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小說是我的一個享受，寫小說是我的一個夢。許多日子裡，忙於分內分外的功課，享受久違，夢也始終只是夢。最近生病，自己放自己的假，開了讀小說的戒。讀得最有滋味的是移居法國的捷克作家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不但獲得享受，而且覺得技癢，越發做起寫小說的夢了。
我喜歡哲學和詩，但我愈來愈感到，真正哲學式的體悟，那種對人生的形而上的體悟，不是哲學命題所能充分表達的。真正詩意的感覺，那種不可還原的一次性感覺，也不是詩句所能充分表達的。唯有把兩者放到適當的情境之中，方可表達得充分，而這就要求助於小說。當然，小說形形色色，寫法迥異。我想寫的小說，就是設計出一些情境和情境之組合，用它們來烘托、聯結、貫通我生命中那些最深沉的終極體悟和最微妙的瞬時感覺，使之融為一個整體。讀了昆德拉的小說，我發現它極為接近我的設想。不過既然讀了，我知道我會寫得與它極為不同。我相信，小說的可能性遠未窮盡。
昆德拉這部小說的題目看似費解，其實表達了一種萬古常新的人生體悟。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直譯應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存在」指人生的實質。人生的實質很輕很輕，像影子一樣沒有份量，使人不能承受。小說的這個主旋律用種種精微的感覺符號彈奏出來，在我們心中迴盪不已。
面對人生的重大抉擇，芸芸眾生不過是被環境、慾念、利益等一時的因素推著走，唯有少數人懷著貝多芬式「非如此不可」的決心，從一種堅定的信念出發做出決斷。有大使命感的人都具有形而上的信念，相信自己的生命與種族、歷史、宇宙整體有著內在的聯繫。可是，一個像托馬斯大夫那樣的人，他的心智遠遠超出芸芸眾生，甚至可以說他具有某種形而上的氣質。但具有形而上氣質的人未必就具有形而上的信念，他清醒地知道生命只有一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永恆，包括尼采式的「永恆輪迴」。像這樣一個人，他既不能隨波逐流，又不能銜命獨行，就不免要陷入難堪的困境了。托馬斯常常沉思一句德國諺語：Einmal ist keinmal。這就是說，只活一次等於一次也沒有活。既然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我們就無法通過比較來檢驗人生的選擇孰好孰壞。對我們來說，生活是一場永遠不能成為正式演出的綵排，一張永遠不能成為正式作品的草圖。使命感的解除使托馬斯領略到了凡夫俗子一向所享受的輕鬆，但同時他又感到不能承受這種輕鬆。輕鬆只是假象，背後掩藏著人生的輕飄虛幻，凡夫俗子感覺不到這一點，托馬斯感覺到了。這種感覺敗壞了人生中每一個美妙的瞬間，使它們喪失了全部意義。譬如說，當鄉間女招待特麗莎像一個被放在樹脂塗覆的草筐裡的孩子，順水漂來他的床榻之岸，進入他的生活之時，他曾經跪在床上，望著重病沉睡的她，突然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不能比她後死，得躺在她身邊，與她一同赴死。那個瞬間是美妙的。但是，事後一追思此種情感的根據，他就茫然失措了。愛、同情、責任、事業、理想，凡此種種平時賦予生命以意義，使我們感到精神的充實，一旦我們想到生命只有一次，明日不復存在，就茫然不知它們為何物了。人生抉擇往往把我們折磨得要死要活，倘若我們想到所有這些抉擇都將隨我們的生命一同永遠消逝，不留下任何痕跡，就會覺得不值得如此認真地對待它們了。然而，一個不值得認真對待的人生，一個如此缺乏實質的人生，卻要比一個責任重大、充滿痛苦抉擇的人生更加令人難以承受。
地球上人類的生存，人類中每一個體的生存，本身即偶然，而在這偶然的生存中，又是種種偶然的機遇決定了人的命運。這是人生缺乏實質的又一表現。我們不能說托馬斯對偶然性抱有偏見，相反，他是一個善於欣賞偶然性之魅力的審美高手。當他與女人做愛時，他迷戀的是「那個使每個女人做愛時異於他人的百萬分之一部分」。當他墮入情網時，他欣慰的是「愛情處於『非如此不可』的規則之外」。關於機遇，昆德拉有一段精彩的議論：「人的生活就像作曲。各人為美感所導引，把一件件偶發事件（貝多芬的音樂，火車下的死亡）轉換為音樂動機，然後，這個動機在各人生活的樂曲中取得一個永恆的位置。」忽視機遇，就會「把美在生活中應占的地位給剝奪得乾乾淨淨」。儘管如此，昆德拉筆下的托馬斯仍然為機遇支配命運感到不安。當他因為掛念特麗莎而從蘇黎世返回蘇軍佔領下的布拉格之時，這種不安就佔據著他的心靈。七年前，特麗莎家鄉的醫院碰巧發現一個複雜病例，請布拉格醫院的主治大夫去會診。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經痛，派托馬斯代替他。這個鎮子有幾個旅館，托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麗莎工作的旅館裡，又碰巧在走之前閒待在旅館餐廳裡。其時特麗莎碰巧當班又碰巧為托馬斯服務。正是這六個碰巧的機遇使托馬斯結識了特麗莎。現在，這個絕對偶然性的化身又使他做出了事關命運的重大決定，並且正躺在他身邊酣睡著。此時此刻，他只感覺到一種憂鬱和失望。正像永恆輪迴的人生太沉重，僅有一次的人生又太輕飄一樣，受必然性支配的人生太乏味，受偶然性支配的人生又太荒誕。機遇以它稍縱即逝的美誘惑著我們，倘若沒有機遇，人生就太平淡無奇了。可是一旦我們抓住了機遇，機遇也就抓住了我們，人生的軌跡竟然由一個個過眼煙雲的機遇來確定。在人生中，只有死是必然的，其餘一切均屬偶然。當然，這不是指吃喝拉撒之類的生物學法則，而是指決定每個人生命意義的特殊事件，它們是由一連串偶然的機會湊成的。不但作為歸宿的虛無，而且作為過程的偶然，都表明了人生實質之輕，輕得令人不能承受。
托馬斯的情婦、女畫家薩賓娜由不同的途徑也體悟到了人生實質的令人不能承受之輕。她最厭惡的是媚俗。按照昆德拉的解釋，媚俗起源於無條件地認同生命存在，由於對生命存在的基礎是什麼意見不一，又分出各種不同的媚俗，如宗教媚俗、政治媚俗等等。說得明白些，媚俗就是迎合公眾的趣味，像煞有介事地把某種公認的價值奉為人生寄托。譬如，薩賓娜因為痛恨蘇軍入侵而移居法國，可是，當她在巴黎參加抗議蘇軍入侵捷克的遊行時，她又覺得自己受不了這種遊行。她認為，在所有的佔領和入侵背後，潛在著更本質更普遍的邪惡，這邪惡的形象就是人們舉著拳頭，眾口一詞地喊著口號齊步遊行。這是媚俗的典型形象。為了逃避媚俗，薩賓娜背叛了一切公認的價值——家庭、國家乃至愛情，走到了虛空。她不曾想到，但是終於發現，這空無所有，這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竟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標所在。像薩賓娜這樣極其敏感的心靈往往有一種潔癖和自由癖，不能忍受任何公共化的東西，視一般人心目中的精神寄托為精神枷鎖。可是，正如昆德拉所說：「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超人，強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無論我們如何鄙視它，媚俗都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拒絕一切人生寄托，其結果只能是割斷與人生的一切聯繫。一個人真誠到這般地步，就不再有繼續活下去的必要和可能了。所以，薩賓娜後來在美國與一對老人為伴，從家庭的幻象中獲得了少許寄托，同時也就向她所厭惡的媚俗做了小小的讓步。
關於這部小說可寫的東西還很多，對它所傳達的體悟和感覺逐一加以討論，也許是一件有趣的事。不過我又想，倘若能用自己的小說來傳達自己的人生體悟和感覺，無疑是完成這一討論的更令人滿意的方式。一部小說使人讀了自己也想寫一部，我要說它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