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一個朋友家的聚會上，我和一位英國老先生有過一場小辯論。
我說我完全不理解為什麼要保留Mill Road上的那些老房子。「如果是保護國王學院、三一學院之類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它們歷史悠久建築壯觀，但是Mill Road一帶的房子，說新不新，說老不老，低矮破舊，看上去像貧民窟一樣，有什麼保留價值呢？」
「我覺得保護歷史遺產很重要，你們中國的建築遺產破壞得太厲害了。」他說。
「但是歷史遺產也要有選擇地保留吧。中國人口城市化進程快，一個以前10萬人的城市變成1000萬人，如果不把一些老房子拆掉蓋高樓，那990萬人住到哪裡去呢？劍橋房價也高，如果有選擇地拆掉一些蓋樓，可以緩解房價吧。」
「我主張保護建築遺產，是主張保留一個活的歷史，所以每一個歷史時期的建築都應該保留，除了那些宏偉建築，普通人生活過的房子、街道也值得保留，因為它們記錄的是歷史的另一個側面……」
2
「活的歷史」，沒有什麼比這更能形容劍橋給人的印象。
第一次到劍橋時，我感覺是掉進了一個時間的琥珀。
世上有很多歷史名城，但在我去過的歷史名城中，沒有哪個城市的歷史感像劍橋這樣「活生生」。大多數古城裡，無非是有幾個收門票的歷史建築，人們跟著旅行團從大巴上一擁而下，卡嚓卡嚓照一堆相，然後再一擁而上回到大巴一去不返。這個情境裡的歷史，像一頭被閹割的野獸，完全沒有脾氣，默默地蹲在遊人相片的背景裡打盹，遊人看不到這頭困獸瞳孔裡曾經遼闊的草原，它也懶得去理會這些遊人東張西望卻注定一無所獲的眼神。
但是劍橋不同。15世紀蓋的圖書館現在還有學生在裡面看書，18世紀的餐廳還有廚師在裡面懶洋洋地做羊角麵包，一堆自行車若無其事地靠在17世紀的牆上，學生透過宿舍窗戶看到的那棵樹和16世紀的某個學生看到的幾乎一模一樣，而如果你在一個下雨的黃昏走在Trinity Lane的石板路上，會疑心迎面走過來的那個人會不會是拜倫。
歷史在這裡如此稀鬆平常，你不需要用照相機去捕捉它。野獸就在它自己的草原上奔跑，而你，這無數代人中某一代中的某一個，不過是它奔跑中來不及看清並被遠遠甩在後面的一隻昆蟲而已。
3
我對劍橋適應的速度有些讓自己吃驚。2007年來劍橋之前，我生活在一個幾乎和劍橋截然相反的城市——紐約。人聲鼎沸、應有盡有、像個巨大機器日夜轟鳴。在紐約的六七年裡，我擠人山人海的地鐵，去迷宮一樣龐大的卡內基藝術中心，去摩肩接踵的第五大道買打折衣服，去餐館林立的中國城吃廣東海鮮——
然後我到了一個下午5點大多數咖啡館就關門了、馬路窄得剛夠一輛車通過、一年365天大約有265天或陰或雨的小鎮。
幾乎沒有覺得不適應呢。還是，連不適應都可以適應呢？
每次下雨，同事都會歎息：「Terrible weather!」我也歎息：「Terrible weather!」
現在我坦白，我其實非常喜愛雨天，覺得每次下雨都是一場免費音樂會。
有一次很晚下班，走在深夜的街上，走到Hill』s road和Lensfield road交界處。雨中的大街幾乎空無一人，但是無數紅綠燈仍然在勤勉地交替閃爍，街角的教堂邊上有一個雕塑，一個瘦長的少年，張開雙臂，抬頭仰望天空。我想我真熱愛這深夜的大街啊，它和白天如此不同，好像一個成人變回了一個嬰兒，好像一個密封的房子突然被風吹開了一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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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始終無法適應的，就是漫長幽暗的冬天。
這裡的冬天不算太冷，但由於緯度高，冬天天黑得早，最早的時候下午三點半左右就開始變黑。對此英國人的解決辦法是成群結伙地去「pub」喝酒。但是對於在這裡無親無故、又不喝酒的人，該怎麼辦呢？
沒辦法，熬。像16世紀的航海家熬過大西洋一樣熬過冬天。
我的辦公室有一個很大的窗戶，對著一條小馬路，小馬路對面是一面維多利亞時代的紅磚牆。夏天的時候，牆上陽光燦爛，叮咚作響，但從九月開始，太陽開始冬眠，縮回去的時間就越來越早。這樣的灰暗的冬天，與其說讓人抑鬱，不如說讓人心慌，彷彿下樓的時候，窄窄的樓道上出現一個老太太，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挪，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跟在後面抓耳撓腮。
難怪在劍橋期間，我讀書聽音樂看電影的熱情史無前例地高漲。
沒辦法，一整個大西洋呢。
經常我家裡同時打開著好幾本書：廁所裡一本政治哲學書，床頭一本非洲政治書，客廳裡一本《外交季刊》，餐桌上一本英國歷史，門廳裡一本建築史……我無親無故的生活基本上就是這樣車水馬龍起來的。我和自己的關係由此也從憤恨、廝打、打累了各自坐在角落裡氣喘吁吁走向了和解乃至同舟共濟。
5
一個英國學生問我：你對英國的感受如何？和你想像的一樣嗎？
我說：一樣啊，和我想像的一樣緩慢、陰鬱和沉悶。
當然這只是開個玩笑。
也不完全是玩笑。
若干年後，等我回憶自己在劍橋的日子時，回憶到的很可能是這樣一個畫面：在一個幽暗的會議大廳裡，50個穿著黑袍子的博士們，開著一個叫Governing Body Meeting的學院會議，大家七嘴八舌地熱烈討論一張名人捐贈的桌子該放在哪裡，有的說圖書館，有的說餐廳，有的說校長辦公室，而我坐在一旁昏昏欲睡。
真的，一張桌子的擺放位置，需要50個博士花上半個小時討論嗎？
我幾乎都要因此反思過度民主的弊端了。
嚴肅地對待小事，是劍橋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也許這是英國文化的特色，也許只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只剩下小事可討論的結果。中國報紙的頭條可能是本市領導又引進了一個幾十億元的工業項目，但是劍橋報紙上的頭條，很可能只是當地的立委倡議把某條小路上的坑坑窪窪填平。
這種認真對待小事的態度，也反映在教育上。比如，中國或美國任課老師大筆一揮可以決定學生成績的情況，而劍橋大學改本科生的考卷實行雙向匿名（學生不知道哪個老師改他的考卷，老師也不知道他改的是哪個學生考卷），而且每份考卷兩個老師改，如果兩個老師給分相差太大，還要引入第三個人做裁判。
作為一個老師，這樣的規則是煩不勝煩的。作為一個學生，這樣的規則則是可喜可賀的。
仔細想來，這樣的較真精神，真的必須以經濟發展為條件嗎？一個學校的老師認真地對待學生，需要花費多少GDP呢？還是只需要一種「認真對待權利」的精神？每次看到有人用經濟不發達來為很多中國人不排隊、隨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規則來辯護時，我就陷入深思，人均GDP到底和隨地吐痰有什麼關係呢？到底有什麼關係呢？到底他媽的有什麼關係呢？
6
我問一個學生，你覺得英國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什麼？
他想了想，說，排隊。
英國人對規則和秩序的尊重簡直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劍橋由於馬路窄，開車易堵，所以多數人市內交通靠自行車。就如何安全騎車的問題，有很多交通規則，比如要戴頭盔，晚上要開自行車前後燈，更不用說要老老實實等紅綠燈了。我開始以為戴頭盔這樣的規定，也就是紙上寫寫而已，我自己反正是不會為了安全騎車而買頭盔的。
但我驚奇地發現，早上去學校的路上，有一半左右的騎車者都真的戴頭盔。我還驚奇地發現，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裝自行車燈並在晚上打開。有一回我的後車燈壞了，還被一個後面的人吼了一聲。
我以前回家的路上，一個十字路口上有一個行人交通燈，還有一個汽車交通燈，綠燈亮時行人燈先亮，過5秒鐘左右汽車綠燈亮。自行車屬於模糊地帶，可以跟著行人走，也可以跟著汽車走。我發現，總有一批騎自行車的人，無論如何要等著汽車綠燈亮了之後再過路口——儘管自行車道和行人道相互平行，根本不衝突，儘管交叉街道的紅燈早就亮了，他們過馬路是完全安全的。有一回我在行人綠燈亮了之後蹬車過去，又被後面一個人給吼了一聲：「你這樣騎車是不對的！」
我心想真是多管閒事，給你送北京去，一輩子也別想過馬路了。
當然同時也感慨，法治精神發源於這個國家，一點也不奇怪。
基本上要預測一個國家的民主質量，統計一下有多少人愛闖紅燈可能是非常有效的變量。一個有很多國民不但不闖紅燈、行人綠燈亮了還不夠還非要等汽車綠燈亮才發動自行車的國家，對人類文明做出不成比例的巨大貢獻，那是非常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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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對文明的貢獻，劍橋大學最突出的貢獻恐怕就是它產出過的科學家了。牛頓，達爾文，被稱為計算機之父的圖林，發現DNA結構的Crick和Waston，寫《時間簡史》的霍金……以及很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來的科學家們。
話說也是劍橋校友的李約瑟老師曾經提問：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呢？
我想這事難道很費解嗎？劍橋大學成立於1209年，與北京的國子監成立時間大致相當。問題是各自都在教什麼呢？中世紀劍橋大學的課程包括：邏輯學，幾何，數學，法律，醫學，修辭，音樂，當然也少不了神學。國子監呢？四書五經，四書五經，四書五經。你說，當全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在那搖頭晃腦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關於這個浩瀚世界的知識縮減為「人際關係學」時，人家從邏輯、從幾何、從對客觀世界的好奇心出發，抵達現代物理、天文、生物知識，有什麼奇怪嗎？如果牛頓出生在中國，20歲的他，冥思苦想為什麼蘋果往地上掉而不是往空中飛並把這個困惑告訴他人時，他爸爸會不會一巴掌扇過去，說：你吃飽了撐的是吧，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還不趕緊討個老婆去！
我以前在國內讀研上課時，可憐的老師時不時被學生這樣質問：老師你說我們學這些有什麼用呢？能不能教點對我們找工作有幫助的東西？
我很想知道當年牛頓講授重力原理和月亮軌跡時，是不是也有一幫這麼討厭的人在問：老師你說我們學這些有什麼用呢？而如果有人這樣問，牛頓會不會反問：難道僅僅滿足我們的好奇心還不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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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劍橋對政治和人文領域的貢獻不像科學領域那麼璀璨，但也不乏重量級歷史人物。話說一位叫羅素的老師，長期受到一位叫王小波的小說家追捧備受中國文青的關注，但羅素似乎並不是劍橋人文領域裡最出色的。他的一個學生曾經在論文答辯會上拍著他的肩膀安慰說：「沒關係，我知道你永遠也不會看懂我的論文的」。那位同學名叫維特根斯坦，是個終生一驚一乍的drama queen。
另一位令羅素戰戰兢兢的劍橋校友是經濟學家凱恩斯。羅素老師曾經這樣評價凱恩斯，「每次我和他辯論的時候都膽戰心驚，因為大多數時候和他辯論都是自取其辱。」
當然另一位老師又對凱恩斯不服，他既不是劍橋的老師也不是劍橋的學生，但是他任教的倫敦經濟學院二戰時撤到了劍橋，而他正好在此期間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通向奴役之路》。這本書很大程度上是批評凱恩斯的，但凱恩斯對它這樣評價：「無論道德上還是哲學上，我都對這本書完全贊同，不僅贊同，而且深受打動。」好吧，地球人都知道，那位老師名叫哈耶克。
往遠裡說還有更多的傳奇。1805年，一位同學來劍橋上大學，但是他一點也不喜歡劍橋，覺得它是酒鬼和流氓出沒之地。「我找到一個新朋友了，世上最可愛的朋友」，1807年他給朋友寫信道，「一頭馴化了的熊，我把它帶到了這裡。他們問我帶它來幹嗎，我說，要不給它一個教職吧。」這位同學叫拜倫。
更大的猛男1615年到這裡來上學。N年之後，他看當時的國王很不順眼，便夥同其他議會成員把該國王送上了斷頭台。又過了N年，國王的兒子復辟了，又把該人的屍體從墳裡挖了出來，頭骨取下，插在一個竹竿上示眾多年。後來幾經周折，該頭骨1960年被送回了劍橋大學，埋在Sidney Sussex學院。該鬥士，眾所周知，是改變英國歷史的克倫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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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家網絡壞了，就去學院餐廳上網。那時候早就過了晚飯時間，但是有兩個吃完飯的女孩沒走，一直在那聊天，主題是反恐戰爭和穆斯林移民問題，兩人越說越大聲，一個多小時還沒說完。我一邊為不能清淨上網而心煩意亂，一邊又忍不住感慨：我在劍橋中餐館吃飯時，從來沒有聽到過旁邊的中國大學生如此激情洋溢地討論公共事務。都是新世紀新青年，何以如此不同呢？
當然我也見過激情洋溢的中國學生。一個在這邊讀高中的中國女孩，報考我們學院。面試的時候，但見她反應如秦剛般敏捷，言語如姜瑜般犀利，「中國迅速地擺脫了經濟危機，表現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反華分子們根本不瞭解中國，中國有自己的文化，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每年我還能讀到很多這樣的來自中國的本科碩士博士申請材料。他們有一套戰無不勝的語言和邏輯體系，充滿了信念，卻絲毫沒有困惑。
但是沒有困惑的青春是多麼荒涼啊。
教三年書下來，我發現最好的學生都有一個特點：充滿好奇心。他們不是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不斷地追問和反問你，更重要的是，不斷地追問和反問自己。他們最開始跟你討論問題，也許會從某個作者在某本書裡說過什麼開始，但最後總是慢慢地轉向經驗世界中的問題本身，以此來反思理論的合理性。
「我決定開始學印地語」，一個學生最近告訴我。
我嚇了一跳，問：為什麼呀？
「因為我以後想研究東印度公司，學印地語有幫助。」
「可是東印度公司的材料都是英文的吧。」
「印度方面應該也有印地語的材料。」
我得承認，一想到以後我回國了很可能再也碰不到了這種僅僅為了搞懂一個問題而去學一種相對生僻語言的學生，便感到有一點點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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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琥珀之城，我最喜愛的，是它的牆。
各種各樣的牆。有19世紀經典的紅磚牆，有哥特式教堂陰森的大理石牆，有小碎石拼貼起來的小圍牆……最不好看的是那種黃中帶綠的磚牆，看著髒兮兮的；最好看的是17、18世紀左右翻修的一批學院外牆，大塊石料，簡潔硬朗，原來大約是米白色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演變為斑駁的古銅色。不單是顏色，還有光澤，質地，和被時間的小火慢慢燉出來的氣息。
我在劍橋經歷過的最動人一刻，是有一次開學術會議，開到一半溜出來散心的片刻。走廊一邊是個大玻璃窗，窗戶對著一個中世紀庭院，院子裡是一塊綠油油的草坪，在雨中晶瑩透亮，雨聲的背後是庭院一角的鋼琴聲。我趴在窗前想，這個彈琴的人，應該是一個14世紀的少女，穿白裙子，金色的頭髮，白血病人，還沒來得及愛過就已經死去。繼而覺得時間也許從來就是靜止的，旋轉的只是我們這些從黑暗中來到黑暗中去的人。
去年是劍橋建校800週年。800年，在中國有宋元明清，在英國有帝國興衰。其間無數帝王將相叱吒風雲，無數戰士血戰沙場，無數文人奮筆疾書，如今他們都紛紛歇菜了，唯有這個小河邊上的大學城依然生機盎然。他們說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但劍橋大學這個宴席吃了800年還是燈火通明。
800週年的紀念活動中，有一項是組織劍橋的800個師生給100年後的劍橋師生寫信，我看到這個新聞時不免驚歎，好傢伙，時間單位都是以百年記的。但轉念一想，人家已經優哉游哉地度過了800年，再折騰個800年也不稀奇。可惜沒人讓我給百年之後的劍橋學生寫信，不然我會像金聖歎老先生那樣務實，告知100年後某個懵懂無知的孩子：「豆腐乾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滋味」，對了，Mill Road上那家韓國店的豆腐，比旁邊那家廣東店的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