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應該變成壞人，是嗎？」電影《道路》裡，孩子這樣問爸爸。
「任何時候。」爸爸答。
與好萊塢其他的災難片相比，《道路》最大的特點就是毫無希望。在《彗星撞地球》裡，人類靠聰明才智擊毀了撞向地球的彗星；在《後天》裡，被淹沒城市的倖存者最後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地心》裡，科學家們最終逆轉了紊亂的地心磁力……但是在《道路》裡，陽光已經消失多年，莊稼和樹木不再生長，建築紛紛腐爛，人類幾乎滅絕，剩下的「人」已經不再是人——他們像動物那樣四處翻找越來越不可能找到的文明時代的遺剩食物：一瓶可樂、一盒罐頭……在不能找到這一切時，他們吃人。
在一個毫無希望的世界裡，「善」還是必要的嗎？在生命本身都不再有意義時，「做個好人」還有意義嗎？
電影裡大多數人以行動作出了回答：像其他動物一樣，他們瞪著血紅的眼睛，被永恆的飢餓驅使，將眼裡的世界分為食物與非食物，急迫地向食物撲去，哪怕這個食物有一顆跳動的心臟，跟他們說一樣的語言。
但是主角父子的選擇不同。他們寧願餓死也不吃人，甚至碰到垂死的同胞時，孩子堅持：爸爸，給他一瓶罐頭吧。
「你必須守住內心的火焰」。
但是，為什麼呢？為什麼要「守住內心的火焰」呢？真的，為什麼要追求美好呢？以前我曾和一個基督徒就道德的起源辯論。在他看來，人類的同情心、愛的意願、對美好的嚮往是如此神秘如此頑強，只能用「神意」來解釋。「比如所謂自然權利，哪有什麼『自然』呢？天上怎麼會掉下來權利呢？當人們訴諸『自然』時，實際上是在訴諸內心深處的上帝」。我說道德哪有什麼神秘之處，它完全可能從達爾文主義的角度得到解釋：人與人之間一定程度的友愛善意是一種集體生存的策略，「團結就是力量」，這種策略經過幾百萬年的進化，慢慢內化為一種本能情感，這和上帝有什麼關係呢？
看完《道路》走出電影院，突然想起這場辯論，並意識到自己的邏輯是多麼的噩夢——也許正確，但是噩夢——如果「善」其實是一種求生策略，那麼「惡」其實也是，如果都是求生策略，那麼，難道善惡本質上沒有區別嗎？難道將罐頭分給瀕死老人的孩子，與那些捕獵同類的食人者，沒有區別嗎？
不對。不對不對不對。
走在深夜的大街上，幾乎感到上帝的影子從前面一閃而過，感到他寬大袖袍的一角拂過臉頰。
所以《道路》本質上不是災難片或親情片，它是一個哲學上的拷問，直指人類在生存困境面前的道德虛空。因此，它講的不是後災難時代的故事，而是現在，此時此刻，你、我所置身的世界：只是此時此刻的匱乏不那麼極端，作惡也不像食人那麼極端，但是把電影裡的極端性去掉，它所暴露的就是我們當下的生活本身。它追問每一個人：如何從生命的虛空裡打撈「善」的意義？
以前讀到過別人出的一道題：假如有一天一種非常強大智慧的外星生物來到地球食人，你有機會去說服他不要吃你，你能舉出什麼樣的理由去說服他，而這些理由卻不能用來說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來。如果我說人類比牛羊豬聰明會製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說我們都聰明到可以造出可以飛到地球的船了你們那點波音747還好意思拿來說事。如果我說人類感情豐富會哭會笑，外星人沒準會說，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後馬上就去捐助我們星球上的希望小學啊。人吃動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類比它們強大智慧，但是如果強大智慧就是幹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麼希特勒屠殺病殘兒似乎就合情合理。
因為想不出來理由，所以對食肉這件事始終暗暗視為人生污點。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罪惡感本身也許就是「內心的火焰」？這火焰來自哪裡，又為什麼在心中辟啪作響，我至今無法領悟，卻因為它的微光一天比一天更誠惶誠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