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
似乎是1998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晏禮中突然出現在我的宿舍裡。他與我同齡，正在貴州大學的新聞系讀書。
那時的北大仍隨時可見這樣的漫遊者，他們對於自己的生活深感厭倦，誤以為燕園蘊涵著不一樣的青春。他有一種令人驚異的能力，能以最快的速度和周圍的環境達成和諧，讓人們接受他、喜歡他。幾乎是立刻，他和我們一起去學五食堂打飯、到靜園的草坪上睡覺，夜間臥談文學、雄心與女人。
我很快發現，比起我單調的、多為白日夢的青春，他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精彩。他旅行的足跡在大學時便已覆蓋了小半個中國，他見識過都市的繁冗、小鎮的蕭瑟、山川的秀麗、寂靜無人的孤獨，他還令人羨慕地通曉不同的方言，擁有動人的歌喉，他喜歡的姑娘和喜歡他的姑娘都絡繹不絕，他給我們描述她們，唱她們教給他的歌。後來，我讀到沈從文筆下的「帶水獺皮帽的朋友」時，心中湧現出的形象就是他。
在那個躁動的春天後，我們的友情就確立了，並吃驚地延續到現在。畢業後，他放棄了重慶的小官僚生涯，到北京成為了一名笨拙的網絡編輯，接下來，我們各自顛簸了幾年，然後又再度成為同事，他變成了一名文化記者。這也是個意外的人生旅程，他一直討厭寫作，卻最終以此為業。他必定也不清楚，這會持續多久。我們之間的顯著差別是，我總為尚未發生的事情、遙遠的未來愚蠢地憂心忡忡，而他安於此刻，並在其中自得其樂。但我總隱隱覺得，我的「帶水獺皮帽的朋友」身上的能量被壓抑了，沒得到真正釋放。
直到七年前，他成為一本新創刊的、發行量如此之小的雜誌《生活》的記者時，他找到了自己。在面對一名從河北鄉下來的快遞員，一名西南鄉村醫生，或是一群大涼山的兒童時，在湖南與一名鐵路巡道員散步，與雲南的艾滋病人管理者聊天時，他的所有的才華得到綜合性的釋放。他輕易地與他們打成一片，使用他們的語言，感受到他們的感傷與無奈，他對自己保持著過分的謙恭，願意進入別人的靈魂與軀體，過他們的生活。
當他最終坐在書桌前，誠實、艱難、一字一頓地寫下這些體驗時，他復活了這些人，而絲毫不帶一個寫作者習慣性的自以為是。
我記得當我讀到他的每一篇文章時，內心都洋溢著溫暖與柔情。而當他把他們串聯在一起時，這些不同的面孔則拼貼成了一幅時代的肖像。儘管晏禮中喜歡讓自己成為一個白描者，盡量避免主觀情緒，但你仍可以明顯看到他的價值傾向。他要描繪那些沉默的聲音、遺忘的記憶、落寞的面孔，他們是這個情緒高亢、金光閃閃的時代被忽略的另一面。
這是他的第一本書，這對於一個從未試圖成為作家的人來說，不僅意義重大，而且充滿曼妙的嘲諷。我比任何人都期待，他能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為我們描繪每一種不一樣的人生。但倘若其中發生了中斷、逆轉，我也毫不為怪。多年來，他最讓我著迷的，正是他隨風飄動、不知他鄉的勁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