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只能度過一生，這事可真叫人沮喪。但好在我還有劉天昭。
就像上帝造了大米這種東西，有時候人們用它來蒸飯，有時候人們用它來煮粥，我想上帝在造我和劉天昭的時候，原料是相近的，但是後來一個被蒸了飯，而一個被煮了粥。於是大米的一種命運得以窺視大米的另一種命運。
但是她比我決絕。我說劉天昭「決絕」，是因為她真捨得放棄。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後，她放棄了建築師的前途，獨自在一個空空蕩蕩的房子裡「待著」，「脫離社會」好幾年。後來她回歸社會，在南方某著名報紙寫社論寫得「風生水起」，但不久前又放棄了工作，轉移到另一個空空蕩蕩的房子裡「待著」。
待著待著，就待出了新書《出神》。
《出神》甚至不能說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書。它是劉天昭這些年的博客和隨筆選集，篇目內容都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語氣都是有一搭沒一搭的。按說寫書出書是與世界建立聯繫的一種努力，但是天昭連這種努力都心不在焉：我就是要自言自語，我只需要自言自語，因為自言自語是唯一真誠的說話方式。
「脫離社會」可以理解成厭世——深入社會就意味著深入某種角色，而角色意味著條條框框，意味著表演，意味著累。但是劉天昭不厭世。豈止不厭世，我簡直想說她是最熱愛生活的人——一個不熱愛生活的人，怎麼可能注意到一個賣菜老太太的表情、一根蛛絲的動靜、一滴水與另一滴水之間的時間間距以及各種形狀的風？她簡直就是出於對生活不分青紅皂白的愛，才需要「脫離社會」——在她這裡，出走與其說是一種逃避，不如說是一種收縮。更少地生活以便於更好地生活，減少與生活的接觸面有利於在有限的面積上精耕細作。
在她筆下，萬事萬物都值得書寫，神在每一個事物中留下足跡。「大作家」習慣於寫政治的骯髒、歷史的沉重、人性的救贖、社會的狡詐，作為女作家，最起碼也要寫寫愛情的顛沛流離或者性生活的壓抑與解放，但是劉天昭不。她寫一個小女孩擦玻璃的神情，寫帆布椅子上坐著的一個無所事事的老太太，寫窗外三三兩兩的人群，寫前任房客掉到床底下的儲蓄本，寫一隻灰喜鵲在天空中劃過的軌跡，寫夜半大街的光線……總之她寫一切貌似輕微、無關和混沌的時刻和人物。她簡直是故意通過描寫這些「無關緊要」的事物來暗暗顛覆這個世界的權力結構和等級秩序。誰說政治局委員的命運就比遠親裡某個「破鞋」的命運更驚心動魄？又或者，憑什麼一個「破鞋」的命運一定比窗前一隻烏鴉起落的聲音更值得書寫？在被時間擊敗、被時間席捲、被時間吞噬方面，萬物皆平等，因而都值得在顫抖中被文字擁抱。
在這個意義上，劉天昭貌似散亂的文字裡也許隱藏著比其他作家更大的雄心。她繞過故事、情節、結構、主題等等寫作的「格式」，通過感受的碎片，直接書寫生命中最本質的東西——人與時間的關係。正是因為人與時間的緊張關係，她迫切地觀察與描寫每一個微小事物，在它被時間碾碎之前聆聽它無聲的尖叫，並伸出手去打撈它在時間漩渦裡越來越小的身影。「昨天晴暖，在樹林裡碰見兩個畫油畫的，好像迎面看見了寧靜，流沙裡摸到兩枚鵝卵石。」「睡了輕又假的一覺，幾乎醒著。真是辜負了雨夜。」「一個女人穿多了，坐在人行道上看報紙。一點陰影也沒有地曬著，小冷風吹著她額頭的小亂髮。顯得天更晴了些。」「聽見小學生在上課鈴響之前的大片喧嘩。想這喧嘩之上總有許多葉子茂密的樹枝，綠悠悠地愛護著。」「門口的那盆小花兒，也還是快死了。剩下芯兒裡幾隻新葉，嫩得黃軟，不太健康，像是家道陡變倖存的孤兒，孱弱，受不起希望。」……樹林裡畫油畫的，偶然的雨夜，看報紙的女人，遠處小學生的喧嘩，門口的小花兒，這些情景隨處可見，但極少有人留意它們、感受它們，更不會因之而遭遇內心的「咯登」一聲。在別人活得若無其事的地方，劉天昭活得驚心動魄。
所以別人的寫作是向前推進故事，而劉天昭的寫作是向下潛沉。對她來說，似乎她所見到的每一個事物，都是一扇通向上帝的虛掩的門。當別人朝著前方行進，她忍不住去敲每一扇門。又或者說，她是通過文字給一個個貌似無意義的事物做人工呼吸，喚起它們的溫度和心跳。
這也正是劉天昭令人擔心之處。別人有兩隻眼睛，她有一千隻。別人有兩隻耳朵，她有一千隻。一個寧靜的下午在別人那裡是一個寧靜的下午，在她那裡卻是一場交響樂演出。一片樹葉在別人那裡是一片樹葉，在她那裡卻有森林的茂密。「腦子裡那些噪音，像是陽光下的塵土，貌似在落，永遠落不下來」。作為她的朋友，我時常為她不加節制的觀察欲和聆聽欲感到擔憂——她花那樣少的力氣去生活，卻花那樣多的力氣去俯瞰生活，我擔心她本末倒置，因此錯過人生的很多樂趣，又生恐她被自己與上帝之間的奔波累得氣喘吁吁。但是很可能這樣的擔心是自作多情，萬事萬物的深處都有熊熊火光，也許劉天昭正為自己能窺見這別人看不到的光而狂喜，而我，另一個版本的她，被「社會」綁架的我，應該為那個可能的自己所靠近的火光感到溫暖且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