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反思自問，我有什麼心願？我有宏偉的夢想，但我懂不懂什麼是有節制的熱情？」
2005年年初，新疆學者唐立久來電。
這位「德隆研究第一人」受藍獅子之邀寫《解構德隆》。在上一年的股災中，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擁有1200億元資產的德隆系陡然崩盤，董事長唐萬新入獄。作為唐氏的多年好友，唐立久在寫作的同時還在為德隆官司奔忙。他告訴我：「唐萬新一案涉面龐雜，光是律師訴訟費用就要265萬元，唐家最多能拿出120萬元，其餘的部分是我和新疆的一些朋友幫助解決的。」
我竟不能相信。
那個曾經控制數百家公司，可以操縱上千億元的唐萬新居然只能拿得出區區120萬元？敦厚而深知唐家底細的唐立久說，已經翻箱倒櫃了，萬新真是沒有錢。
話語至此，手機兩端一時寂靜。
就在不久前，一位相識多年的老朋友陷入了經營危機，他開的是期貨公司，在過去十多年裡，他炒聚酯切片，炒三夾板，炒鋼材，在東亞一帶非常出名，效益最好的時候一天利潤就過億元。他性情豪放，出手闊綽，似乎以為自己會永遠這樣好運。某次去香港，看中一個寫字樓，他一揮手就讓人買下了一層，過後竟很快就忘了這件事。後來，期貨牛市崩塌，他一夜間傾家蕩產，最後到了座車被人拉走、住房被人查封的淒慘地步。走投無路之時，半夜猛然想起，某次在香港好像買過一層樓，第二天忙去打探，果然還在自己的名下。僥倖之餘，他對我說：「還好我忘了曾經買過這層樓。」
新舊兩段事，交錯在一起，便有了此文的標題：《商業是一場有節制的遊戲》。
商業是一場怎樣的遊戲？
我曾經向N多個企業家詢問過這樣的問題，他們的表情大多都很不耐。
這是一個問題嗎？商業難道不是一場適者生存的搏命遊戲？
一場偉大的愛情，並不需要一個美滿的結局為註腳，有時候甚至還相反。
一位絕世的武士可能死於一場宵小之輩的陰謀，但這並不妨礙他英名永存。
即便是一位詩人和小說家，只要他們一生的某個時刻創作出了一首好詩或一部偉大的著作，他便可以站在那裡永久地受人敬仰。
可是當一位企業家卻好像沒有這樣的幸運。
企業家之成功，之被人記取和傳頌，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所一手締造的企業仍然在創造奇跡。企業家總是需要有一些看得見、可以被量化的物質和數據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這些物質和數據還必須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長，甚至增長的速度應該比自己的同行要快，否則他就很難被視為成功。
正是這種特徵，構成了企業家的職業性格：注重利益而不計後果，得理處絕不輕易饒人，勇於傾家一搏而不肯稍留後路。
特別是在中國，草根起家的企業家們從來不肯放過任何一個成長的機會，對激情和狂飆的癡迷讓中國在短短20年內迅速崛起，而同樣也縱容出一代不知節度的財富群體。「破釜沉舟」、「臥薪嘗膽」、「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隱含在這些成語中的血腥與決然構成了這代人共同的生命基因。
但是，商業真的就是一場這樣的遊戲嗎？
也許，這還真的是一個問題。李嘉誠創業於1950年，大半世紀以來，他的同輩人大半凋零，只有和黃事業綿延壯大，在被問及常青之道時，這位華人首富說：「我經常反思自問，我有什麼心願？我有宏偉的夢想，但我懂不懂什麼是有節制的熱情？」
商業是一場總是可以被量化的智力遊戲，不錯。
商業是一場與自己的慾望進行搏鬥的精神遊戲，也不錯。
但歸根到底，商業是一場有節制的遊戲。
美國開國元勳本傑明·富蘭克林在他的自傳中，曾經用13個美德來描述「完美的人格」，而其中第一個便是「節制」。他的原話是這樣的：「食不過飽，飲不過量。」節制能使人頭腦清醒、思維敏捷、提升效率。
如果從商業的角度來說，節制是有限責任的同義詞，是有序競爭和優質化生存的必需，是社會與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是商業利益與社會責任的均衡。
1984年，當時還在王安實驗室工作、後來入主思科的錢伯斯向一位日本企業家求教競爭之道，日本人說：「我們目標中的市場佔有率，不是80%，也不是90%，而是100%。」錢伯斯在很多年後說，這種極端排他性的、非我莫屬的戰略思想讓日本崛起，也讓日本停滯。
有一年去西班牙旅行，遇到一位叫卡爾沃的先生。他所在的埃爾切市曾火燒溫州鞋，引發出一場國際反傾銷風波。他受西班牙鞋業工會的委託，專門赴溫州對當地的鞋廠進行一次實地調研。他問我：「你們的皮鞋，用的是跟我們一樣的牛皮，一樣的生產線，一樣的工人，為什麼價格一定要是我們的十分之一呢？」
我不太好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的資源是無窮盡的？我們的環境保護差一點沒有關係？我們的工人就是比你們便宜？我們就是要用低價戰略把你們趕盡殺絕？
我突然很想知道，那個站在錢伯斯面前趾高氣揚的日本企業家如今身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