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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節:遙遠的懷念(1)

遙遠的懷念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編輯部出了這樣一個絕妙的題目,實在是先得我心。我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寫這篇文章的任務。

唐代的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今之學者亦然。各行各業都必須有老師。\"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雖然修行要靠自己,沒有領進門的師傅,也是不行的。

我這一生,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過很多領我進門的師傅。現在雖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為\"人之患\"(\"人之患,在患為人師\"),但是我卻越來越多地回憶起過去的老師來。感激之情,在內心深處油然而生。我今天的這一點點知識,有哪一樣不歸功於我的老師呢?從我上小學起,經過了初中、高中、大學,一直到出國留學,我那些老師的面影依次浮現到我眼前來,我彷彿又受了一次他們的教誨。

關於國內的一些老師,我曾斷斷續續地寫過一些懷念的文章。我現在想選一位外國老師,這就是德國的瓦爾德施米特教授。

我於1934年從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在故鄉濟南省立高中當了一年國文教員。1935年深秋,我到了德國,在哥廷根大學學習。從1936年春天起,我從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曾旁聽過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我當時就對梵文發生了興趣。但那時在國內沒有人開梵文課,只好畫餅充飢,徒喚奈何。到了哥廷根以後,終於有了學習的機會,我簡直是如魚得水,樂不可支。教授也似乎非常高興。他當時年紀還很輕,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更年輕,他剛在哥廷根大學得到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專家,專門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除了梵文和巴利文外,還懂漢文和藏文,對他的研究工作來說,這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一個中國人為什麼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他完全理解。因此,他從來也沒有問過我學習的動機和理由。第一學期上梵文課時,班上只有三個學生:一個鄉村牧師,一個歷史系的學生,第三個就是我。梵文在德國也是冷門,三人成眾,有三個學生,教授就似乎很滿意了。

教授的教學方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關於德國教外語的方法我曾在幾篇文章裡都談到過,我口頭對人\"宣傳\"的次數就更多。我為什麼對它如此地偏愛呢?理由很簡單:它行之有效。我先講一講具體的情況。同其他外語課一樣,第一年梵文(正式名稱是:為初學者開設的梵文)每週兩次,每次兩小時。德國大學假期特長特多。每學期上課時間大約只有二十周,梵文上課時間共約八十小時,應該說是很少的。但是,我們第一學期就學完了全部梵文語法,還念了幾百句練習。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梵文恐怕是語法變化最複雜、最煩瑣,詞彙量最大的語言。語法規律之細緻、之彆扭,哪一種語言也比不上。能在短短的八十個小時內學完全部語法,是很難想像的。這同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是分不開的。

第一次上課時,教授領我們念了念字母。我順便說一句,梵文字母也是非常囉唆的,絕對不像英文字母這樣簡明。無論如何,第一堂我覺得頗為舒服,沒感到有多大壓力。我心裡滿以為就會這樣舒服下去的。第二次上課就給了我當頭一棒。教授對梵文非常複雜的連聲規律根本不加講解。教科書上的陽性名詞變化規律他也不講。一下子就讀起書後面附上的練習來。這些練習都是一句句的話,是從印度梵文典籍中選出來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種死文字,不像學習現代語言那樣一開始先學習一些同生活有關的簡單的句子:什麼\"我吃飯\",\"我睡覺\"等等。梵文練習題裡面的句子多少都脫離現代實際,理解起來頗不容易。教授要我讀練習句子,字母有些還面生可疑,語法概念更是一點也沒有。讀得結結巴巴,譯得莫名其妙,急得頭上冒汗,心中發火。下了課以後,就拚命預習。一句只有五六個字的練習,要查連聲,查語法,往往要做一兩個小時。準備兩小時的課,往往要用上一兩天的時間。我自己覺得,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真正是充分調動起來了。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逐漸適應了這種學習方法。頭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裡的火越發越小了。我嘗到了甜頭。

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以外,我在德國還開始學習了幾種別的外語。教學方法都是這個樣子。相傳十九世紀德國一位語言學家說過這樣的話:\"拿學游泳來打個比方,我教外語就是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們推下水去。如果他們淹不死,游泳就學會了。\"這只是一個比方,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的道理。雖然有點誇大,但道理不能說是沒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成了某一派\"革命\"群眾的眼中釘、肉中刺,被\"打翻在地,踏上了一千隻腳\",批判得淋漓盡致。我宣傳過德國的外語教學法,成為大罪狀之首,說是宣傳德國法西斯思想。當時一些\"革命小將\"的批判發言,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胡說八道,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種教學法興起時,連希特勒的爸爸都還沒有出世哩!我是\"死不改悔\"的頑固分子,今天我仍然覺得這種教學法能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盡早獨立自主地\"親口嘗一嘗梨子\",是行之有?的。

這就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留給我的第一個也是最深的一個印象。從那以後,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征從軍為止,我每一學期都必選教授的課。我在課堂上(高年級的課叫做習彌那爾)讀過印度古代的史詩、劇本,讀過巴利文,解讀過中國新疆出土的梵文貝葉經殘卷。他要求學生極為嚴格,梵文語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規律都必須認真掌握,決不允許有半點馬虎和粗心大意,連一個字母他也決不放過。學習近代語言,語法沒有那樣繁複,有時候用不著死記,只要多讀一些書,慢慢地也就學通了。但是梵文卻絕對不行。梵文語法規律有時候近似數學,必須細心地認真對付。教授在這一方面是十分認真的。後來我自己教學生了,我完全以教授為榜樣,對學生要求嚴格。等到我的學生當了老師的時候,他們也都沒有丟掉這一套謹嚴細緻的教學方法。教授的教澤真可謂無遠弗屆,流到中國來,還流了幾代。我也總算對得起我的老師了。