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某次監考，開考已過1小時，一個從未在課上露面的學生匆匆進場，西服革履手提公文包，逕直來到講台前，語帶誠懇地索取考卷：「老師，我是大四的學生，在東四環那邊實習，晚高峰實在太堵了……」
任教以來，類似的「雷人」要求並不鮮見。不久前一位碩士生來信，稱明年要申請國家項目出國深造，但學績分距離標準還有差距，因此「希望老師能夠給我一個95分，幫助我把學績分提高一些」。驚愕之餘，我回復道：「這樣坦白的要求我還是第一次遇到，我只能說你想拿95分的話，需要你本人的幫助，那就是論文寫得足夠好！」
當怒氣漸消，我慢慢意識到這和學生的人品關係不大，而實在與大學以及整個社會風氣關係極深。有德性的人多是被造就出來的，沒有德性的人多是被縱容出來的。大學生將會擁有什麼樣的德性，歸根結底要看大學以及社會的現實邏輯在鼓勵什麼樣的德性。
在一次閒談中，鄧正來教授問道，既然在座的各位都篤信法治，那麼請問如果你的親人犯事，你首先想到的是咨詢律師，還是迅速在腦海裡搜索自己的關係網？舉座默然。
大學生應該擁有什麼樣的「德性」？我以為最迫切的不是智慧、勇敢、節制這樣的古典德性，而是「公平遊戲」的精神。那兩位學生之所以敢於提出非分要求，恰恰是缺乏公平遊戲精神的表現。
按說在一個資源相對匱乏且人人自利的環境裡，「正義」幾乎必然會成為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相應的，公平遊戲精神也應當成為公民的基本德性。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依賴於互惠行動點滴積累起來的正義局面非常脆弱，相反，非正義局面的氾濫倒像甲型H1N1流感一般注定流行。
這個學期結束後，一名學生向我抱怨，稱某門考試中大半同學都在偷看，監考老師卻對此不管不問，於是他憤而起身走到第一排坐下，眼不見為淨。我聽後一度無語，因為我無法預知下一次他是否仍有起身離開的理由和勇氣。
休謨說：「如果我獨自一人把嚴厲的約束加於自己，而其他人卻在那裡為所欲為，那麼我就會由於正直而成為呆子了。」成為呆子仍不可怕，更加可畏的是那些自以為得計的「搭便車者」不僅不會反躬自省，反而會進一步揣測呆子們是「大忠似偽，以博直名」。當社會的普遍心理以偷奸耍滑為榮、以誠信守常為恥，那麼社會合作的基礎也就接近土崩瓦解了。
一旦學生對努力的意義和分數的公平失去信心，考試就會成為一場勾心鬥角的廝殺。隨著國家財政投入力度的加大以及各種社會資源的湧入，一個始料未及的後果是，大學的評分體系正日漸喪失原有的功能（如「鞭策學生努力學習、鑒別卓越、鑒定學生成就水平、提高教育質量」），而逐步異化成可以直接兌換現實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事實上，這個戰線已經延伸到考場之外，除了學績分將直接影響到未來的保研、出國以及獎學金的申請，還有更多不確定的因素會深刻影響學生的前途與錢途，比如社會工作的參與程度、師生的私人交情乃至是否參與國慶隊列訓練，等等。
在如此混亂的評價體系以及巨大的物質利益誘惑下，學生幾乎不可能在「所得」與「應得」之間建立起正確的認知，並最終確立起公平遊戲的精神。以那位討要高分的研究生為例，他的邏輯簡單又荒謬：因為他需要這個分數來出國，所以他不僅必須而且應該得到它。相比之下，那個大四學生儘管同樣缺乏公平遊戲精神，但是他的理由卻要「充足」許多：臨近畢業、就業環境惡劣、全校公選課之易通融、北京的交通狀況、學校追求畢業率……必須承認，在與殘酷現實的對決中，德性培養從來處於底氣不足的尷尬境地。
據說張靈甫兵敗孟良崮之前，曾經上書蔣介石，痛陳國民黨軍內體制昏聵，致使「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投機者自為得志。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如果我們仍舊對這個時代抱有信心，相信這個社會終將成為一個互利和正義的合作體系，我們就必須建立賞罰分明的公正體系，正面激勵大學生的公平遊戲精神，因為他們是「未來的主人翁」，因為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有徹底成為問題的一部分，還有可能成為問題的解決者！
（200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