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柏林、戛納和威尼斯等世界四大電影獎項中，奧斯卡金像獎是最不國際化的一個，但憑著美國電影工業雄霸全球的實力，它還是最受矚目的。所以李安得獎與否，一致被華文媒體看做是華人在世界影壇的重要關頭。特別是在近年急躁的民族主義情緒背景下，李安得不得獎，更是關係中國人文化身份的大問題了。
今年的奧斯卡獎的確特別值得中國人關注，因為起碼有三個人、三部電影與三種情緒在它和中國之間拉上了關係。第一個是李安和他導演的《斷臂山》，一開始就備受港台重視，而且果然不負眾望，奪得華人導演的首座奧斯卡金像獎，被認為是華人揚威國際的壯舉。第二個是獲邀頒獎的章子怡與她主演的《藝伎回憶錄》，章子怡向來是娛樂媒體口誅筆伐的對象，而《藝伎回憶錄》更被視為是「中國女人跑到日本當妓女」的媚外爛片，二者加起來堪稱「國恥」。第三個是陳凱歌及其《無極》，雖然沒有得到任何提名，但製作單位一直聲稱要「沖奧」，可惜最後在一面倒的民間嘲諷聲中成了笑話。
當三地一致地把李安描繪成「華人之光」的時候，其實是在傳達一種「代表關係」，也就是說李安代表了全體華人，所以他的光榮也就是我們全體華人的光榮。同樣地，當我們把飾演日本藝伎的章子怡說成是「華人之恥」的時候，也是把她當成了代表，她的恥辱就是大家的恥辱。但是我們卻很少去追究這種代表關係是怎麼形成的，正如我們從來不用質疑劉翔、楊利偉和李政道帶給我們的榮耀感，彷彿這種代表與被代表的關係是不證自明的，他們用不著先問准我們，我們也不用投票去選舉他們出來。
李安和章子怡之所以能夠代表全球華人，最淺顯的理由自然是他們確實具有華人身份。但是所有稍經現代社會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族群與民族的身份不是一種客觀實存的條件，而是人為主觀地參與構想的產物。也就是說，我必須經過一番聯想才能把李安和我都放進「華人」這個範疇裡面。所以不妨大膽點推論，不是李安和我們都是華人，才使得他代表了我們全體華人上台領獎，而是我們把李安推為代表這番言語這種行動本身，使我們共同分享了華人的認同。並非代表關係立基於已有的身份，反而是代表關係塑造了集體身份。
因此，重點不在李安如何為華人爭光，也不在他爭了什麼光，而在我們藉著把他推舉為「華人之光」這個行動能得到些什麼。把一個人當成一整群人的代表，總是有透過那個被推許出來的人樹立整群人身份與形象的作用。簡單地講，我們希望溫文爾雅又才華橫溢的李安就是全體華人的形象代言人。所以李安雖然是一個彈性十足的導演，拍《理智與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時有英國味，拍《冰風暴》（The Ice Storm）與《斷背山》時又十分地道地掌握了美式風貌人情，但我們還是願意強調他的含蓄，因為這是大家心目中的中華格調。另一方面，陳水扁也極樂意強調李安是台灣代表的身份，稱讚他是台灣「文化立國」的榜樣。可見代表的意義，決定於被代表的人怎麼塑造他的身份，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
於是我們就很能體會稱呼李安那代表身份之四種方式的差別了，說他是「台灣人的光榮」、「中國人的光榮」、「華人的光榮」乃至「亞洲人的光榮」，其實是在表述四種不同的身份。至於說章子怡是「中國人之恥」的人（例如許多網民），往往又愛補充一句「她不配當中國人」之類的氣話。這表示雖然依據常識她是個中國人，但大家也不願她成了中國人的代表，不想和她分享同樣的認同。褫奪章子怡的代表身份，就是反面地界定了中國人的內涵與意義；排除一種代表形象，就是維護一份良好的自我感覺。
在有關方面的眼中，或許最好的代表當是陳凱歌的《無極》。難得陳凱歌從當年「醜化中國社會」的《黃土地》作者，蛻變成一個能夠集合中、日、韓三地影星炮製出「中國式國際大片」的導演。原因不難想像，這部耗資巨大、動用許多特技的電影很有大片格局，很能代表新時期的大國氣象。一時之間，關於它能問鼎奧斯卡的傳聞也在媒體上炒作得甚囂塵上。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無極》連奧斯卡提名都沒有獲得，反倒是美國味十足的《斷背山》成了「華人的驕傲」。有些媒體很小心地把李安描述為「第一個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華人」，而非「第一個榮獲奧斯卡的中國導演」。歡迎什麼，拒絕什麼；想用誰代表自己，不希望誰代表自己；認同何種形象，不認同何種形象；真是一目瞭然，卻又何其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