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夏天已經過去，在暑熱和戾氣逐漸散盡的初秋重提《南京！南京！》或許是個好時機。
必須承認，關於這部片子已經有太多針鋒相對甚至南轅北轍的評論。面對這樣一個黑色深重的題材，每個人的觀看過程總是一再地被「沉渣泛起」的歷史記憶和「泥沙俱下」的現實經驗打斷。究竟哪些場景是「歷史」上不真實的，哪些情節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哪些橋段是「品位」上不夠高尚的，哪些立論是「政治」上不夠正確的，哪些處理是「情感」上冒犯觀眾的，各種觀點是如此地對立和糾結，以至於我有一個近乎相對主義的判斷——那得看你更「願意」相信電影本身的道理，還是自己的道理。
以角川自殺為例，日本觀眾加籐嘉一相信這樣的日本兵不止一個，而更多的中國人則認定這只是特例或者壓根就是杜撰！隱藏在這類「硬事實」之爭背後的是理念上的分歧。事實上，問題的關鍵根本不在於能否在歷史上找到「角川」，而在於當陸川刻意放大角川的敘事地位時，他就必須直面兩個尖銳的指控：第一，用「佔領者的視角」去審視1937年的南京城乃是一種「漢奸」行為；第二，在30萬條生命的背景下濃筆描述侵略者的人性，體現的是一種虛假且孱弱的人道主義品味。我無意回應「漢奸電影」這個莫須有的指控，因為它不僅嚴重誤讀了陸川，更是在矮化和羞辱咱們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
說到電影審查制度，不禁讓我想起十年前那部同樣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電影《鬼子來了》，眾所周知這部片子最後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在國內公映。根據未經證實的「電影審查委員會審查報告」，其中的一個理由是這樣的：「劇本第40頁：毛驢發情一場，原文學劇本中已改為毛驢鑽入鬼子糧倉。現影片第1590鏡至1606鏡，未做修改。此情節格調低俗、無聊。」倘若該報告屬實，則我們應該毫無保留地相信電影局官員的智商，他們既然能夠看出毛驢發情是無聊的，就一定能判斷出《南京！南京！》到底是不是漢奸電影。
說來有趣，《鬼子來了》的導演姜文與陸川的緣份不淺。姜文不僅主演了陸川的處女作《尋槍》，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與陸川「合拍」了這部片子，成功地注入了不少姜版的老奸巨猾和玩世不恭。必須承認，這多少與陸川「熱血青年」的風格有些格格不入。
事實上，也正因為陸川是熱血青年，所以《南京！南京！》就特別地緊張，從畫面到情緒到整體掌控都顯得緊張。相比之下，姜文這部被槍斃了的《鬼子來了》要放鬆很多，中國農民的狡黠，生存的小智慧，面對殘暴時的絕望，絕地處出於本能的反抗，反抗時的瞻前顧後，乃至於腦殼落地後的陰魂不散死纏爛打，這一切都表現得非常——人性。
沒錯，是人性。如果說《南京！南京！》是一部極富「人性關懷」的片子，那麼《鬼子來了》就是一部極富「人性」的片子。之所以在「人性」後面抹去「關懷」二字，不是說姜文不關懷人性，而是說姜文刻意迴避了「人性關懷」這類宏大敘事所帶來的形式主義「滯脹」。仍舊是那個未經證實的《電影審查報告》：「劇本第39頁，大家商量送鬼子回去一場，原文學劇本中描寫日軍到了村中，將大米灑成一圈，將百姓圈住，逼百姓吃飯，吃不下的還按住頭往嘴裡塞，日軍隊長講話時，百姓們都不理他。而影片第1763鏡至1871鏡，將這場戲改為聯歡，並大力渲染，一起喝酒唱歌，百姓們感激不盡，日軍與村民親如兄弟，並有『今兒我高興，不單是沖這幾車糧食，主要是沖皇軍給了我們面子』等台詞。」審查局官員認定「這是對劇本立意的重大改動，從根本上悖離了主題。」
中國老百姓愛面子，哪怕這面子是鬼子給的，該高興就高興，這道理政治上不通，人性上通。相比之下，當《南京！南京！》最後一幕赫然打出「小豆子，還活著！」的時候，雖然在特定的語境下讓全場掌聲雷動觀眾熱淚盈眶，但是事後總讓人不禁心生疑竇：這樣的處理是不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這樣的感動是不是一種劇場效應以及導演的刻意為之。
當然，這些事兒不能全怪陸川。有時候，「關懷」是一個很「隨便」的字眼，它可以落實到很具體的事物上，也可以依附在很抽像的概念上，特別是那些超級抽像的超級概念，比如民族，比如國家，比如人性……也正因為如此，「關懷」極易面臨的一個指控是，它總是與「裝」撇不清干係。
《鬼子來了》與《南京！南京！》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反差，原因之一在於題材不同。雖然都是抗戰片，但《鬼子來了》選擇的是膠東半島一個封閉農村的小環境，這是一個幾乎被八年抗戰遺忘的角落，雖然最後發生了屠村事件，但對於整個大歷史來說並不構成「事件」，所以姜文在大部分時間可以用近乎「戲謔」的方式去敘述。而《南京！南京！》注定只能濃墨重彩、正襟危坐地去演義，任何微小表情的不端都會被視作不恭。個人的生活史在這一刻無可逃脫地被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所捆綁，宏大敘事是必由之路。
原因之二在於導演在年齡、閱歷以及性情上的差異。我相信姜文永遠也拍不出《南京！南京！》，就好像陸川拍不出《鬼子來了》。姜文從來不是一個政治上正確的人，他的「一點正經沒有」是骨子裡的。而陸川則是一個嚴肅的知識分子，這種內在的氣質讓他沒法不喜歡「天地有浩然正氣」之類的價值觀，我猜想這也是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多的不嚴肅的知識分子討厭陸川以及《南京！南京！》的緣故，因為一旦知識分子嚴肅起來，就是一個既「無趣」又「簡單」的有德之人。
十年過去，從《鬼子來了》到《南京！南京！》，一個深描「人性」，一個弘揚「關懷」，一個雖然被禁但通過網絡廣為傳播，另一個則登堂入室並最終贏得億萬票房，兩相比較，到底是進步還是墮落，我說不好。還是維特根斯坦的說法深刻又討巧：「依其本性，進步看上去總比實際上更為偉大。」
1934年，奧地利猶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決定為一個叫做伊拉斯謨的人道主義者立傳，在這本題為《一個古老的夢》的小書中，茨威格寫道：「歷史……不賞識溫和派，不賞識扮演斡旋者角色、充當調節者的人；總之，歷史不賞識有人情味的人。她看中的是狂熱派，是極端無度的人，是思想和行動領域中的冒險家……」也正是這一年，茨威格不堪納粹迫害決定流亡海外。8年後，他和妻子在巴西雙雙自殺，用生命印證了那本書裡的斷言：「對抗的緊張狀態在歷史上偶爾也會發展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這時簡直是出現一場席捲大地的風暴，人道主義頓時成為用手一撕就破的薄紗。」
陸川的失敗以及成功在於，他試圖再次給這個世界蒙上一層人道主義薄紗；而姜文的成功以及失敗則在於，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經明瞭，這人道主義的薄紗其實一撕就破！
（200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