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記得那個傍晚。因為一道出口在天色漸陰漸沉之際為我敞現，生命自此有異。
當時還在台灣，我是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正逢週五。可以從宿舍回家過週末，我照例得從學校搭車去逛西門町一帶的書店和唱片行，用有限的零用錢在一本小說與一卷錄音帶之間猶豫躊躇。那天我買了一卷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生於美國》（Born in the USA），是彼時美國最暢銷的專輯，然後才滿心期待地趕車回家。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平常擠得跟罐頭似的巴士竟然有不少空位，免了一個多小時罰站搖晃之苦。我迫不及待拆開那卷錄音帶的包裝膠紙，再貪婪閱讀盒子裡那其實不大看得懂的附贈歌詞小紙片。在且停且行、擺動劇烈的昏暗車廂中，專注猜測每一首歌要說的故事的涵義。
忽然鄰座有人和我打招呼：「嗨！你正在看什麼？」我嚇了一跳，立刻從遠方的新澤西回到現實的台北。原來是位很帥氣的大哥哥，他說自己是個大學生，很愛聽音樂，所以好奇我這小弟弟何以如此用心於一卷錄音帶。
他拿了我的帶子一看，再笑了笑說：「不錯，雖然Bruce Springsteen是個了不起的搖滾歌手，但你聽過他以前的東西嗎？」然後他就開始上課了，課堂裡有許多我聞所未聞的人物，稀奇古怪的理論，以及充滿色彩的歷史，彷彿是一個武俠小說的江湖，比如一首二十多分鐘長的搖滾樂，一個讓吉他著火的狂人，一名躲在各種電子儀器背後製造宇宙之歎息的隱士。最神奇的是到了最後，他竟然說：「可惜，Bruce Springsteen墮落了，居然在這張新專輯裡加進了舞曲，那還算做搖滾嗎？」然後他在下車之前趕緊抄了一張小紙條給我，裡面有他所謂的「入門經典」，囑咐我一定要好好用心去聽。
墮落？音樂也有墮落這回事嗎？什麼叫做墮落的音樂？為什麼一個搖滾好漢開始玩舞曲就叫做墮落呢？再看看他那張字跡清秀的「秘籍」，上面有Pink Floyd、Emerson、Lake & Palmer、Yes、Led Zeppelin、The Doors、Jimi Hendrix和Brian Eno這幾個陌生的名字。他們就是傳說中的高人了吧？
自此之後，我按圖索驥，越摸越遠，覺得自己好像進入了一個超凡脫俗的世界，就像《納尼亞傳奇》裡面那個神奇的衣櫥，又像《哈利·波特》裡火車站上那個看不見的月台，只要一走進去，我就能逃離身邊這可厭而庸俗的現實，得到自由。
所謂自由，首先是跟人家不一樣。當其他台灣同學都在聽香港過來的譚詠麟、張國榮以及梅艷芳，並且不厭其煩地央求我教他們粵語發音時，我擁有一個真正的自我，是他們所不認識的。
赤裸點講，比起你們，我比較不墮落。
然後我又想起了電影。雖然我不再泡電影院久矣，總是為了省事偷懶在家看碟，但我實在很懷念那段日子：幾乎掏盡所有零用錢去排香港電影節票房的隊，然後一天連趕五場戲，中間出來就用口袋裡僅餘的硬幣換麵包干啃。聽起來辛苦，憶起來覺得不可思議，但當時真有一種幸福充盈全身的舒暢。為什麼？因為自由。
電影學者游靜曾經寫過一段十分美妙的話，大意是進電影院看戲是要有勇氣的。她說得真是再好也沒有了。請想想看，我們和一群互不相識的陌生人坐在同一個漆黑的房子裡，目睹銀幕上種種驚心動魄的場面。那些場面或許叫我們汗流浹背，或許令我們不住淚下，甚至讓我們的臉從耳根開始一片赤紅。雖然看不見，但鄰居漸趨沉重的呼吸，身體上散發出的異樣氛圍，難道我們會感覺不到嗎？
世間最殘酷的景觀，人心最深沉的秘密，如此赤裸坦呈，我竟然就在公眾之中看見了。沒有遙控器，我調節不了畫面的行進方式與速度，聲響的大小和高低；我就這樣被動無助地夾在一群陌生人中間，任由電影挑動擺佈，不由自主地大笑或者痛哭，回憶以及遐想。
走進電影院，豈能不要勇氣？
但是不用害怕，因為有某些獨特、用心而神秀的電影作者。他們竟敢撕破日常瑣事所掩蓋修飾的真實，把命運的無常，上帝的退隱，承諾之背叛，慾望之陰暗，全都大膽地拍了出來，交給我們。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游靜還說：「人家都敢拍了。我們又有什麼好怕呢？」是的，我還怕什麼呢？看電影，尤其是好電影，原是一種在眾人中認出自己本來面目的英勇行動。所以，許多影評人才會如此珍惜「真實」。「真實」不是技法上的「寫實」（很多時候，「寫實」恰恰才是說謊的最好方法），而是電影作者敢於認真對待自己，敢於以「真面目」示人，甚至敢於面對人之存在的一種質地。
因此，看電影於我就和聽音樂一樣，是少年時代追求自由的手段。拒斥庸俗，一開始或許還是為了在同學之間樹起不凡的自我感覺，但它其實更是為了逃離庸俗的宰制，離開「成人社會」的無聊和謊言，離開森嚴的學校體制，離開社會和國家對你的期盼跟定位。
很自然地，少年時代的我完全無法接受任何流行而熱門的音樂和電影，更無法忍受電視上那些虛假的俗華與面具的美麗（真是報應，我今天竟以此為業）。音樂與電影絕對不是娛樂，它們怎能是娛樂呢？有人問過討厭文化工業以至一切娛樂的阿多諾：「你平常有什麼消遣？」一向嚴肅的阿多諾簡單而冷峻地回答：「我從不消遣。我用對待工作的同等態度去對待音樂。」誠然，聆聽勳伯格確實是該比工作還認真。
可是我總不能只聽勳伯格，只看布列松吧？生活在媒體環境之中，我們被迫接受大量噪音的包圍，並且以噪音為溝通人我的工具。假如我也去看王晶，假如我也去聽張學友，我會告訴自己，那只是為了和大眾溝通而已（比方說，學會對一個女孩唱歌）。萬一我在那些熟爛的曲調中得到吟唱的樂趣，在港產鬧劇跟前笑得人仰馬翻，我會忍不住自責，恍如一個修行者在犯禁的行為裡感到愉悅，乃是一種「罪疚的享樂」。尤其在我開始寫評論之後，更是極其扭曲地以撻伐流行文化為己任，似乎這種鞭打自己的動作可以減輕那種罪惡感。
也許是受到文化研究與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多年之後，我才漸漸緩釋這種正邪不兩立、雅俗要分明的心結，試著在自己對周星馳的喜好裡找出合乎道德的依據。更妙的是，這種依據竟然還可以用繁複的理論與晦澀的術語去表述，因此顯得更為莊嚴。怪的是，在這個轉向之後，我竟然也逐漸失去了寫作樂評、影評以至於所有藝術評論的動力。當初推動我寫作的慾望到底是什麼呢？我忘了。
如今你眼前的這本集子絕非嚴格意義上的評論，它們只不過是些感想札記。回首往昔，十幾二十年前我那些承載著過多負擔的評論是大家不會再想看的；遙想未來，我大概連現在這批文字也寫不下去了。定名《噪音》，只是因為我很喜歡法國學者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噪音》；他認為音樂基本上是一種組織和判別噪音的產物，同是聲響，音樂與噪音的分別決定於一套政治經濟學的邏輯。那麼我這本集子和他的理論有關係嗎？其實沒有。
這又讓我想起兩件不相干的事：十幾年前，我在紐約一家古書店看到一本約翰·凱奇（John Cage）親筆簽名的《沉默》，取價四十美金。當時嫌貴沒買，後來悔恨了一段日子。然後，兩年前，我看了德國導演菲利普·格羅寧（Philip Groning）的紀錄片《遁入寂靜》，拍一座法國山中與世隔絕的修道院，裡頭身著斗帽長袍的修士嚴守禁語的戒律。於是整部片子除了鐘聲與誦經，就幾乎沒有別的聲音；鏡頭則在一片白雪籠罩的古建築內外緩緩挪移，再無顏色。空白而沉默，大音稀聲，此之謂也。所以，我是否擁有凱奇的簽名著作，也就不再重要了。
2009年2月
香港
拙著原題《噪音太多》，蒙編輯文珍女史不棄，2009年付梓花城出版社。惜在下疏懶，乃致初版頗見錯亂，辛得方家指謬，再版得以改正。此次文化藝術出版社推出新版，又補入雜文及演講筆錄數篇，於是趁機更名為《噪音》。蓋原名曾使部分讀者誤會，以為這是表態，斥責這個時代「娛樂化大潮底下的噪音太多」。當然不是，不敢，在下只是自知不入主旋律法耳，不合主流市場趣味，所言盡皆噪音而已。
2015年12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