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國家，最昂貴的物品是自由與理想。它們都是具體的，都是不可以被出賣的，而自由與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賣。
我進大學聽的第一次大型講座，是在復旦4號樓的階梯教室，因為到得遲了，教室裡滿滿當當都是人，我只能掛在鐵架窗台上，把脖子拚命往裡伸。那時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存在主義剛剛如同幽靈般地襲入激變中的中國。
一位哲學系的青年講師站在台上，他大聲說，上帝死了。
如今想來，我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意識的人，大抵是在那個復旦秋夜。我是一個屬於自己的讀書人。
「無事袖手談性情，有難一死報君王。」這句詩也是在大學圖書館裡讀到的，不記得是哪本書了，但是過目即不忘，耿耿於懷。當時就想，中國書生的千年侷促與荒誕就在這14個字裡了，我們這一輩應該學習做一個「沒有君王的書生」。
在大學這樣的「真空狀態」下，當一個思想自由的讀書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對社會無所求，社會於你亦無所擾。可是出了校門，後來的20多年，卻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大學畢業是在1990年。國家好像一夜之間被推進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1992年前後，一位熄燈之後闊談康德和北島的上鋪同學，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乾，如果能在南方找到銷路，可以發一筆上萬元的大財。又過了幾周，一位廈門的同學來信，說杭州海鮮市場的基圍蝦都是從廈門空運的，問我能不能聯繫一個下家。去電視機廠採訪，廠長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蓋了圓章的條子，說憑這個買彩電可以便宜300元——相當於我兩個月的工資。
還有一次，陪一位飲料公司老闆見市裡的副市長。副市長一表人才，氣傲勢盛。兩方坐定，老闆突然從包裡摸出一部半塊磚頭大小的摩托羅拉移動手機，小心翼翼地豎在茶几前。副市長第一次親眼看見此物——在當年它的價格相當於高級公務員10年的工資，我分明感覺到他的氣勢硬生生地被壓下了半頭。
那個年輕的我，握著一管鋼筆的書生，夾在政商之間，猛然又想起性情與君王。
到了年底，單位把大家召集起來，談第二年的工作目標。輪到我發言，我說，明年的目標是掙到5000元稿費，做「半個萬元戶」。四座的叔嬸輩們齊齊把無比詫異的目光射向坐在牆角的我。
後來的幾年裡，瘋狂地寫稿子，為單位寫，為單位外的報紙、電台寫，為企業寫新聞通稿、匯報材料、講話稿甚至情況說明，為廣告公司寫報紙文案、電視廣告腳本，再然後，寫專欄、寫書，一本接一本地寫書。
那些年，我開始信奉這樣一句格言——「作為知識分子，你必須有一份不以此為生的職業。」羅斯福的這句話裡有一種決然的掙脫，它告誡我，讀書人應擺脫對任何外部組織的人身和物質依附，同時，其職業選擇應該來自興趣和責任，而與生存無關。這是一種來自西方的價值觀，最遠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將具有道德行為能力的人局限於「有產男性公民」，即「無恆產則不自由，不自由則無道德」。在一個一切均可以用財富量化評估的商業社會裡，思想自由不再是一個哲學名詞，而是一種昂貴的生存姿態，它應基於財富的自由。
20世紀90年代末，房地產業悄然趨暖，在財經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對照歐美和亞洲列國的經驗，意識到這將是一個長期行情，而我一生中也許只能經歷一次。於是，我將幾乎所有的稿費積蓄都投擲於購房。這是一個特別單純的行動，無須尋租、無須出賣。你只要有勇氣並懂一些貨幣槓桿的知識，購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機會便抵押套現，再復循環，財富便如溪入壑，水漲船高。
2003年，我決定離開服務了13年的單位。那時是中國財經媒體的黃金時代，我設想創辦國內第一份商業週刊。在此前的2001年，我已經寫出《大敗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譽，有人願意掏錢投資，有4A公司願意入股並包銷所有廣告。我把這些資源打包成一份創業計劃書，與至少3家省級報業集團洽談刊號，不出預料的是，他們都表示了極大的興趣，但無一例外的是，他們都以國家政策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團表示可以讓民間持有49%的股份，「剩下的1%實在不能讓出來」。
但在我看來，那剩下的1%就是自由的疆界。
最後，我放棄了商業週刊的計劃。因為，書生不能有「君王」，即便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辦雜誌，不能辦電視台，不能辦報紙，但我除了辦媒體又不會幹別的，於是，最後只剩下一條出路：辦出版。
出版的書號也是牌照資源，但它有一個「半公開」的交易市場。
有交易，就有自由，而只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實現。
於是，有了「藍獅子」。從第一天起，它的股東就全數為私人。
十餘年來，我一直被藍獅子折磨。就商業的意義上，出版是一個毛利率超低、賬期極長、退貨率讓人難以忍受的「爛行業」，在當今的三百六十行，只有它還在「先鋪貨，後收款」。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藍獅子名聲在外，但規模和效益卻不盡如人意。不過，我卻從來沒有後悔和沮喪過，因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個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緊的是，與我的眾多才華橫溢的朋友們相比，我沒有為了理想，出賣我的「資本自由」。
浮生如夢，這一路走來三步一歎，別彆扭扭。
在我們這個國家，最昂貴的物品是自由與理想。它們都是具體的，都是不可以被出賣的，而自由與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賣。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別處，它就在地上。作為一個讀書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時間，你能否自由地選擇和放棄職業，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櫻花，你能否自由地與富可敵國的人平等對視，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團的誘惑，這一切並不僅僅是心態或勇敢的問題，而是一種現實能力。
與自由相比，理想則是一個人的自我期許和自我價值呈現的方式。千百年來，無數中國讀書人為了理想以身相許，他們把自由出賣給帝王、黨派或豪門，試圖以此換取自我價值的實現。在我看來，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個「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實現，也可以不實現，但是，自由不可須臾缺失。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論及「人的荒誕性」，曾說，「一個人始終是自己真理的獵物，這些真理一旦被確認，他就難以擺脫」。
那麼，一個人能否擁有與之制衡的能力？
加繆提供了三個結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