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政治詞彙中，有一個大約是人見人愛的：憲政。當今時代，無論你來自哪個國家、屬於哪個政治派系，對「依法治國」恐怕都少有異議。當然憲政裡的法，指的是憲法。
理想的憲法是一個好的地圖，一個國家走到哪不認路了，往地圖上一查，就有了基本的方向感了。但問題是，憲法不是固定在牆上的一張圖，它是一隻兔子——它會跑，會跳，會成為槍手的獵物。2009年的洪都拉斯政變，可以說就是一場憲政危機。政變雙方都自封是護法者，都想讓憲法成為自己的獵物。
事情起因於總統塞拉亞的連任夢。按照洪都拉斯憲法，總統不能連任，到明年一月塞拉亞兩期到任，就該下台了。但也許是出於權力慾，也許是出於「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理想主義，塞拉亞還不想下台。不想下台怎麼辦呢？受到其戰友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事跡的激勵，塞拉亞決定推動公投修憲。今年2月，查韋斯曾用公投修憲的方式，爭得了連任下一任總統的機會。塞拉亞決定如法炮製。
但問題是塞拉亞是塞拉亞，查韋斯是查韋斯。同樣是左翼民粹主義政治家，查韋斯控制大量的石油收入，而且委內瑞拉社會的左翼土壤比洪都拉斯要深厚得多。塞拉亞的東施效顰效果不佳，不但民間反對的聲音很大，國會、最高法院、軍方同時反對。根據洪都拉斯法律，只有國會才有召集公投的權力，總統沒有這個權力。當國會反對為此召集公投時，塞拉亞一意孤行堅持公投；當軍隊拒絕為塞拉亞發放選票時，塞拉亞一意孤行解雇了軍方首腦；當最高法院要求恢復軍方首腦職位時，塞拉亞一意孤行堅持發放選票。6月28日，在投票前的幾個小時，軍隊發動了政變，將睡眼惺忪的塞先生送到了哥斯達黎加去。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奧巴馬、查韋斯、聯合國、美國國家組織、世行、拉美各國異口同聲地譴責洪都拉斯軍方，「國際社會」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同仇敵愾了——整個國際社會，除了洪都拉斯本國民眾。在某網絡論壇上，一群洪都拉斯人孤獨地吶喊：這不是非法政變，這是保衛我們的憲法！
洪都拉斯軍方現在肯定特別委屈。首先是「老大哥」美國一反常態，沒有支持後院的這次右翼政變——美國本來一直是拉美的「政變之友」，遠的如1973年美國支持智利政變，近的如2002年布什政府默許委內瑞拉政變，這次卻因為奧巴馬新政，站到了「對方陣營」裡去。更重要的是，在洪都拉斯軍方看來，此政變非彼政變，是塞拉亞違憲在先，軍方代表國會和法院護法在後。一個洪都拉斯網民發問：「我不知道國際社會想傳遞什麼樣的信息，是一個民選總統可以為所欲為嗎？」
塞拉亞總統肯定也特別委屈。通過投票修憲來延長掌權時間，近年來風行全球，這個「依法獨裁」的遊戲，怎麼偏偏就他玩栽了呢？2004年白俄羅斯通過公投修憲，總統盧卡申科就此獲得兩任之後的競選機會；2007年敘利亞公投，允許阿薩德總統再連任一屆；2008年阿爾及利亞議會投票，通過了取消總統連任限制的憲法修正案，總統布特福利亞就此可以謀求第三個任期；2009年查韋斯的勝利就毋庸贅言了，3月阿塞拜疆也用公投修憲的方式，為延長阿利耶維斯總統任期掃清了道路；哪怕就在塞拉亞被議會和法院趕出家門的同時，尼日爾總統坦賈則用解散議會和法院的方式推動8月的公投修憲，目的當然仍是總統任期的長久化。當然，這些國家公投修憲的過程往往迷霧重重舞弊百出，但這不妨礙它成為一個流行遊戲。比獨裁更可怕的，恐怕是獨裁者學會了使用「憲政」這個道具。
當然，憲法的工具化似乎也不應該是洪都拉斯軍方政變的理由。如果它的目的是護法，就應該把塞拉亞「扭送公安局」再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問題，而不是假造一封塞拉亞的辭職信，然後把他驅逐出境。更不應該在政變之後打壓國內的塞拉亞支持者，從而把此政變變成了彼政變。
其實洪都拉斯的憲政危機，本質上體現的是拉美式民主的悖論，即民粹式民主和制衡式民主之間的張力。塞拉亞企圖和委內瑞拉的查韋斯一樣繞過權力機構之間的水平制衡，直接訴諸民眾支持來治理國家，卻沒想到「三權分立」在洪都拉斯竟比較貨真價實，「兩權」彈出來，和軍隊合作，捆住了「第三權」的手腳。從這個角度來說，洪都拉斯的憲政危機恰好說明其政治比白俄羅斯、阿爾及利亞、尼日爾等國更進步，塞拉亞還需要氣喘吁吁地去追趕那隻兔子，說明兔子還沒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