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春天裡

這本書是我近年的專欄和隨筆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給《新世紀》的時評專欄，第二部分主要是更早些時給《南方週末》的國際時政專欄，第三、四部分主要出自《新週刊》的政治書評影評專欄，最後一部分則是一些更個體化的雜論。在此一併感謝，謝謝這些報刊曾給我提供的平台。

這些文字大多在網上都能找到——想省錢的讀者可以放下此書，去買杯拿鐵或一碗牛肉拉麵。之所以仍然願意結集出版，一則作為一個作者，還是希望自己各奔東西的文字能夠有家可歸，端端正正碼一起，有「小團圓」的喜悅——尤其我近年想暫停專欄寫作，這樣的總結就成了對一段時光的留念；二則念及自己當初寫作這些文字時的辛苦，希望它們配得上更持久的閱讀，而不僅是一次性消費——我讀過一些「專欄快手」的自白，有「兩根煙功夫」寫出來的，有「交稿前兩小時動手的」，有「飛機上趕的」……我好像從未有這樣的自信和從容，每次交稿前焦慮三天，醞釀兩天，動筆一天，每掙1000塊稿費平均要給自己買零食、咖啡、衣服、化妝品等1200元。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我相信這些文章集結在一起所傳遞的信息，相比它們零散的存在，其重量和清晰度是不一樣的，而這些信息在今天的中國值得被反覆和清晰地傳遞。環顧四周，被顛倒的「國」與「民」關係仍然遠未被撥亂反正；習慣性謊言對人的智力羞辱還在繼續；一句「制度的問題」反覆被用以推卸作惡中的個體責任；政治問題道德化或經濟問題道德化，為民粹主義培育著延綿不絕的土壤；以儒家觀念或者西方極右話語否定「政治平等」之價值，將自身預設為精英然後翹著蘭花指讚美前現代式的精英主義；對精緻品味與審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識分子的真問題意識……這本書試圖傳遞的信息是，既需要對國家之頑固、也需要對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識分子之矜驕說「不」。

奇怪的是，儘管有如此之多的理由悲觀，我仍然對中國——更重要的是，對中國人——的未來感到樂觀；也許有一天情況會變糟，但也是為了變得更好而變得更糟。我見過香港人為捍衛自由而抗爭的畫面，也知道台灣地區轉型期族群衝突再劇烈最後大體還是訴諸法治解決，我不認為中國人具有某種胎記式的國民性——事實上我認為，認定自由、民主「只適合西方」的看法是一種變相的種族主義，而種族主義是一種過於懶惰的世界觀。

樂觀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人性的信心。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惡，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樂，而選擇的權利——自由——是快樂的前提；同時，權力制衡——民主作為其維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我不相信一個喜歡數理化的人一輩子只能讀四書五經會快樂，不相信一個擅長經商的人一輩子只能給領導寫報告會快樂……追求快樂的本性使每個人都成為潛在的革命者，而一個遠離快樂的制度也許可以依靠信息控制維持很久，但在信息控制越來越不可能的世界，一條縫會漸漸變成一扇門。

樂觀還來自於對情境的判斷。有朋友在讀清末民初史的時候感慨，一百年了，中國並沒有真正的進步。我不這樣認為。一百年來極左經濟模式的全球性失敗已經使多數中國人認識到市場經濟與財產權利的重要性——而一百年前即使孫中山和胡適這樣的進步人士對此也沒有清醒認識；一百年前中國沒有龐大的中產階級，今天中國的中產階級已頗具規模；一百年前絕大多數中國人是文盲，人均壽命三十幾，今天中國識字率百分之九十多，人均壽命七十三；一百年前全球只有二十來個初級意義上的年輕民主國家，今天全球五分之三的國家已是民主國家……經濟基礎、社會結構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已經為新的制度變遷創造基礎，這種看法用學術語言來說叫「結構主義」，用崔健《藍色骨頭》裡的一句歌詞來說則是：爸爸，我就是一個春天的花朵，正好長在一個春天裡。

當然不是說一個更好的制度會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自動」降臨，觀念的變化顯然是必要環節。觀念又怎樣變化？除去經濟社會發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識的傳播與價值的澄清則依賴於人為的努力。我不認為一個人可以告訴他人他們所不知道的觀念，事實是他只能告訴他人他們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觀念，所以所謂啟蒙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對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將過於霸道的聲音擰小，將被屏蔽的聲音放大，將司空見慣的思維方式打上一個問號，將盒子裡的光釋放，這當然不是一本書可以做到，只希望其努力是往這個方向。

由於這些文字所登載的報刊及欄目性質不同，也由於寫作斷斷續續跨越三年兩國（我2010年夏天從英國回到中國），這些文章的風格旨趣有些差異，可能給閱讀帶來一些跳躍感，望讀者有所諒解。此外本書中有幾篇曾收入《送你一顆子彈》或其他出版機構的文集，但為保持自己評論系列的完整性，還是將它們收入此書，也望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