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不知道香港人可以如此多情。在中環老天星碼頭停用的那一夜，有成千上萬的市民站在碼頭邊上。待得運作了四十八年的鐘樓響過最後一遍報時聲，很多人對著它舉起了手，輕輕揮動。我還聽見電視裡傳來的聲音，他們竟然對著這座建築說「拜拜」。一座建築，本應沒有生命，不懂得應答，但是在這一刻，卻是活的。至少對那些專程趕來揮手道別的老百姓來說，這座鐘樓是個活物。
許多人緬懷中環的天星碼頭，是因為這座建築是可見可觸的實體。不過到底有人注意到了，它還是一座會發聲的建築。第二天政府一手策劃的新碼頭開張了，也有鐘樓，只不過裡頭的鍾是電子鐘。有市民接受記者的採訪，評論新鐘樓的「聲音不好聽，很死板，沒有老機械鐘敲動時的餘韻」。
我喜歡鐘的聲音。鐘響的時候，彷彿可以在空氣中忽然開啟另一面空間。它不暴烈，只是在天空裡開一條縫，然後緩緩地震動，另一個世界就在這和緩的震動之中漸漸敞現，讓聽者從此也發現彼世的存在。難怪那麼多的宗教音樂都喜歡使用鐘，它的聲音就像一個啟示，告訴我們神聖世界的存在。傳統歐洲教堂的鍾就不用說了，印尼甘美蘭（Gamelan）音樂裡那種如銅鈸的鍾也有類似的美妙效果。古代中國的編鐘就算不是用在純宗教性質的場合，也能營造出王家儀典那非同凡俗的莊嚴聖境。而在這個眾神退隱、宗教色淡的年代裡，像梅西安或更晚近的帕特這些偉大的現代作曲家，也喜歡為鍾譜寫讚歌，甚至模仿它的發言模式，以營造崇高靈性的氛圍。
然而，鍾又不單單是一種樂器，它還是一具發佈信號的大型裝置。不論中外，鍾都因為它的渾厚、綿長與遠古的聲響，而被人類用作報時的器具。就像老天星碼頭的這座鐘樓，雖然能夠發出樂聲，但基本上它是個時「鍾」。
說到時鐘的聲音，老天星碼頭這座鐘樓敲出來的樂音大概是世界上最耳熟能詳的一首曲子，那就是著名的《西敏寺鐘聲》（Westminster Quarters或Westminster Chimes）。它的旋律簡單極了，來來去去就是G、C、D、E四個音的置換，無人不知，也無人哼不出來。但是關於它的作者，卻有不同的說法。比較光輝的一種，是說它乃亨德爾不朽名作《彌賽亞》其中一段的改寫和變奏。至於這首小曲之所以叫做《西敏寺鐘聲》，是因為最早使用它的正是英國國會所在地——西敏寺宮的那座「大笨鐘」（Big Ben）。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西敏寺鐘聲》是可以配詞的，傳統上還流傳了好幾個版本呢。例如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這樣的：噢！主啊，我們的神/你是我們的嚮導/有你扶助/沒有人會失足（O Lord our God / Be Thou our guide / That by Thy help / No foot may slide）。其他幾種配詞也是如此，充滿了宗教意味。鐘聲，本來就是溝通人神的聲音橋樑。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19世紀前的歐洲城鎮，那是一個還沒有飛機、汽車以及蒸汽發動機的時代，因此也沒有太多的噪音，於是全城最響亮的聲音就是鐘聲了。而這種鐘聲一定來自教堂，教堂又一定處在市鎮的中心，所以鐘聲是整個城市的中心聲音。當時有不少城市就因為鍾體龐大，鐘聲洪亮，被人冠上「會說話的城市」或「會唱歌的城市」的美稱。
教堂的鐘樓不只是全城地理上的中心，全城最高的建築物，它還是整個城市日常生活的總指揮與宗信信仰的軸心。市民們起居作息的時間要靠鐘聲規範調節。什麼時候做早課，什麼時候進教堂禮拜，更是要靠鐘聲的召喚。在那個沒有手錶的年代，時間因教堂的大鐘而神聖，屬於神的時間與俗世的時間是分不開的，敲鐘通報大家早禱的時間往往也是該準備一天工作的時候了。鐘樓與鐘聲，統一了整個市鎮居民的生活節奏、生命目標，是宗教信仰中心位置的象徵。
法國史學家阿蘭·科爾班（Alain Corbin）在《大地的鐘聲》這本書裡曾經詳盡分析19世紀法國鄉村頻繁發生的「奪鍾事件」。話說當時新成立的共和國急於推翻教會的權威，想要建立一個徹底世俗化的理性世界，所以派人到各個城鎮拆卸教堂的大鐘。他們太清楚鐘的威力了。可是這個急躁的舉動卻引起了巨大的反抗，抗命的不是教堂裡的神父，而是地方上的平民百姓。
不是那些百姓特別敬神，存心要和無神論的革命派作對，而是他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沒有鐘聲的日子。不少地標性的建築和自然地貌都會成為人民集體記憶的儲存庫。如果說有哪一種聲音也能成為集體情感與歷史回憶所繫的象徵，那一定就是鐘聲了。還有哪一種聲音像鐘聲這樣，能同時讓那麼多人共同聽到，又毫不間斷地規律作響，潛伏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中呢？
21世紀的香港不是一個基督信仰社會，更不是一個清靜得只能聽到一種聲音的地方。但是就在中環天星碼頭這麼一個車水馬龍、人聲鼎沸的鬧區，香港人都聽過那響了四十八年、風雨無阻、沉實和緩的鐘聲。就像雨果描繪的巴黎聖母院大鐘一樣，鐘聲最是懷古，因為它讓我們不用離開現實就能沉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