就夠亂了，你也積累了幾十個國家的簽證，以後自己想辦法吧，外交照會以後沒有了，這是上面領導的意思。」
方便之門關上後，他重新感受到了簽證之苦。
中國護照到哪兒都是『紅燈』。無論大國小國，窮國富國，簽證申請得越多，就越能感受這本護照有多少不好用。他沒有邀請函，沒有酒店和機票預訂，也沒有工作證明，收入證明，除了一些登過他事跡的各國報紙和幾本用過的護照，他什麼都拿不出來。沒了外交照會的「綠燈」，他舉步維艱。
自行車環球旅行者/晏禮中攝「所有國家都歡迎旅行者，但你很難讓那些簽證官相信咱是來旅行的，不是來打工的。很多日本人、韓國人只需填張表就能拿到的簽證，就因哥們兒遞進去的是中國護照，他們就要求我回北京辦理，說沒法在第三國瞭解我。還有些跟中國關係很好的國家，同樣會拒簽，中國再怎麼崛起到這事兒上都沒用，國家和個人根本就是兩回事。而拿不到那些該死的簽證，哥們兒就得打道回府。所以，我必須跟各種各樣的護照歧視做鬥爭，讓『紅燈』變『綠燈』，通過個人的努力，讓咱中國護照變得好使起來。」
為表明自己是真正的旅行者。他會在申請簽證遞護照時，附上一張路線圖。圖上標著他從首都到邊境口岸要走的路線，圈著沿途經過的城市，還註明了各城市間的公里數和自己騎車的天數。
簽證就像賭博，沒人確定自己哪天會走運。在哥斯達黎加，一名男簽證官看完他的路線圖，聽完他的介紹後把他拒了，過了一禮拜，他又去，同樣的圖，同樣的話，因為是另一個女簽證官，半小時後，簽證到手。
跟拒簽比起來，他更怕「回去等消息」這樣的答覆。拒了他還可以再來向其他簽證官碰運氣，而等消息只能是默默地、度日如年地乾等，問也沒用。
等簽證時，他一天就吃一頓飯，東西盡量少吃。沒消耗時得節約，有限的那點錢，得花在刀刃上，不能浪費一分。他相信餓死並不容易，但吃壞肚子很容易。五花八門的各國食物，他會給它們拍照，但從不品嚐，因為，病從口入。在「乾淨、簡單」的飲食原則下，麵包、餅乾、巧克力和罐頭成了他常年在外的四大主食。他也許是硬漢，但拉不起肚子，進嘴的東西很重要。
水是唯一可以多喝的，多喝水才能少吃藥，如果簽證需要等上好幾天，他就會買25升的桶裝水而不買瓶裝水，因為這樣合算。
六
有些國家的簽證像兔子一樣，不是肯等就能有的。
「哥們兒的『簽證鬥爭』也有失敗的時候。十年裡，我回了兩次國，都是因為對方死活不給簽，堅持讓我回北京辦。那時，北京已經取得了奧運會的主辦權，我想，騎自行車環遊世界是多好的奧運宣傳啊，何況奧運會在北京辦，咱又是北京人。我去找奧組委，請他們出個證明，我辦起簽證來也許能方便些，可奧組委外聯司的一司長說，你這純屬個人行為，還警告我不要亂用北京奧運會的標誌。哥們兒心裡不服氣，又去找國家體育總局，他們表示支持，但同樣不給我開證明，」郭大浩從包裡拿出一疊報紙攤開在星巴克的長條桌上，都是報道他的。他雙手拉著五星紅旗，站在自行車旁的大幅照片被刊登於各國報紙的顯著版面上。
「我能讓這玩意兒上報紙。」他從包的頂袋裡扯出了那面五星紅旗，驕傲地說。
「請支持2008年北京奧運會，歡迎大家到北京我的家中做客。」這句話被世界各地的報紙翻譯成了法語、德語、阿拉伯語、英語等近20種語言。儘管祖國的體育部門拒絕給他出具任何證明，但在過去的幾年中，他仍樂此不疲地宣傳奧運，宣傳自己。
「在一些小城市，我只要把國旗一拉，跟人一說我在幹嗎，就會有人說，你稍等，我們最大的報紙的記者馬上就來。」
記者們喜歡問他一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他很少告訴他們是簽證，這會讓他覺得沒面子。他會跟他們聊去烏干達布隆迪的路上，渾身過敏，長紅斑；跟他們聊在肯尼亞沒遇到獅子，只遇到了一些狒狒，而狒狒如果不小心被惹怒了，也是會吃人的；跟他們聊自己剛到東亞時睡在廟裡，那裡有很多蛇，差點把他咬死；告訴他們冬天要往赤道南邊騎，夏天要往北邊騎，獨自旅行最好住在墳地、加油站、教堂或是警察局的院子裡，因為那樣才安全；告訴他們如果不能找塊木板墊著，寧願在書包上坐一晚上，也不能在草地上睡，因為睡眠狀態下受的寒，一輩子都好不了；告訴他們山是最讓人絕望的地形，地圖上不遠的距離時常讓他精疲力竭，要麼滑下來，要麼推著上，很少有能騎的時候，曬傷、脫皮，連著一周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山上不停地翻越，還有無數小蟲子迎面而來，繞過這個山頭依然是另一個山頭；告訴他們那次在危地馬拉的山裡，自己又餓又累，暈倒在路旁，路過的當地人以為他死了，叫來了警車。
他從不跟記者訴說自己的孤獨。人們欽佩他，把他視為「孤膽英雄」，他又怎麼好意思嘮叨自己的孤獨呢？
他會跟他們分享中國不僅有毛澤東，還有奧運會，跟吃大餐相比，騎完一天車，能找個地方用熱水泡泡腳就是最幸福的事，等於享受了那種叫做「周林頻譜」的東西。
七
「富麗華大酒店」、「華人基督教會」、「巴西某某自行車店」……各種莫名其妙的印章蓋在他護照的簽證頁上，那都是幫助過他的。一開始，他也寫日記，記錄那些奇聞異事和幫過他的人，但很快他就放棄了，因為總有記不完的東西，而日記本裡的那些紙都是木頭。遠道無輕載。
旅途中遇到的華僑大多對他不錯。印尼華僑給過他2500美元，巴西華僑給他捐過價值人民幣20000元的自行車。
他只要說，「大哥，這剃鬚刀救濟給我吧」，別人就會給他。
華僑們跟他說了很多話。
有的說：「前面只要還有亮光，就堅持。」
有的說：「騎得差不多就得了，我有個女兒挺不錯，就留在這兒吧，幹嗎非要上西天，女兒國也挺好。」
留下的機會太多了。一路上，不少漂亮富有的姑娘對他一見鍾情，勸他留下。當他婉言謝絕時，姑娘們又表示會等他回來。他總是笑笑，他知道，時間不等人，感情也不等人。對他來說，在一個國家停留的時間只取決於獲得下一個國家簽證的時間，以及騎到下一個口岸的時間。實現夢想需要克服的不僅僅是困難，還有慾望。常年在外，看似天馬行空，無拘無束，但缺了自制力也是危險的。
華僑常用一些連他自己都不清楚的美德來誇讚他。他知道那並不是什麼美德，只是為了實現夢想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也知道睡席夢思比睡在地上舒服，油燜大蝦比乾麵包好吃，跟姑娘共度良宵比獨自熬過漫漫長夜更有樂趣……但為了實現夢想，他必須像珠峰大本營遇到的那個日本人一樣自律，遠離各種誘惑。
「這世上好人多，壞人少，但特別好和特別壞的人特別少」，這是父親對他說的。有熱情就會有冷漠。在秘魯首都的唐人街，他一連推開了17家華人商店的門，請求給點吃的，住一晚，但都遭到了拒絕，直到最後一家給了他一點錢，他心裡清楚，給錢的人，是不會留宿他的。
八
「你騎車時聽歌嗎？」
「傻逼才騎車時聽歌呢，哥們兒騎車時精神別提多緊張了。」
郭大浩脫掉右腳的鞋和襪，向我展示腳後跟上那道清晰的傷痕，那是被吉普車保險槓刮斷腳筋後留下的。儘管他騎車時豎起耳朵，頻繁回頭，可還是被刮到了，吉普車在他的痛苦中呼嘯而過，在2000年的希臘和保加利亞邊境。醫藥費是天文數字，幸好得到當地僑界的幫助，他住了45天的院，養了半年傷。從那以後，他騎車成了逆行，迎面而來的車用燈晃他，用喇叭吼他，他都無所謂，習慣就好了，主動規避保護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行車沒有後視鏡，他也沒有長後眼。
他偶爾也會泛起鄉愁，也會對旅行感到厭倦，也會懷念母親的炸醬麵。他沒心思去考察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但他喜歡在路上遇到那些為夢想而拿出另外一種氣勢的人。
在巴西亞馬孫平原上，他曾遇到了一個德國的建築工程師，那人的夢想是看遍世界上的鳥。在德國掙一年的錢，出國看一年的鳥，然後把新看到的鳥添進自己的鳥類名單。那個德國人告訴他，巴西是自己最喜歡的國家，因為在那裡能看到色彩最斑斕的鳥。德國人問他最喜歡哪個國家？他回答說：「如果我在土耳其辦德國簽證，德國簽證官看完我那堆報紙和護照說聲，『歡迎來德國』，並馬上給我簽證，德國就是我最喜歡的國家。」
對一個國家是讚美還是咒罵，完全是偶然性的。德國不是他喜歡的國家。他永遠記得那個簽證官。2004年，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那個德國簽證官一邊優雅地翻看他的護照一邊問：「你來土耳其之前在哪兒？」「伊朗。」「伊朗之前呢？」「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以前呢？」「印度。」「印度之前呢？」「尼泊爾。」「尼泊爾之前呢？」「……」
一連說了幾十個國家之後，簽證官問：「你去那麼多國家想幹嗎？」
「我熱愛自行車旅行，有了點錢，想看看世界。」
「那你到了德國住在哪兒？」德國人問他。
「那你到了中國住在哪兒？」他反問他。
九
拉著警報的警車不時呼嘯而過。墨西哥城是一座讓人感到不安的城市，報紙頭版幾乎每天都充斥著車禍、謀殺和無名屍體的照片，據說，監獄已經人滿為患。
離開墨西哥的前一天，我約他在街上拍照，他很配合，陽光也很配合。
「嘿，大哥，幫哥們兒『掐』一張。」我拍完後，他展開那面五星紅旗，並把一部小巧的傻瓜相機從兜裡掏出來遞給我。
儘管我們斷斷續續見了好幾次面，但他始終記不得我的名字。凡是中國人，男的他都叫大哥，女的他都叫大姐，從不問年齡。
幫他「掐」了幾張，當我還他傻瓜相機時，他又變魔術般地取出一台家用攝像機說：「大哥，再幫哥們按會兒這個。」
郭大浩把國旗舉在胸前對著鏡頭說：「我現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昨天已經拿到了美國簽證，我將沿著東海岸，從邁阿密一直騎到渥太華。我計劃2010年年底前完成所有的旅程，回到北京，把我的經歷獻給祖國人民。」
後記
離開墨西哥後，我與郭大浩失去了聯繫。再聽到他的消息是在2011年6月5日的微博上，我收到了一位女性朋友發來的私信——「昨天的《非誠勿擾》有個男嘉賓是你之前採訪過的郭大浩，騎行的那個，節目裡說還要去新西蘭，騎完最後4個國家，今年10月結束旅行。靠，還帶走了一個女嘉賓，你不是說要介紹給我的嗎？大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