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為什麼，我去看了韋家輝的新作《喜馬拉雅星》。人人都說這是部幾乎回到80年代廉價港產娛樂爛片的反智之作，人人也說這是部拿中國人想像中的印度文化開玩笑的政治上極不正確的大示範。果然，它很爛很反智很政治不正確，但我對它還是有些珍惜。珍惜《喜馬拉雅星》是因為它在市場上被定位成「賀歲片」，一種越來越少的類型。
雖說所有的商業電影在推出市場的時候都會考慮檔期，但只有少部分的電影是在編寫劇本的階段就去想應節的事。情人節看愛情片自然不錯，但2月14日那天以外難道就不能看愛情片了嗎？港產賀歲電影則不然，從片名（例如《八星報喜》）到色調（又紅又金的服裝和美術），從劇情（不是喜劇就是鬧劇）到演員陣容（盡量地大卡司大堆頭），完完全全就是為了給中國觀眾在年假裡看的。春節一過，它們就成了普通不過的爛片。對了，賀歲片的第一原則，就是它們都很爛。
典型的賀歲片一定要講綵頭，不能悲不能苦，得讓觀眾從頭笑到尾，不假思索、純粹本能、完全肉體地笑。因此賀歲片往往把電影學者大衛·鮑德威爾（David Bordwell）所說的那種「盡皆過火、儘是癲狂」的香港電影特色推到極致。兒戲的反串，粗糙的橋段，幼稚的劇情是對賀歲片最簡單也最傳神的描述。挖鼻子擦屎，拿身體殘障和性取向開玩笑，再下流再不合乎現代文明要求的東西都不避諱。總之結局得一片喜氣洋洋。
賀歲片還必須熱鬧，哪些明星當紅討觀眾喜歡就都一把拉來，湊合在一塊兒。在這種情形底下，演員特不認真，換個說法就是演得「特別放」。其實他們又何須認真呢？首先在短短九十分鐘（賀歲片也不可過長）的兵荒馬亂之中，那種劇本那點戲份有誰在意？更重要的是觀眾這天打定主意不是來看一部作品，相反他們是來瞧熱鬧的。這天演員就是演員本人，而不是他們扮演的角色。就像成龍電影的結尾一定有他從十樓摔下來痛得喊娘的NG鏡頭一樣，典型的賀歲片也一定有拆穿戲劇表象的尾巴，那就是大伙們一起對著鏡頭向觀眾拜年恭喜發財。成龍知道大家是來看他表演歷盡艱險的奇觀，賀歲片演員也知道觀眾的目標就是明星本人。賀歲片三個字的重點是「賀歲」，不是「片」。
從藝術的角度要求，賀歲片是垃圾。飽讀文化研究理論，經過現代文明洗禮的人，更不恥於賀歲片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身體歧視，但賀歲片卻是最有中國傳統民俗戲劇味道的類型電影。台灣歷史學家李孝悌在《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慾望與生活》裡，引用了俄羅斯思想家巴赫金研究中古歐洲民間文化的結果，認為明清二代的民俗戲劇喜歡拿肥胖、大腳、醜婦和男色來開玩笑，把所有世俗社會裡不合常規的行為和不端正的品質，通通化作虛構的舞台上戲謔搞笑的素材。對於這種現象，我們不宜以現實生活中的批判眼光觀之，而要理解在看戲的我們笑鬧過後，百姓「可能用一種寬容、承認現實的態度，坦然面對生命中的各種造化」。
正如中古歐洲城鎮一年一度的嘉年華會，幾天的狂歡顛覆了社會秩序，以笑聲逃逸一切嚴謹的常規。雖然被嘲笑的對象絕對不乏社會中的弱者，但這種笑鬧到底不是日常生活裡厭棄的冷淡目光，甚至還可以反過來讓觀眾回歸日常之後更寬容，也讓被笑鬧的對象多了一重舒張的空間，不再是那個總得被遠遠隔開的邊緣群落。過年看賀歲片就像東北老鄉看二人轉，看的時候身心鬆弛，看完之後未必立刻道德敗壞。寫到這裡，我想我終於發現自己去看《喜馬拉雅星》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