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是真喜愛曾國藩。在新書《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中，他把曾國藩刻畫成一個正直又不乏圓通、清廉卻也有掙扎、智慧但又有點笨拙的學習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題中之意，但是圓通、掙扎、笨拙則給他增添人性的質感——高大全這款男人早就out了，據說現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愛曾。在讀張宏傑的書之前，我對曾國藩的全部知識只是：這是一個勤奮奔波於全國各大地攤、給各界小爬蟲帶去希望的成功學專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會以「我的成功可以複製」為題去各大高校巡迴演講。但是讀張宏傑的書，我知道了這其實是一個謙虛謹慎的老頭兒：「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說得真好。
我還喜愛他的誠實。面對如雷貫耳的史書，他有如孩子面對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馬、班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杖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我們知道，誠實，尤其是面對權威保持誠實，是需要勇氣的。
當然他最大的優點是堅守原則。當大官，從京城翰林當到直隸總督，他不肯收禮。搬家的時候，有知府給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張草蓆。又有軍官給帶去十六包大禮，他只收一頂小帽子。到最後，堂堂直隸總督，連家裡喝點黃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時人送皆不受，今成風氣，久不見人饋送矣，即紹酒亦每斤零沽」。仔細想想，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沒有打瞌睡的時候嗎？「婉拒」一天兩天容易，「婉拒」一輩子難；自己「婉拒」容易，家裡的妻兒老小、門房巡捕都「婉拒」難。曾國藩能一輩子做到這個份上，起碼可以追認共產黨員381次。
據說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做「日課」。什麼叫「日課」呢？就是成天跟自己過不去。參加飯局耽誤了讀書，檢討。看見漂亮女人多瞧了兩眼，檢討。說話急躁跟人吵架，檢討。言辭虛偽言不由衷，檢討……「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看來，「罪感」和懺悔意識並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顆永不停歇追求「成聖」的心。這樣說來，一百年後的「思想改造」運動也不是沒有歷史淵源。當時全國人民都成了曾國藩，「斗私批修一閃念」。自虐，我是說，自我鞭策，是我們的優良傳統。
然而，作為一個政治家，個體「成聖」與否真的有那麼重要嗎？我們真的需要聖人們治理國家嗎？還是，我們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個好的制度而已？「成聖」是儒家這個盒子裡的最高境界，但終究只是一個盒子裡的最高境界。西人說：Think outside the box.
今天看來，曾國藩至多只能算是一個「體制內改革家」。但如果「體制」本身錯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擰緊了一個錯誤體制的螺絲釘。雖然曾國藩做了一輩子的「日課」，今天為少讀一本書、明天為多參加一個飯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沒有為命喪湘軍的成千上萬人而痛心疾首過呢？我好奇的是，有沒有一個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軍戰船的船頭，面對對面的太平軍，突然「課」到這一層：老子在這裡殺來殺去，有啥意思呢？其實那邊也都是些窮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裡那位少爺無辜多了，不如划船過去，一起划拳喝酒？
儒家的士大夫裡，以「成聖」為畢生追求的豈止曾國藩。從前，有一個老頭兒，他叫方孝孺。後來，他死了。從前，又有一個老頭兒，他叫海瑞。後來，他也死了。他們都死得可歌可泣，壯懷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掃興的西人又說了：我不會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對的。
但是士大夫們肯定自己是對的。豈止是對的，完全就是大義凜然的。他們憤恨「玩物喪志」，卻沒有想過，沉迷於「玩志」也可以喪「智」。他們用「禮」製造了一個巨大的籠子，這個籠子不僅僅把民眾，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給裝了進去。當年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們不肯。幾百個官員跪在午門外哭天搶地，就是為了阻止一個少年出門旅行。這大義凜然，毛主席講話了，叫「本本主義」。
「本本主義」還只是追求「成聖」的良性後果，更多人在「成聖」的壓力下成了貪官。也是，你給人家工資發的是一年二百兩，但是京城的生活費是四百兩，還要幾千兩「炭敬別敬節敬冰敬」各路人馬，不貪怎麼辦？規則不夠用，潛規則來替補。「以德治國」的危險在於，過於動聽的口號由於缺乏可操作性而必然導致弄虛作假。所以，與其對人性有過高的期待追求「成聖」，不如放低期待，承認人的局限性：同樣是自私自利，公開透明地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裡自私自利要好，因為前者至少可以朝規範和管制開放。這才比較接近「科學發展觀」。
當然，就像一個人不能拎著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拽離地面，四書五經裡泡大的曾國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資源決定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決定遊戲規則。英國的著名自由主義者密爾與曾國藩年齡相仿，他們在中西方走過了同一個時代，當密爾寫下「今天這個時代，自主思考、獨立行動就是造福你的種族」時，曾國藩卻在悲觀地哀歎「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在一個衝下懸崖的汽車裡，再好的司機也無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國藩「日夜望死，憂見宗社之隕」。一想到在那樣無望的時代，曾國藩還奮發圖強，對他的欽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轉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奮發圖強，也只能哀歎「天命」之不可違，卻從未抬頭觀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覺得個人面對歷史，還真是胳膊擰不過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