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字在如今中國的大多地區都念cha，不過在我的母語閩南方言（通用於福建南部至台灣的方言）中，則念te。人們認為，英語的tea便是模仿自te的讀音。
據說，茶葉傳入歐洲是在17世紀初葉的時候，最早由荷蘭人從廈門販入，因此其讀音來源於閩南方言。清代自中期起將貿易港僅限於廣州一地，按說「茶」字應該隨當地所說的廣東方言讀作cha，不過被稱為廣東十三行的中國特許貿易商，其原籍幾乎都在廈門附近。十三行的領袖——怡和行伍家便來自廈門，在鼓浪嶼還擁有別墅。這些人到了廣州，想必也會用自己的母語告訴外國人「茶」是te。
te的最大經營商應該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不過印度卻把茶稱作cha。也許是傳播途徑不同的緣故。向中亞、伊朗，或繞道北方傳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包括俄語區在內，這些地區都把茶念為cha。波斯語辭典、印地語辭典中，收有chā和chāi兩詞。
順便說一下，大部分地區都把茶的葉稱作「茶葉」，唯獨閩南語圈一般將其稱為「茶心」。對於普通的茶，母親常常稱之為「茶心茶」，幼年時聽聞此說，頗感奇怪。正因為放了茶心（茶葉）才叫茶，那麼為什麼還要特意強調呢？當時想到的是，也許這是為了和麥茶、紅茶相區別吧。最近我到福建去旅行，又聽到這樣的叫法，忽然悟到：也許這是為了和末茶有所區別吧。中國現在已經沒有末茶了，據說最後出現的地方是在福建，因此這種解釋未必站不住腳。
茶葉於17世紀進入歐洲，而歐洲人接觸到茶葉的時間則要更早。這是因為之前來到中國的歐洲人肯定在中國喝過茶。同樣，在更早一些的時代，將喝茶的習慣帶給所謂的塞外民族的傳播者，肯定也是這些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
茶的普及是在隋唐之後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喝茶的習俗在南朝時已經形成，在北朝地區的影響也逐漸擴大。北魏時期洛陽居住著許多外國人。城裡有四夷裡這樣的外國人居住區，還開設有四夷館。這些外國人大多在此逗留經商，中國的商人與之打交道時，應該也會獻茶招待吧。
在洛陽、長安居住的外國人中，人數最多的是波斯人。「胡」字所指稱的，幾乎都是這些人。波斯人是商業民族，待人親切熱情。想必主人上茶時，他們總會笑意盈盈地一飲而盡吧。這樣一來，肯定也就逐漸喜歡喝茶了。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到了9世紀下半葉之後，才成為像現在這樣的維吾爾族聚居地，在此之前則屬於波斯人即胡人的地盤。由於與唐朝接壤，貨物的流通非常順暢。
對於遊牧民族而言，茶是生活必需品。而在茶的傳播上，想必是商業民族先行一步。
當北方的漢族開始喝茶時，與之雜居的胡人也開始在交際場合喝茶。胡人來自乾旱地區，在他們的故鄉，茶也一定會受到人們的歡迎。不用說他們也把茶稱作cha。
西藏人何時開始愛上喝茶，確切的時間無從知曉。只是由於臨近四川、雲南等產茶區，人們認為茶葉很早就進入西藏。
四川人常提到「邊茶」，意思是邊境之茶，似乎指的就是專供西藏地區的茶葉。藏人有自己獨特的嗜好，倘若與之不合，則無論多好的名茶，也不會接受。
相傳英國首任孟加拉總督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曾將錫蘭茶帶到西藏，希望取代盛行於藏區的中國茶，卻以失敗告終。這件事發生在第一次馬拉塔戰爭爆發（1775）前夕，並非只是以爭奪西藏市場這樣的商業目的為出發點。在西藏與中國內陸的聯繫中，茶葉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英國看到了這一點，遂將盡可能削弱北京與拉薩的聯繫作為國策。
茶葉在西藏人的生活中早已是不可或缺之物。西藏本地不產茶，而依賴四川、雲南的供給。這種關係是將北京與拉薩緊緊聯結在一起的其中一條紐帶。哈斯丁斯試圖切斷這條紐帶，在英國和西藏之間另行建立關係。英國人之所以對錫蘭茶寄予期待，正是這個原委。
後來，英國為了生產符合西藏人口味的茶葉，偷偷將雲南普洱茶的樹苗拿到大吉嶺（Darjeeling）栽培，並在西裡古裡（Siliguri）加工制茶。據說那個時候連商標都是假冒的。但是，由於水土不同，移植的茶樹似乎並不能長出與原產地相同的茶葉。產自西裡古裡的普洱茶，終究不符藏人口味，這項計劃又遭受了挫敗。
中國本土也有一種必不可少卻又不能自產的東西，即名馬。在那個時代，擁有更多駿馬的一方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漢武帝命令遠征軍越過帕米爾高原，千里迢迢遠征中亞的大宛國（費爾干納，Farghana），為的是奪取當地所產的被稱作汗血馬的名馬。漢朝與匈奴交戰中處於下風的原因，就在於與匈奴軍相比，漢軍的良馬不足。
馬匹是國防能力的基礎。無論花費多大代價，都必須確保良馬的供應。國產的馬匹不夠好，而即使有了良種馬，還必須要有優良的牧場。這個道理和茶一樣，單純的移植是行不通的。中唐時期，福建觀察使柳冕曾嘗試在福建修建大牧場，結果失敗了。倘若能夠建成牧場，則將有助於充實國防，可謂功莫大焉。然而，水土不服，卻也無可奈何。空海所乘坐的遣唐使船漂至福建，竟羈留於此約莫三月，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當時適逢修建牧場失敗的柳冕職務調動，福建地方政府無暇顧及遣唐使船的問題。
對於歷代中國王朝而言，大量獲得良馬是夢寐以求的事情。柳冕可謂是為了實現這個夢想而進行挑戰卻遭受失敗的人物。中國仍然不得不向西方購買良馬。
在唐代，中國賣絲綢買馬。當時居住在現今青海地區的西藏人，向唐朝供應馬匹。他們好像並沒有將從唐朝買到的絲綢用於自己消費，而是進行倒賣，掙錢謀利。藏人比中國本土稍微晚近一些才養成喝茶的習慣。一般認為，茶與馬的交易真正取代絲綢與馬的交換，是到了隨後的朝代——宋代之後的事情。
「權」字的原意是指一條獨木橋。獨木橋只能通行一人，因此「權」也指利益為一人所獨佔，這無非就是官方專賣。《宋史》食貨志中便載有「權茶買馬」，即用茶葉專營所得購買馬匹，更直截了當的，便是開設茶葉與馬匹的交易市場。
宋初在原州、渭州、德順三郡開設了茶馬市。這三處地方相當於今鎮原、平涼和靜寧三縣，均在甘肅省境內，靠近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南部。在今寧夏境內，當時存在著由藏族分支黨項人所建立的西夏這一獨立政權。因此，這三個郡均在與西夏接壤的國境附近。
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又在熙州和河州增設茶馬市，就在現今的臨洮和臨夏兩地。金兵攻陷首都開封之後，宋室南渡，這就是所謂的「南宋」。此時茶馬市在金的版圖之內，因此便在更南的地方開設新的交易市場。茶馬市既有像階州（今武都）和文州（今文縣）這樣的位於甘肅南部的，也有像黎州（今漢源）那樣的位於成都以南的地區。茶馬市雖然南撤了，但實際上卻距離茶葉產地更近了。
北宋時期的茶馬市雖距離馬的產地近，卻距離產茶區相當遙遠。南宋之後，這種距離關係發生了倒轉。據《宋史·食貨志》記載，焉馬均為良馬，其餘大多為駑馬，而宋人不分良莠，即便是駑馬也同意用茶葉交換，以表示他們的「懷遠之恩」。這是一種觀念，即偏安杭州的南宋皇帝，仍念念不忘遠方的諸蕃之民，要對他們施以恩澤。而這樣做能夠羈縻（即籠絡）住蠻人之心。
焉即為焉支，大概是指燕支山，位於甘肅省山丹縣東部。在這片被稱為「天馬之鄉」的土地上，有解放軍所管理的山丹軍馬牧場，NHK特別節目《絲綢之路》中所播放的內容至今仍舊令人記憶猶新。
宋代最初買馬和賣茶的衙門是單獨設立的，自然其主管官員也為不同之人。據《宋史》記載，熙寧七年（1074）李杞受命入蜀監督茶葉運輸，他看到買馬與賣茶是同一件事，根據這個經驗，建議二職合而為一。於是本為茶場司的李杞也兼任馬政。但是，大概是因為官吏們劃分地盤的劣根性作祟，二職剛剛完成了合併，便又重新分拆，不久陷入了混亂。元豐六年（1083），郭恂被任命為買馬司，他上書提出，馬政倘若不兼任茶場司，便不能順利執行使命。馬政和茶場司二職合併遂在制度上固定下來，於是出現了「茶馬司」這個衙門，其長官被稱為都大提舉茶馬司。
從《宋史·吐蕃傳》中，我們試著從西藏方面窺探一下茶馬互市的一鱗半爪。
宋太平興國八年（983），吐蕃向宋太宗獻馬，使者在崇政殿受到優厚的撫慰，獲賜束帛。使者得到了絲綢，卻無關於茶葉的記載。不過，次年秦州知州因蕃部（西藏的部族）進獻羊馬，上書奏請以茶和絲綢作為答禮，朝廷准奏。另據史載，鹹平五年（1002）十一月，因藏人呈獻馬五千匹，朝廷除了支付馬匹價錢之外，還另外賜予綾絹百段、茶百斤。
距離茶的產地不遠的藏人成了茶的俘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遠離產茶區的塞外各民族，不久竟也需要依靠茶葉才能生活，這真是不可思議。
將宋朝趕到南方、建立金朝的女真族此後又稱為滿洲，他們來自東北地區，其發祥地就在哈爾濱東南附近，此地與茶並無關係。
有一種解釋認為，塞外民族以肉食為主，需要通過喝茶補充維生素C。但是，對於這種說法，肯定有人會反駁說：那麼在茶葉傳入之前他們怎麼辦？一旦他們記住了茶的味道，恐怕就很難忘記了吧。
金與南宋的對峙大致以淮河為界劃分國境。在軍事上金長期佔有優勢，處於劣勢地位的南宋便須向金提供白銀二十五萬兩、絲綢二十五萬匹作為歲貢。
雖然金在軍事上處於優勢，在經濟上卻相當落後。他們將南宋每年所提供的歲貢用於維持每年的開銷。金朝的海陵王心想，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將南宋吞併，於是起兵南征（1161），不料此舉反而使金陷入了困境。戰事既起，南宋當然就不再提供歲貢，金朝的國家財政便難以為繼。海陵王被部下所殺，宋金重新締結和約，歲貢白銀和絲綢的數量均減至二十萬。
兩國的國境線上設置了若干互市，交易非常興盛。互市也被稱為「榷楊」。在此所進行的交易中，金是嚴重的入超。南宋向金人購買人參和毛皮，向金人出售茶葉和藥材，其中金人為進口茶葉耗資甚巨。雖然有專門的歲貢，卻被用於填補貿易赤字，結果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南宋。於是，金在自己的轄地上積極獎勵栽培茶樹，卻不見成效。茶樹原為南國嘉木，不適宜在北方生長。
茶的消費成為赤字的元兇，於是金朝也考慮盡量減少茶的消費。朝廷還曾發佈禁令，七品以下的官吏、下士官以下的軍人禁止喝茶。然而，嗜好品是不可能單憑一紙法令就能夠禁止的。
在金的版圖內居住的漢人，長期以來一直有喝茶的習慣，而在女真族中，喝茶之風日漸形成。榷楊中最受關注的商品便非茶莫屬了。
南宋在西邊進行茶馬交易，在與金接壤的國境線上則進行茶和人參的交易，結果是把提供給金的歲貢又拿回來了。
「歲貢」意思是每年的進貢，對南宋而言是一種屈辱的說法。於是在金海陵王魯莽地南徵兵敗之後，歲貢的數量各減五萬，並改名為「歲幣」。無論使用什麼名稱，都是一種無償給予，類似於現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
與生活水平存在巨大落差的國家為鄰，潛藏著極大的危險。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較低一方的經濟，恐怕會有摩擦之虞。現在的經濟援助，也應該是以縮小生活水平差距為目的。雖然是特意無償提供的資金援助，往往也要求用這筆資金購買援助國的商品。有時候這也會作為援助的條件。
金從南宋所得到的歲貢或歲幣，被用於購買南宋的茶葉，如仍有不足，則用人參或毛皮貼補。一旦茶融入了生活中，就不再是奢侈品。這正是茶的奇異之處。
榮西曾兩度赴宋。第一次在1168年四月來到宋朝，九月返回日本。第二次在1187年，前後大約逗留了五年時間。南宋最著名的詩人陸游是榮西同時代的人，比他年長十六歲。
1178年，陸游被任命為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次年調任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顧名思義，「常平」就是指時常將物價維持在平價的狀態。在物價較低的時候由政府買進，防止物價下跌損害生產者的利益，而當物價高企之際則將商品投放市場，防止物價上升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需要進行這種操作的，自然只限於重要物資。陸游所提舉（管轄）的，是福建一地的茶和鹽的常平。沒有鹽，人們就無法生存。茶也跟鹽一樣，被認為是同等重要的物資。
國家總是把國防作為最為優先的事務。國防所必需之物是馬匹，而馬匹則通過與茶的交換而獲得。因此茶葉受到重視的程度與鹽不相上下。當然茶鹽並稱還有其他原因，兩者均是「權」，均是官方專營的對象，即「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國用」。茶乃山物，鹽是海產，摘得山物，煮得海產，所得之利為國家所壟斷專有。
鹽的專營始於漢武帝元狩年間（前122—前117），茶的專營則要晚得多。唐代開徵茶稅，但無專營。宋乾德三年（965）才建立茶的專賣制。
雖然有些時期從茶的生產到運輸、流通等各個環節均由政府控制，但這種做法很難推行，不久便將茶事轉交給商人經營，政府只對此徵稅。不過由於需要進行茶馬貿易，便只在四川一地實施「權茶法」。
這不僅是為了保證國防所需的馬匹供應，還因為政府成為茶葉的唯一供給源，可以有效牽制塞外各民族。若與中國發生糾葛，很可能就會被切斷茶葉的供給。
清代對茶葉的供給放任自流，清朝政府也因此吃到了苦頭。俄國人逐漸養成喝茶的習慣，其象徵便是俄式茶飲薩馬瓦爾。他們對茶葉的需求急速增加。雖然俄國人每年從中國進口的茶葉量有增無減，清朝政府卻對出口茶葉的去向疏於跟蹤調查。實際上，俄國從中國進口了超過國內消費量的茶葉，然後轉而供應給外蒙古地區的蒙古人。於是這些蒙古人就不必從中國購買茶葉了，清朝政府便不能將茶葉作為武器，用於牽制外蒙古了。外蒙古最終從清朝政府的支配下脫離出去，雖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一般認為失去了茶的紐帶聯繫，對此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俄國人可能是向塞外民族習得了飲茶的習慣，英國的茶則源自福建。飲茶之風在歐洲東端的俄國和西端的英國極為盛行，而法國和德國等中間地帶的人們大多喝咖啡，這實在有趣。
養成了飲茶習慣之後，茶便深深滲入英國人的生活中。中國茶的流入急劇增加，而英國卻沒有與之相匹敵的出口產品。為了改變入超這種不均衡的局面，英國人製造出鴉片，很快便在數量上形成逆轉，中國陷入了入超的困境。然而鴉片這種東西所帶來的並不只是貿易摩擦的問題。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黑色鴉片引發的往事中，隱約可以窺見茶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